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前清举人眼中废除科举前后的社会变迁
科举制度废止后士人心态的变迁
科举制度废止后士人心态的变迁学生:王万红指导教师:刘庆炬淮南师范学院政法系摘要:1905年清政府一纸诏书停罢科举,在中国历史上延绵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并永远退出历史舞台。
科举制的废止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更直接冲击和震撼了以习举业为生的士人的心态,士人的职业倾向、文化观念、政治态度、人生理想等方面均发生重大转变。
而士人心态的变迁也带来了诸如四民社会解体、工商实业兴起和社会风气转变等一系列社会效应,更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关键词:科举制度废除;士人心态;变迁The Changes In The Mentality of Scholars After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Student: Wang WanhongInstructor: Liu QingjuPolitics and Law Department of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Abstract: In 1905 , the Qing government edict stoped civil service exam , which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stretches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1300 from the stage of history.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caused wide and profound social change, and a more direct impact and shock to the mentality of scholars.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cultural values,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ideals of life of scholars have taken place such as dramatic changes. The changes in the mentality of scholars not only brought a series of social effects such as Simin social disintegration, the rise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nd social changes , but also accelerated the demise of the Qing Dynasty.Key words: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mentality of Scholars; Changes前言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
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清末新政时期,废除科举制度对清王朝的命运乃至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教育制度、文化传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一方面结束了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取士的历史,直接改变乱舞官僚体系的铨选内容和仕进渠道,引起中央行政体制的变化,另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知识体系的更新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成为共和政治的铺垫。
”[1]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科举制度说成是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可见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下面从三个方面试述废除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1.废除科举制度对近代教育制度建立的影响中国自秦以来,“百代尤行秦法政”,中央集权制度一直持续2000多年,中央集权制度在王朝建立初期的确有整合社会资源、行政运行高效、维系社会稳定等作用,但其弊端也比较明显,其中由于其长期运行所形成的周期惯性以及体制内缺乏外部竞争压力所导致的封闭、腐朽等特性使得许多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科举制度的废除正是如此,操之过急而又未找到更为合适的选拔官员人才的替代性制度。
在清末新政的各项措施中,兴学堂、奖游学是清末新政取得明显成效的措施之一,清政府原来预期在1901年废除科举,而科举妨碍学堂的推进和开展是导致提前废除科举的直接原因之一,科举考试尽管在晚清尤其是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考试内容开始转向时务,四书五经的地位受到质疑,但四书五经仍然是考生作答、考官阅卷得分的主要参考依据,考生对于西方引进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法律等实用学科由于考试不怎么考依然没有多大兴趣,在晚清的会试科考中,居然出现过将拿破仑解释为“拿着破烂轮子”这样的笑话,科场士子对世界名人国际局势尚且如此无知,更何况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早在1898年京师大学堂就已经开办,1903年清政府又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但科举的吸引力还是比新式学堂大的多,1903年末科乡试前夕,“大学堂两馆生已纷纷赴汴乡试,两馆所存学生不过三十余人,每日功课亦不认真,徒存大学堂外观而已。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
社会生活是一场人们理性地追求他们的切身利益的竞争运动。 与此同时,社会秩序则以某种形式超然于这些各自利益的冲 突之上。传统的乡村社会秩序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整合。 这种儒家思想,是一种社会秩序的中轴,使得其他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围绕这根中轴,不至于偏离方向。这种儒家思想 有着信仰的载体,即是传统的绅士和私塾。前者是儒家思想 的体现者和宣传者,后者是儒家思想的根据地和传播源。
即使有新式学堂,农民的孩子还是上不起学,新式学堂是 “贵族学校”的代名词。正因如此,民国时期,伟大的教 育家陶行知倡导乡村师范教育,他说:“中国师范学校多半 设在城里,对于农村儿童的需要苦于不能适应。城居的师 范生平日娇养惯了,自然不愿到乡间去的,就是乡下招来 的师范生,经过几年的城市化,也不愿回乡服务了。所以 师范学校虽多,乡村学校的教员依然缺乏”。另外,清末 和民国时期政治动乱、国家分裂,各级政府对乡村教育漠 视,这些都不利于乡村新式学堂的普遍建立。
