1978小岗村的生死状

1978：小岗村的“生死状”

（播出稿）

编导蔡曜宜王俊

嘉宾：1、严俊昌 67岁，时任小岗生产队队长

2、严宏昌时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3、沈浩 2004年由安徽省财政厅派到小岗村任职的村支书

4、关友江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现任村委会副主任

一、开篇

1、大片头。

2、短片：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5月11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经修改后，冲破重重阻力，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此举被称成为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声春雷”，它昭示着一个风起云涌时代的来临。

（采访胡福明：谈1978年大背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

这一年的12月18日，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共和国作出了决定国家命运前途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大幕由此拉开。

3、行进式出镜（《定格》摄制组的汽车开进凤阳县小岗村、村头牌坊）

主持人牌坊下出镜：《定格》的第一期，我们来到了安徽凤阳县的小岗村，1978年是一个时代的新的起点，正是在这一年的年底，在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这个曾经以花鼓闻名世界的地方，18户农民秘密按下手印，签下了一户分田到户的生死契约，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无意间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4、定格画面：18颗红手印照片。压上字幕：1978，小岗村的生死状

二、访谈

1、饥饿的前夜

主持人：此刻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就是30年前大包干的两位带头大哥——严俊昌先生和严宏昌先生，欢迎两位!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位置叫做“大包干纪念馆”，就是为了纪念30年前那场轰动全国的大包干，在我们的后面就是非常有名的雕像，它记录了30年前小岗村的18户农民，他们所做的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今天呢，我知道两位带头大哥，你们的雕像都在里面，我想问一下俊昌大叔，哪个是你？

严俊昌：站着的、披着棉袄的那个。

主持人：你觉得这个像雕得怎么样？

严俊昌：还可以，有点像。

主持人：有点像。

严俊昌：那时候主要瘦的、饿的。

主持人：宏昌大叔，哪个是你啊？

严宏昌：我是中间坐着的那个。

主持人：坐的这个，你是拿了一支笔。

严宏昌：对。

主持人：我听说你当时是村里面学历最高的。

严宏昌：马马虎虎，我高中只读了半年。

主持人：在30年前，你们当时在这个屋子里面来按手印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后，它会变成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严俊昌：当时没有想到过，哪能想到那么多，想到吃一顿饱饭就满足了。

主持人：就吃一顿饱饭。

严俊昌：对，哪里想到有今天！想都不敢想象。

主持人：在按这个手印的时候，你当时每年的口粮大概是多少？

严俊昌：我们每年口粮基本上说不清楚，估计三四斤泡馍子，一年可能吃百来斤粮食。

主持人：那合到一块的话，一天大概三四两，那么当时你们一天吃这么点粮，就饿得厉害了。

严俊昌：我最长的一两个月都没吃过粮食，靠什么？就靠吃野菜，吃树叶子，到冬天没得吃，树皮都剥来吃掉了。我当时饿得不能走路，爬的，爬到外边，将杨槐树的皮用刀刻下来用火烧着吃。

主持人：到了1976年，1977年呢？

严俊昌：到了1976年，也是逃荒要饭，还是靠吃野菜。当时，包括我也饿得吐血，有几个人饿得吐血，常年在外要饭的人好些，凡是在家坚持干生产的，全部饿坏了。

主持人：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当时你们家里头都有些什么财产？

严宏昌：我家是三间篱笆墙的房子，上面盖的是草，露着天，家里面没有桌子，没有板凳，吃饭的碗都传着吃的；吃饭的筷子就是随意折两根小棒子，或者就是高粱秸秆子，都用这个当筷子；要说穿衣，我一件小褂，就穿一个小褂，有八九斤的份量，比现在最重的一件棉大衣都重。

主持人：怎么会这么重呢？

严宏昌：那就是哪怕破了一点就得缝一条补丁在上面，破了一点就缝了补丁在上面，我是从小学时候穿的一直穿到我下学，就那一件衣裳。

主持人：俊昌大叔家里当时最值钱的是什么？

严俊昌：一无所有，没有值钱的，啥都没有。我一间破草房，一个破大床，像宏昌讲的，没有板凳，没有桌子。

主持人：你刚才说的，很多人都出去讨饭，村里大概有多少人出去讨过饭？

严俊昌：村里头讨饭的，可以讲，全部出去讨饭。有一年是栽秧时段，选了半天秧苗，只找到一个人，人到哪儿去了？都要饭去了。没搞大包干前，在那时候，年年都出去要饭。

主持人：当时心里面难受不难受？一个大小伙子出去要饭。

严俊昌：可难受了，都想撞墙，丑死了，可难受了。人家讲的，大家伙去要饭，这不丢人吗？那是逼得没法子。

主持人：一方面呢，他们都说您年轻人，而且从手能看得出来，是个能干活的人，那为什么不

在家里种地，非要出去要饭呢？

严俊昌：那时候种地来讲，一个“大呼隆”，他出工不出力，这是一个；

主持人：什么叫“大呼隆”？

严俊昌：就是我们这些人都在一起坐着，要栽秧都在一起栽秧，要割麦都在一起割麦，这就是“大呼隆”。第二来讲，你真正要，我是生产队长，这个家要我当，没人来阻挡我，我也可以讲我不能穷成这样子。为什么？那时候一个，阶级斗争，小岗年年有工作组，他们工作组目的干什么？主要是抓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有些就是搞一些形式、赛诗啊，你要如果坚持干生产，他说你一头脑都是生产。如果你做一首诗，你受表扬，证明你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你如果不做诗，就是你对社会主义不满。我在那个环境下，我脑子里就想不通，为什么想不通呢？我们劳动人民不是赛诗赛来粮食，不是搞形式能搞来粮食，我们是要用我们的双手，流汗，这才能得来我们的成果。当时就对我有看法了，给我编了首诗，怎么编的呢？说我“头上长毛，脚上长刺，集体生产干不好，带着群众在里捣”，意思说我围攻宣传队。通过这次问罪学习班，“连毛带刺都刮掉，革命重担一担担”。我气得队长不干了，生产队长不干了。所以我们整个来讲，也不是我们农民懒，那就是整个的形势政策下，真的会这样搞。

主持人：就是生产队这种方式，其实不适合生产。

严俊昌：不适合。

主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

严俊昌：就是做“大呼隆”，人的思想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我讲，大家不要笑，有的要解手，你要说他，他说解手你还管我吗？一跑跑了半里路远，这样就影响生产了。

2、穷则思变，18户按红手印

短片：1978年是中国政坛急剧变革的一年，也是小岗人面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思的一年。时任凤阳县委秘书的吴庭美在1979年撰写的《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一文中，生动地记录了小岗人动乱后的反思：……不少老社员说：“我们都是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看着长庄稼的地大片荒着，心里像油煎的一样。我们种田人不交一粒公粮，却常年吃着国家供应的粮食，感到面愧。我们也知道怎么干能多收粮食，但‘政策’不许啊！”

主持人：宏昌大叔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生产队这样做不行？

严宏昌：在大包干的五六年前我们就议论过这个事。

主持人：但是为什么一直到1978年了突然有了想法了，说咱们自己要包干到户？

严宏昌：那就是根据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成熟。

主持人：他们说1978年那一年特别旱，说收成特别不好。

严宏昌：对。

主持人：所以大家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打算想点自己的办法。

严宏昌：那一年，作为我们小岗来讲，还算可以的，因为那一年工作组带着我们,产量搞得比一般队还稍微好些，还收成两三万斤粮食。但是，这种做法不管怎么样，始终使小岗得不到温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