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性善论

浅谈性善论【摘要】：封建时期把儒家思想作为法定的治国思想，实际上，儒家思想首先是一种伦理道德哲学，其关心的问题是心性之学。

“心性之学就是人之所以有理义，之所以有道德之学”。

“性善论”是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哲学基础，其不但对心性之学，乃至对中国古代的法制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种影响经过几千年的洗礼沉淀给现今的民众留下了深深的烙痕。

至今许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态及价值形态中仍留有“人性善”的痕迹，这种法律价值心态对现今的法治是极为不利的。

【关键词】：人性本善、人性向善、孟子【正文】：“性，从心，生声”。

在中国古代，“性”就是“生”，即“人之初”的“生”。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大致相近的。

孔子没有明言性善还是性恶，为其后人向不同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孟子继承孔子，首创“性善论”。

孟子认为，人刚一出生时人性是善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进一步认为善有仁义礼智四端，而“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孟子所谓的‘性善’不是指人具有先天的道德观念，而是说人天生具备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

关于人为什么为恶，孟子认为一是客观环境的影响，二是主观上是否有向善的愿望。

二者之中后者是最重要的，所以孟子特别强调个人加强自身修养，修回善性。

孟子在“性善”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仁政”思想是孟子“性善论”的顶峰，也是其终极目的。

孟子之所以从人性入手“正人心，息邪说，拒诐行，放淫词”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一方面，剧变的历史现实，激烈竞争的政治形势要求哲学理论更具有说服力，可信度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相对自由的理论环境，严峻的思想理论竞争要求诸子百家只能以理论的深刻性解释现实、探讨现实以立足于众学说之中。

道德是关于人的行为的理论，人既是道德的主体，也是道德的客体，因此，深入到道德的深层挖掘其背后的原因就不可避免的要从人自身入手，这样才能符合历史的需要。

性善论”大致贯穿了两千年来的思想史。

中国古代的儒家圣人基本都持人性本善的观点。

孟子之后，汉董仲舒认为善与性有一定距离，但他并不否认人人都有善端：“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

尽管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增加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分说法，但天命之性本善却是根本。

所谓天命之性是“理”，“理则无有不善”，而气质之性则“一本而万殊”，以此补充孟子人性本善的不够全面之处，如他所说：“孟子说性善，他只见得大本处，未说得气质之性细碎处”。

明代大儒王阳明虽为心学家，但也认为“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本无不正也”。

由此，儒家学说虽历经两汉经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的变迁，然而儒学者在“人性本善”的倾向上却没有改变。

宋代《三字经》开篇就将“性善论”概括为“人之初，性本善”，并将其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可见从宋开始，“性善论”不仅为士人所接受，并已深入一般民众的心里，进一步形成了价值意识形态。

孟子提出“性善论”在当时并未受到统治者重视,但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完善与巩固，儒学成为显学，“性善论”逐渐被重视并被后人继承和发展，这与其自身的本质特征是又必然联系的。

1、“性善论”中的“善”是一种价值或更精确的说是一种价值体系。

“性善论”中的“善”可分为三个层次，“‘善’首先指的是仁、义、礼、智诸德行和符合它们的德行。

其次，‘善’指的是人的优秀性。

最后，‘善’指的是一种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价值”。

第一层是基础，仁义道德是唯一的“善”，其他的“善”只能是对它的引申、补充。

第二层内涵是对第一层的补充，仁义礼智之所以谓“善”，是由于它是人类的优秀性和应具德性。

由于它，人才与禽兽动物区别开来。

第三层是对前两层的引申拓展，道德之所以是善，是因为它能够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满足人们的需要。

2、强调尽心知性。

“性善论”强调人的本性存在先验的善的同时，认为人有不善的原因即外部环境和自身主观愿望的影响。

为了能使人的善性得到保存和发展，“性善论”强调道德修养，存心养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道德修养从良心、善端开始，向着仁义礼智诸善德和君子圣人的人格这一目标迈进。

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

3、强化宗法伦理观念。

儒家最早的典籍中就出现了宗法伦理思想。

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4]君臣父子关系被认为是统治中不可缺少的“大伦”。

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把君臣父子关系依然看作是最根本的二伦，并进一步提出了“人伦”的概念。