学术界对废科举颇为重视,部分研究成果渗透在研究科举制 度的专著之中; 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对此也有专门的论述,主 要有谢俊美的《科举制度存废的历史考察》(《历史教学问 题》1998年第4期)、刘佰合的《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社会整 合的弱化》(《安徽史学》2000年第3期)、杨齐福的《清末 废科举制度的文化效应》(《中州学刊》2004年第2期)、刘 海峰的《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厦门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罗志田的《科举制 度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等。
单击添加副标题
第十章 科举制度废 除与乡村社会变动
单击此处添加文本具体内容,简明扼要地阐述你的观点
1905年,在中国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这一 举动给清末和民国乡村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美国传教士 林乐知在废科举不久曾发表评论:“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 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 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虽然他没有指出这“可 惊可骇之奇效”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所指的恐怕是正面效果, 而非负面影响。
科举制度与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
科举制度与明清时期的社会变迁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是一项影响深远的制度。
这项制度的创建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实现了后来“不问出身,重视学问”的理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社会评价与选拔制度。
在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运作与影响更加巨大,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
同时,在这个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的进程也异常复杂与多样化,科举制度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科举制度的演变科举制度经历了自唐朝以来的历程,从唐朝至元朝,科举制度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标准的选拔制度。
进士、举人、解元、贡士、童子五科,考察内容包括文、墨、诗、书、数等,科举考试一次只有一名成功者,考中进士后便成为官僚。
这个制度实现了之前的统一国家课程,给人们提供了平等机会,并且使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民阶层也有了上升的机会。
到了明代,科举制度新增了进士一科,科举成为了统治阶层的由来,大多数官员都是科举出身。
在明朝的时期,科举制度更为严格和正规化,但同时官僚制度越来越僵化,这导致很多非府官人才无法得到应有的机会,而民间强调文化、考试之类的现象更是日益增多。
尽管被诟病,科举制度不可否认的是一个相对较为公平的制度,代表了一种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石。
科举制度与社会变迁科举制度的出现是伴随着社会变迁而来的。
在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落实给了贫民阶层晋升的机会,但可能是由于官僚系统的严密化,天下大同的构想难有实现。
在古代中国,提供晋升机会的渠道也缺乏,关系第一,而科举制度打破了这种恶性循环的的状态,打破了这个社会在头衔皆大于实质意义上的恶性循环状态,成就了当时许多优秀人才的官场之路。
然而,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原有机制和功能出现了变化。
随着清朝实行了满汉分封制,各地土司、宗室的存在和抗争,使得从考进士到掌权的路途可能更为困难。
此时科举制度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精华之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举考试是社会上的权贵和普通百姓们都看重的事情,可以说是一个封建社会万千众生都可以参与的考试,尽管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社会阶层问题,但保证了一定程度上的平衡。
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
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罗志田清季科举制的改革始于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之时,中间虽曾一度复旧,但到1905年则彻底废除。
过去对废除科举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是否有利于清季政治改革这一层面,较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问题。
其实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联系和中介作用。
科举制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无疑是划时代的。
如果说近代中国的确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话,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注:参见罗志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的传统中国政治统治》,《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
可以想见,废除这样一种使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的关键性体制,必然出现影响到全社会各层次多方面的后果。
但是,清季人在改革和废除科举制时基本只考虑到其教育功用(这样的认知本身就是传统中断的一个表征)并试图加以弥补。
科举制的其他重要社会功用一般不在时人考虑之中,自然也谈不上填补,但其社会后果却是长远的。
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士大夫”已成一个固定词组,士是“大夫”即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统与政统融为一体。
