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压力量表的编制

大学生压力量表的编制

作者：李虹梅锦荣

【作者简介】李虹梅锦荣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管理系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介绍大学生压力量表的编制及其标准化过程。本量表的编制过程分五个步骤，其中包括两个分研究。被试为北京市两所高校的一至三年级大学生，共507人。结果显示：本大学生压力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非常满意(Cronbach α=0.91)，6个月后的重测信度为满意(Cronbach α=0.78)，结构效度可靠。

【关键词】大学生/压力/学习烦扰/个人烦扰/消极生活事件

【正文】

1 引言

近年来的调查数字表明，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颇为严重。我们认为导致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学校环境中的各种压力。某些西方研究结果可以作为佐证。例如，有研究指出[1]，由于学校环境中的各种压力，许多大学生面临严重心理健康问题。在校大学生的自杀率比同年龄非大学生人群高50%左右[2]。由于西方学者比较重视大学生压力问题以及压力和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一些大学生压力问卷和量表也应运而生。大学生压力问卷和量表是测量大学生压力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也是压力研究的必要手段。比较常用的压力问卷和量表有：Blankstein等人(1991)编制的“大学生日常烦扰量表”[3]，Dobson和Metcalfe(1983)的“大学生压力问卷”[4]，以及Ge等人(1994)编制的“不可控消极生活事件问卷”[5]等。然而，中国大学生压力量表却不多见。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上述压力问卷及量表后发现，这些问卷和量表存在许多概念或其他方面有待商榷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现和解决有利于我们在编制自己的量表时扬长避短。主要问题分析如下：

第一，压力和心理健康状况混淆。由于压力反应和心理健康状况两者均为个人的主观感受，给测量带来一些麻烦。例如，心理健康状况好，对压力的反应相对较轻，反之，对压力的反应较重。如果我们把压力作为自变量，心理健康状况作为因变量，这两者的差异有时很难区分。这种混淆最容易出现在对日常烦扰的测量中。我们发现，某些大学生压力量表中的题目更接近心理健康问题或症状，而非压力问题。例如：“缺乏工作动力。”“总是担心未来。”（见Dobson & Metcalfe,Student Stress Inventory(sixth form version),1983）第二，校园压力和其他压力混淆。我们发现一些大学生压力量表中的题目并不突出反应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而更多反应了青少年的共同问题。例如“同兄弟姐妹的关系。”“不得不每天做饭。”（见Blankstein et al,s Brief College Student Hassles Scale,1991）。

第三，日常烦扰代替消极生活事件。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大学生最常报告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日常烦扰而非突发性消极事件，这个发现导致一些研究用日常烦扰代替大学生的全部压力源，也使得一些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消极生活事件对大学生的影响。事实上，在大学生当中，突发性消极事件的影响是存在的。例如：考试失败、被人当众指责等事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第四，不可控压力和严重压力混淆。在某些压力量表中，不可控压力通常代表严重压力。其逻辑关系为：因为压力严重所以不可控。事实上，许多压力虽然不可控，并非严重压力。例如：“好友离开。”“宠物死掉。”“哥哥或姐姐搬走。”（见Ge et al,s Uncontrollable Negative Life Events,1994）。这个概念上的混淆给研究工作带来的困难比其他几个问题更严重，尤其对压力和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

在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分析了西方大学生压力问卷或量表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认为一个好的大学生压力测量工具应能避免上述问题。以下第五点，我们将考虑文化差异。

第五，东西方文化差异。中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在高等院校的结构方面大体相似，因此，大学生所面临的压力有其共同性。然而，毕竟东西方文化不同，直接用西方压力量表来测量中国大学生的问题显然不合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其他测量中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反应方式不同。中国人倾向于做消极反应，而西方人则倾向于做积极反应。例如：中国人更愿意用“可以”或“还行”而不是用“好”或“很好”来描述自己的状况。西方人的反应则倾向于后者。

根据上述五个方面的考虑，我们决定自己编制一个中国大学生压力量表。中国大学生压力量表的编制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意义：①给大学生压力研究者以及心理学工作者提供一个研究中国大学生压力的可信和有效的测量工具，从而使中国大学生压力的定量化研究成为可能；②给大学生压力研究者以及心理学工作者提供一个可信和有效的在消极生活事件影响和日常烦扰影响之间进行比较的工具，这种工具是现有西方压力量表所不具备的；③同时，也可以通过测量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给心理健康研究者提供导致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最直接资料。

在开始编制量表之前，我们首先阐述针对上述五方面问题的解决办法。

第一，测量对压力源的反应而非压力反应。我们采用Lazarus和Folkman(1984)[6]的压力定义作为本研究的压力定义，即压力是刺激－反应的交互作用。更进一步，压力是个人对某种压力源是否构成压力以及对自己应对压力源能力的评估。因此，压力反应带有明显的主观性，而压力源是客观存在。一个人是否把某种压力源反应为压力与自身原有的或当时的心理健康状况密切相关。为避免混淆压力反应和心理健康反应，我们将按照压力源而不是压力来编制测量题目。换句话说，尽量使题目客观，尽管难以做到绝对客观。

第二，测量校园压力而非其他压力。在我们对西方文献的回顾中，校园压力主要包括学习、社会和情绪方面（如：Hilary et al,1994）[7]，或学习和个人方面（如：Murphy & Archer,1996）[8]我们将不测量校园以外的压力。

第三，测量日常烦扰及消极生活事件。我们认为，大学生的压力既来自日常烦扰也来自消极生活事件。因此，在我们的量表中，将同时包括这两个方面。

第四，测量压力程度而非可控性。我们认为，压力的严重程度和可控与否并非一回事。轻度压力不一定可控，严重压力不一定不可控。压力程度和可控与否是两个概念，虽然它们有交叠性。在我们的量表中，将以压力的严重程度来划分等级，而不以可控性来划分。

第五，测量中国大学生的压力源。如上所述，虽然中国大学生和许多西方国家大学生所面临的压力有其共同性，中国大学生所面临的压力也应有其特殊性。我们在编制测量题目的时候主要根据大学生自己的报告，西方文献仅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