孟子认为“人伦”是人的本性，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

“性善论”强化了孔子的宗法理论，说明了人之所以成为人和人的价值所在。

后来，视人伦为人的本性的思想被宋理学吸收，完善为封建的伦理纲常思想。

“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具有先天的善性，充分肯定了人身上具有可向高尚道德发展的潜在因素，“无疑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产生”。

[16]但是，每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历程具有具体性，因而道德水平必然存在差异。

善恶作为人们的价值评判是社会的概念。

“人之初，性本善”的本质是把后天的概念用到先天的属性上去，即把人的社会属性的善恶移到人的自然属性上，因此，“性善论”的负面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性善论”强调人的自身修养，即“内圣”，只要诚心修身，既可成圣成仁，无往而不胜。

“内圣”可致“外王”，修身是手段，“内圣”是目的，而前提是人有根本的善端。

整个儒家文化的精神方向，就是以圣贤作为理想的人格典范和人生追求的目标，鼓励人们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因此，政治上崇尚“贤人之治”便成为一种必然。

董仲舒对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挥使其符合了当时的统治需要。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性善论”自然也为皇权所用，统治者鼓励民众加强道德修养，修回善性。

董仲舒把君主神化为“天子”，从而加强了君主的至上权威。

君主应该用礼乐教化来达到美政善治的目的，否则，上天就会收回赋予君主的权力。

董仲舒思想的核心目的在于强化君主统治地位，在民众都有“善性”的基础上推行“仁政”。

“性善论”本身的理论主张及客观上儒学的倍受推崇，使“性善论”成为政治上有力的思想统治工具。

“善”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完善和补充了道德之善的内涵。

道德之所以谓“善”，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

人们之所以要遵循仁义道德，就在于仁义礼智人之固有，克己遵循，则能“尽性事天”；就在于仁义是正路坦途，遵循之可富家保身；就在于得民心则得天下，而得民心的关键在于以仁义待民等等。

符合道德的便是“善”的，导致了道德越位扩张，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道德手段。

道德的越位造成泛道德主义。

“泛道德主义就是将道德意识扩张，侵犯到其他文化领域（如文学、政治、法律、经济）去做它们的主人，而强迫其他文化领域的个性，降于次要又次要的地位；最终极的目的是把各种文化的表现，统变为服役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

道德泛化不利于法治建设。

道德和法律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彼此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赖的是人的自觉及良心，是一种自律性的东西，其功能是为了扬善；而法律则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其功能是为了制恶。

两者虽因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毕竟由于各自本质不同，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不能互相代替。

一旦道德代替了法律，这样势必引起疏于立法的建设，而不利于法律制度的健全。

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应以法律健全为基础。

同时，泛道德主义注重人的善性完善，不可避免的为人治奠定了基础。

泛道德主义对法治建设的另一个负面作用在于它造成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从而助长了司法腐败。

“人性善”重视人的自身修养，注重个人的道德需要和精神鼓励，却蔑视物质利益，忽视了个人主义，个人情欲对社会本位主义的制衡与冲突作用。

以司法官员的廉政建设为例，廉政办法中多是道德层面的规定，其目的在于塑造廉政形象，奖励多以精神奖励为主，辅以少量的物质奖励。

这样忽略了司法官员的其它需要，甚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

司法官员有道德要求，但这种需求以生存为基础。

“性善论”主张人的道德存在高于生命的存在，“君子忧道不忧贫”。

实际上，人的基本生存需要都不能满足，又如何去饿着肚子空谈道德呢？司法官员的道德伪善就不可避免了。

在现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一方面要求司法官员严格执法，做道德楷模，另一主面却不得不用低薪奉养司法官员。

司法官员个人的情欲主义无法满足，也就无法确立司法从业人员的崇高社会地位。

所以，有效推进法治进程，把法官的道德需要建立在充裕的物质基础上也是不可或缺的。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法治环境是必不可少的。

传统中国受“性善论”的影响贻误了法治进程。

在新世纪之初，使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落实到实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继承民族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因素的同时，我们要依据国情，大胆吸收借鉴西方法文化的精髓，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此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总之，中国法治应具有中国特色，应具有国人易于接受的内容和形式，法治的进步必将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