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虽然可以有其他途径和选择,从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赏的取向,士与大夫的内在逻辑联系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会吸引力。
一旦科举制被废除,道统与政统即两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也随之而变。
中国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在近代向知识分子的转化、读书人社群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连续、相关而又充满变化的社会进程,正始于改科考、兴学堂到废科举这一制度变革(注:说详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清华汉学研究》第2辑(1997年11月))。
【案例说史】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
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罗志田编者按:本文节自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
罗志田,四川大学历史系七七级毕业,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如果说近代中国的确存在所谓“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话,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体制变动之一。
从汉代发端到唐宋成熟的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ution)。
在政治方面,它充分体现了“政必须教、由教及政”这一具有指导意义的传统中国政治理论。
古代中国的学校,本身也是官吏养成之地,其一个主要目的即造成有良好训练的官吏。
而教育和政治在制度上的连接,正落实在科举制之上。
科举制的功用并不止于此。
周作人曾深有体会地说:“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词,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
”这一跨越时空的维系物,就是中国的“思想文字语言礼俗”。
[1]的确,从先秦到清末西潮大举入侵之前,两千多年来形式上的“书同文”也就是一种共通的全国性思想言说(discourse)。
正是科举制使其制度化为一种统一的全国性思想意识市场,它恰起着全国性的商品市场在近代西方的维系作用,是传统中国社会能维持基本稳定的重要支柱。
除了这种社会的思想聚合作用,科举考试的最高一层在京城举行,与科举密切关联的太学、国子监、翰林院等,也都设于京师。
这些制度,又在不同程度上起着思想的社会聚合作用,使京师集政治中心与全国性的思想论说中心于一体。
同时,科举制逐渐成为中国上升性社会变动(socialmobility)的主要途径。
任何编户齐民只要能通过一定层次的考试就可以担任一定级别的官员。
故科举制同时也在行动和制度上落实了中国传统的“布衣卿相”梦想(这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其重要正类“美国梦”在美国文化中的意义),适应了以耕读为业的士阶层的社会需要。
浅谈科举制的废除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浅谈科举制的废除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1905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决定第二年将所有乡试、会试及各类科考一律停止,以后所有入仕者都必须出身于新式学堂。
科举制的废除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社会问题,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各种反响。
如果说上自朝廷高官下至莘莘学子对废除科举的反应,大都仅在教育制度或选官制度层面上,对这项变革做出或褒或贬的评论的话,那么少数中外有识之士却看得更深更远。
维新时期曾痛斥科举之弊端的严复则认为“此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将这一举措比作秦始皇废除封建制,设置郡县制的划时代改革。
当时《时报》亦载文为之欢呼:“胜矣哉?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薄海臣民之欢听。
驱天下人士使奋起精神财力,咸出于有用之途。
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他们超越了对废除科举制所产生的具体社会效果的评价,或多或少预感到科举制的废除是重大变革的前兆,是不可避免的,并蕴含着巨大的历史意义。
诚然,科举制相对于隋以前的世卿世禄制、察举制等选举制度有其进步性和合理性。
因此,尽管它存在弊端,受到历史有识之士的批评,但仍历千年而不衰。
然而鸦片战争后,随着国运日趋乖蹇,科举制也步入日暮途穷之境了,到戊戌变法之清末新政的几年里,在舆论频频抨击,权臣屡屡奏请下,经朝廷踌躇再三,这项制度终于被彻底废除。
千年古制废于一旦,缘由应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去寻找。
一、科举制对知识的规范已无法抵挡“西学东渐”的大潮科举初兴时代,传统文化——“中学”一统天下,科举制对知识的规范与社会对知识的需求之间虽有矛盾但不严重。
明初实行八股取士以来,“因命题范围狭窄,士子揣摩试题,读时文选本,模拟仿作,而束书不观,不务新知”,就连传统正宗学问——经史的发展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首先是统治者出于政治的需要而采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致西方文化逐渐传入,国人由惊叹新奇到趋之若鹜。
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的几十年间,由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西学东渐”已成为汹涌大潮。
变迁中的维续与固守——科举制废除前后的乡村社会精英【最新法学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讨科举制的废除对农村精英的影响。
本文首先阐述了在科举制废除之前的乡村社会精英的划分标准,认为乡村精英是既拥有一定的科举功名,又有一定的财富,并且还是宗族中有影响的人,他们就是乡村社会的士绅阶层。
士绅们在乡村社会的领导地位是凭借其所拥有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资源从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
本来士绅的影响基本上是在后台发生作用,但是在清朝晚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士绅阶层通过举办团练而极大地扩展了他们的权力,并逐渐从后台走向前台。
1905年科举制被废除,科举制的废除中断了士绅阶层的产生机制,然而在一定的时间界限内,士绅们凭借其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从而在新的权力机构中仍然居于领导地位。
本文从科举制废除之后的国家权力系统、农会、学堂系统及民间组织中士绅阶层的领导作用来论述这个问题,在科举制废除后的国家权力系统中士绅阶层通过地方自治机构来发挥作用:在农会中其领导人员也以士绅为主;在学堂系统中士绅的领导地位不仅体现在对学常这一机构实体的领导上,而且体现在对学堂思想的领导上,在民间组织如宗教组织中,士绅也能发挥领导作用。
关键词:科举制士绅乡村精英ABSTRACTOnthebasicoftheformerstudy,thethesisistryingtoprobeintohowtheruralelitewasundertheinfluenceoftheabolishmentofimperialexaminationssystem.Atfirst,thethesishasarguedthestandardoftheruralelitebeforeimperialexaminationssystemwasabolished,theargumentofwhichisthattheruraleliteswerethepersonswithdiplomaofimperialexaminations,wealthandinfluenceinhisgenes,whicharethegentsintheruralsociety.Resortingtotheirpolitical,economicalandculturalresource,thegentshadbeencomingintobeingintherealsocietylife.Originally,theinfluenceofthegentsfunctionedbehindthecurtainonthewholebutviaholdingtreatingSaturdayni曲tsoldier,thegentshadexpandedtheirpowertoalargedegreeonthecoerceofsurprisingTAIPINGRebellion,andbegantofunctioninthestageinsteadofbehindthecurtain.In1905imperialexaminationssystemwasabolished,whichbrokethecoerceofcomingintobeingofgents,butifnotoutofthegiventime,thegentsstillcouldleadthenewpowerorganizationsresortingtotheirpolitical,economicalandculturalresoUrce.Thethesishasprobedthisproblemviathegents’leadershipinstate’Spowersystem,peasantassociation,theschoolsystemandpopularorganizationafterexaminationssystemwasabolished.imperialAftertheimperialexaminationssystemwasabolished,thegentsfunctionedviatheautonomyorganizationinstate’Spowersystem,andthemostofthepeasantassociation’Sleadersaregents,andgentsnotonlyledtheschoolitself,butalsoledtheideologyofsch001.KeyWords:ImperialExaminationsSystemGentRuralElitesII⑩硕士学位论文MhSTER’STHESIS刖舌1905年,延续千年之久的科举制被废除,无论如何它算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
科举制废除的影响
科举制废除的影响科举考试是封建王朝分科考选文武官吏及后备人员的制度。
始于隋朝,于清末废,自隋唐到清代共历时一千三百多年。
科举制的存在对我国封建王朝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废除对我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05年,在中国推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被正式废除,在当时掀起巨大波澜,但对于此事,我们应该一分为二,辩证的看待科举制废除的得失。
科举制的废除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科举制被废除后对中国的发展也确实产生了积极影响。
首先,科举制度的废除对高等教育近代化与女学兴盛产生了推动作用。
有学者认为,早在19世纪中期开始,中国已兴起了新式高等教育,但在科举废止前,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的步伐一直十分缓慢。
这是由于科举不仅是传统高等教育的重心所在,而且还极大地制约着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
因此,科举改革事关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变革之全局。
科举存废成为新旧高等教育转化的关键所在。
废除科举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新学制迅速推广,近代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留学教育迅速发展,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和课程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废科举所带来的另一个有利影响是女学的兴起。
作为社会半边天的女性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女性接受教育则是反映其社会地位高下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平等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废除科举制度后的1907年,清政府已正式承认女学堂的合法性,女子教育也被正式纳入学校系统,这为女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女学从此便蓬勃地开展起来,且层次不断提升。
其次,科举制的废除促进了留学运动和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涨。
因受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中国人的出国留学热潮在20世纪初如狂飙突起,日甚一日。
据统计,从1904年到1909年,全国新式学堂的在校人数,增至156万人;赴日留学生也由1901年的274人增至1908年的3万人,此后历年皆有增加。
清末废除科举制的历程及影响.doc
清末废除科举制的历程及影响摘要:在晚清其亡国灭种的危机越发严重,一些开明人士逐渐深入分析传统教育的制度,尤其是科举制的弊端,同时提出废除与改革科举制思想,并且在20世纪初期最终废除了科举制。
本文分析了清末实际科举制的废除历程,探讨科举制废除的主要原因,同时研究废除科举制以后带来的消极、积极影响。
关键词:科举制废除过程废除原因影响科举制属于我国古代文人考试的制度,同时还是选官的制度,在唐朝与宋朝时期渐渐完善,而在明朝与清朝中期走向辉煌。
但到了清朝末期,由于受到各种变革的潮流冲击,科举制被废除,这一重要举措对当时的社会与中国未来发展产生于巨大影响。
一、清末的科举制废除历程科举制度属于隋朝与唐朝后各个王朝成立的选官制度,在隋文帝将世族垄断九品中正制废除以后,在开皇七年设置了清平干济与修谨两科。
在唐朝增设了明算、秀才、明书与明法等,同时还有道举、一史、童子与开元礼等科。
而后武则天行殿试,增设了武举,使得科举更加丰富。
但是在众多科目中,只有进士属于常设科目,并且较为重要。
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末期,在洋务运动发展与西学传播背景下,科举制产生改变。
1888年清朝政府第一在考试内容中纳入了自然科学,到了1898年增设了经济科,培养经时济变的人才。
应康有为的建议,将八股废除,改为策论,将实务作为命题[1]。
在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以后,慈禧太后命令全部考试都按照旧制度。
在1901年9月实施新政以后,各个地区的封疆大吏开始上奏折,提出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将经济特科恢复,到了1904年清朝出台了《奏定学堂章程》,这时候科举考试逐渐改成策论,但是并没有彻底废除。
直到1905年慈溪下达诏书,正式宣布从1906年(开始光绪32年)将科举制废除。
同年九月二号张之洞与袁世凯上奏,请求将科举考试停止,推广咸趋实学与建立学堂。
1906年清廷准奏,停止了全部乡会试,同时派学务大臣分发教科书,在各个州县设置小学堂。
到此在我国持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被彻底废除,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也完全分离[2]。
科举制的废除与中国读书人的命运沉浮
科举制的废除与中国读书人的命运沉浮一、科举制被废除造成社会断裂,中国失去社会重心科举制为社会的上下流通提供了渠道,这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并不存在。
对中国人而言,哪怕是处于底层的贫苦放牛娃,只要能读书、愿意读书,就存在向上流动的可能,就能够通过科举进入上流社会。
科举制强大的流动功能,使宋代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能够从底层源源不断地吸纳人才,从而维持政治的稳定。
因此,科举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这个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废除的直接动因是认为这套制度不再适合新式人才的培养需要。
但科举制被废除以后,清政府并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精英选拔制度来代替它。
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动荡也与此相关。
民国初年,开始有了国会议员选举,失去向上流通渠道的部分读书人把竞选议员视作新的“科举制”,把加入政党、当国会议员看成是做官,但这实际上并不具有科举制的功能。
科举制被废除造成了社会断裂,从此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和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制度化的联系了,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精英,成了自由浮动的资源,被抛向了社会,到了军队、商业、金融、实业、媒体、出版业和学院。
也有一部分生存在社会正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二、礼治缺乏制度性规定,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是礼治而非法治,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相信人。
法治不相信人,它拥有严格的制度设计,建立了超人格的制度化体系。
礼治却是建立在相信人的基础之上的,依赖于个人的德性,基础是人与人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以道德伦理为中心的礼治秩序。
它所缺乏的是宪政所必需的政道,即制度性、程序性的规定。
因此,在这个体系下,人就显得十分重要。
传统社会中,儒家士大夫强调教化和道德的表率风气,希望通过个体的道德表率来引导社会风气。
清朝末年,士大夫阶层中出现了一大批精英,造就了同治中兴的辉煌。
如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等都是这样的精英。
但在他们之后,士大夫阶层再也没有出现过优秀人物,这个阶层已经开始衰落了。
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科举制,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选官制度,其废除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通过对科举制废除后乡村社会的变迁进行深入分析,揭示这一制度变革对乡村社会结构、文化心理、教育发展以及乡村治理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
科举制的废除标志着中国选官制度的重大转变,从传统的以科举考试为主的选官方式转变为现代的教育和考试体系。
这一转变在乡村社会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对乡村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乡村社会的精英选拔机制、权力结构、文化传承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社会结构、文化心理、教育发展和乡村治理等多个方面对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进行全面分析。
通过梳理相关历史文献和实地调查资料,本文旨在揭示科举制废除对乡村社会的具体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如何塑造了乡村社会的现代面貌。
本文也将对科举制废除后乡村社会的变迁进行反思,探讨如何更好地促进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
二、科举制废除对乡村教育的影响科举制的废除,无疑在中国教育领域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而乡村教育所受到的影响尤为深远。
科举制废除之前,乡村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能够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因此教育内容多围绕四书五经等经典文献。
废除科举制后,乡村教育的目标和内容都发生了显著变化。
乡村教育的目标开始转向实用主义。
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新式学堂逐渐兴起,这些学堂不再以科举考试为唯一目标,而是开始注重培养学生的实用技能。
这种转变使得乡村教育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有助于培养乡村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乡村教育内容也发生了变革。
新式学堂开始引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现代知识,使得乡村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更为广泛的知识领域。
这种变革不仅拓宽了乡村学生的知识视野,也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和就业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然而,科举制的废除也给乡村教育带来了不少挑战。
一方面,由于缺乏足够的师资和教学资源,新式学堂在乡村地区的推广并不顺利。
1905年前后的科举废止、学堂与士绅阶层
内容摘要: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谕令,称1: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
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又与科举无异。
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尤皆切于实用。
是在官绅申明宗旨,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国家既获树人之益,即地方亦有光荣。
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谕令,称1: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之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条,均著照所请办理。
总之,学堂本古学校之制,其奖励出身又与科举无异。
历次定章,原以修身读经为本;各门科学,尤皆切于实用。
是在官绅申明宗旨,闻风兴起,多建学堂,普及教育,国家既获树人之益,即地方亦有光荣。
对于这一事件,前人或从宏观综论科举废止的社会影响,或从微观考察清政府废止科举的决策过程2,从而对这一事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但是,这样一个重大制度的废止,却没有在士绅阶层内部引起大的社会反响,其原因何在?对此却著墨不多,似仍有探讨的必要。
本文拟从清代仕途结构的变化、官方政策的制定以及士绅阶层的因应三个方面来讨论。
一清末科举的废止并不是一时的行为,如果从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算起,整整花了十年时间3。
在清代,科举制度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更重要的,它是一种选官制度,其变动涉及到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化。
由于科举是士人入仕之途,因此从清代科举与仕途关系的变化来看,或许更可见清末废科举的社会结构背景。
总的来说,清代民众入仕之途虽广,就其大略而言,分为正途的课目与异途的捐纳4,但科举是清代最基本与最重要的选官方式,且在制度上,科甲在任官上明显优于捐纳。
然而到十九世纪中国士绅阶层内部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绅士总数的增加,一是「异途绅士的比例上升」。
太平天国前,「正途」官员对「异途」官员数之比约二比一。
太平天国后两者相当接近,约为四比三。
科举的利弊及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
科举的利弊及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科举制度的利弊,并深入分析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选拔官员的制度,曾长期占据中国官僚体制的核心地位。
它既为中国社会带来了稳定与公正,也孕育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清朝末期,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变革,本文将通过分析科举制度的运作机制、历史背景以及废除过程,揭示科举制度的利弊,并从中汲取教训,以期对当今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公务员选拔制度提供启示。
二、科举制度的利与弊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其历史之长、影响之深远,无疑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
科举制度自隋唐时期开始,直至清末才被废除,其存在的时间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的中后期。
科举制度的存在,无疑有其积极的方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弊端。
科举制度的利在于,它为封建社会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选拔官员的渠道。
通过考试选拔官员,避免了世家大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得有才干但出身贫寒的士子有了进入仕途的机会。
这种选拔方式,使得封建政府的官员队伍得以不断注入新鲜血液,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
同时,科举考试的内容,如经史子集等,也促进了儒家文化的传播和繁荣,对于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然而,科举制度的弊端也同样明显。
科举考试过于注重书本知识和应试技巧,而忽视了对考生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察。
这导致了许多士子为了应试而死记硬背,缺乏实际行政能力和创新精神。
科举制度导致了“读书做官”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得许多人将读书的目的仅仅定位于获取功名和地位,而忽视了知识的真正价值。
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思维的产生。
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阶层固化。
虽然科举考试为贫寒士子提供了上升的渠道,但真正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人仍然被束缚在原有的社会阶层中,无法实现社会流动。
科举制度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自古以来,科举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之一。
科举制度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城市地区。
然而,当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乡村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
本文将重点讨论,并提出一些建议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科举制废除使乡村地区的教育资源严重下降,缺乏高质量的教育机会。
在过去,贫困的农村家庭也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改变他们的命运。
科举制度的废除意味着没有了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和学历来改变命运的途径。
这对于乡村地区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往往缺乏机会去接受高等教育,无法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其次,科举制废除也导致了乡村地区智力的流失。
科举制度原本能够吸引一些具有才华和能力的人才进入政府机构,为乡村地区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创新的思维。
然而,废除科举制后,这些具有才华的人才开始转移他们的视线,选择了离乡村更为发达的城市。
这导致了乡村地区的人才流失,缺乏了新鲜血液和创新的动力。
此外,废除科举制也削弱了乡村地区的社会凝聚力。
科举制度在传统上给予了社会各阶层一个共同的目标和追求,这有助于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废除科举制后,乡村地区的社会秩序逐渐混乱,社会关系也开始变得松散。
人们往往失去了与社会的归属感,从而对社会责任和义务失去了热情。
面对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带来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乡村地区的教育质量和教育资源的配置,并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
其次,政府应该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吸引乡村人才回归,为他们提供展示才华和实现自我发展的平台。
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培养当地的领导干部和村社组织,提高乡村地区的自我管理能力和社会凝聚力。
总之,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包括教育资源的下降、智力的流失和社会凝聚力的削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应加大对乡村地区的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投入,并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吸引乡村人才回归。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动
侯艳兴
【期刊名称】《中国农史》
【年(卷),期】2006(25)3
【摘要】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
就一项教育制度而言,此举所引起的社会变动是前所未有的。
尤其对民国时期乡村社会来说,影响更是深远。
它引起了民国社会信仰中心的缺失,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促成了权力结构的变迁。
对这一历史图景的叙述,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思考在中外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反思制度本身的实用性和适时性。
【总页数】7页(P103-109)
【关键词】科举制度;乡村社会;权力结构
【作者】侯艳兴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S-09;K25
【相关文献】
1.乡村社会的衰败——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 [J], 楼清清
2.科举制度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J], 罗志田;
3.科举制度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 [J], 罗志田
4.科举制度的废除与晚清民国的社会变革 [J], 尚文君
5.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乡村社会变迁 [J], 侯艳兴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一个前清举人眼中废除科举前后的社会变迁
一个前清举人眼中废除科举前后的社会变迁刘氏自1890年开始记日记,此时的中国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和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的器物和观念开始在内陆出现和传播,作为立国之本的儒家思想及其他社会秩序受到怀疑,以士农工商四大群体为基本社会构成的传统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的过程中已经出现危机,在西潮的冲击下拉开了变迁的序幕。
而此时的刘氏已在山西太谷县南席村一票号商人家任塾师。
但他“初志本不愿教书”,因为其家“贫穷,只有薄田十数亩,不足养十口之家”,[8]全仗刘父在外经商的收入(刘父在太谷县经营木材生意)。
刘氏自称“余家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
”因此,对身居相对富庶的内陆,已经走上科举入仕之路,并视耕读传家为正途的刘大鹏在社会转型时心理特性的探讨,只能从他日记中所描述的与其安身立命息息相关的科举制度的变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来分析说明。
1、从“创办学堂,变通科举”到“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近代教育改革,以其核心内容科举制度的废除来划分,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1862年洋务派创办第一个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到维新变法时期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取士的标准,变通科举;后期从1905年9月(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到建立新学制,厘定教育宗旨,改革教育行政机构。
对这一系列力度不断加大的制度变革,刘大鹏在日记中将自己的经历及所见所闻做了记述。
由于家境“不甚宽绰有余”,刘氏在中举以前,即已出任塾师。
但他对塾师这一社会身份始终不能认同,多次声明这只是“糊口”的生计而已。
在他看来,“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几修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
”因而他虽然深知科举仕进,“若登天然”,但仍汲汲于功名。
1895年到京第一次参加会试,名落孙山之后他自我安慰说:“科名有定,岂在人谋,况吾省只取十名,下场者二百七、八十人乎。
1905年废科举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1905年废科举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公元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了一道诏令:“自丙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寥寥几语,宣告了科举制在中国的终结。
科举制源于隋唐,至清末共延续了一千三百年。
它作为甄选和教育制度,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与心理诸方面均有着巨大的影响。
但自明、清始,科举制度在考试制度方面日益显其弊端:内容陈腐、形式僵化、只重书法、舞弊成风。
至清末,其衰败之势已完全显现。
这种仅注重儒家经典的考试制度同当时清廷对新式科技人才和新式政治人才的急需,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极言其弊。
1905年9月,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端方等要员大吏联名上折,主张立即“停罢科举”。
不日,清廷下诏准此上议,废止科举。
科举制的废除,不但引起了教育界的革命,而且也给中国的社会整合、思想观念、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一场革命,对中国的近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科举制的废除,直接促成了新教育制度和体系的形成。
清代的教育行政机构沿用明制,为礼部。
1904年,始设总理学务大臣,统管全国学堂事务。
科举既停,1905年12月,清政府设立以荣庆为尚书、熙英、严修为侍郎的学部,位在礼部之先,国子监亦归并学部,学部负全国:“兴学育才之总责”。
地方各省也裁学政而设学使,主管各省学务。
各省贡院改设学堂,各省设立教育会以作官府与地方的沟通,共同发展学务。
新的教育行政系统的建立,又极大地刺激了各省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
与此同时,教育体制和内容也随着形势的发展有了巨大变化。
1909年4月,学部奏准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实科。
其中,实科以外国语、算学、物理、化学、博物为主课,而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历史、地理、图画、手工、理财、法制、体操为通习。
文科大致是实科主课和通习的颠倒。
其内容较之旧科举变化之巨,可见一斑。
废科举后的清代教育初步有了近代教育的雏形,它使一大批各类新式人才应时而生,大大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科举废止前后维新派“科举观”的转变及启示——以梁启超等为例
科举废止前后维新派“科举观”的转变及启示——以梁启超
等为例
陈祥龙
【期刊名称】《考试研究》
【年(卷),期】2012(000)002
【摘要】科举制度废止前后,维新派的一些领袖人物对待科举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梁启超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晚清时期,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推动了科举制度的废止。
制度废止以后,鉴于对当时社会现象以及西学了解的加深,他们对科举制度又进行了重新的合理评价。
这种转变过程打上了深深的时代与个人烙印,反映了他们随着社会发展对科举制度存与废的理性思考。
【总页数】7页(P87-93)
【作者】陈祥龙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生,上海20006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91.3
【相关文献】
1.科举制度与宋初进士的婚姻观——以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为例 [J], 徐红
2.梁启超“科举观”的嬗变及启示 [J], 陈祥龙
3.近代“边缘人”科举观述评--以沈毓桂为例 [J], 翁梓轩;薛玉琴
4."科举法之最善者"——论梁启超的科举观 [J], 马俊
5.“科举法之最善者”——论梁启超的科举观 [J], 马俊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一个前清举人眼中废除科举前后的社会变迁刘氏自1890年开始记日记,此时的中国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和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的器物和观念开始在内地出现和传播,作为立国之本的儒家思想及其他社会秩序受到怀疑,以士农工商四大群体为基本社会构成的传统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的过程中已经出现危机,在西潮的冲击下拉开了变迁的序幕。
而此时的刘氏已在山西太谷县南席村一票号商人家任塾师。
但他“初志本不愿教书”,因为其家“贫穷,只有薄田十数亩,不足养十口之家”,[8]全仗刘父在外经商的收入(刘父在太谷县经营木材生意)。
刘氏自称“余家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
”因此,对身居相对富庶的内地,已经走上科举入仕之路,并视耕读传家为正途的刘大鹏在社会转型时心理特性的探讨,只能从他日记中所描述的与其安身立命息息相关的科举制度的变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来分析说明。
1、从“创办学堂,变通科举”到“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近代教育改革,以其核心内容科举制度的废除来划分,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1862年洋务派创办第一个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到维新变法时期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取士的标准,变通科举;后期从1905年9月(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到建立新学制,厘定教育宗旨,改革教育行政机构。
对这一系列力度不断加大的制度变革,刘大鹏在日记中将自己的经历及所见所闻做了记述。
由于家境“不甚宽绰有余”,刘氏在中举以前,即已出任塾师。
但他对塾师这一社会身份始终不能认同,多次声明这只是“糊口”的生计而已。
在他看来,“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几修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
”因而他虽然深知科举仕进,“若登天然”,但仍汲汲于功名。
1895年到京第一次参加会试,名落孙山之后他自我安慰说:“科名有定,岂在人谋,况吾省只取十名,下场者二百七、八十人乎。
”不过,这一次他发现“京都习尚写字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邈视,故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
”这一发现给刘大鹏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一年半以后,他还在慨叹“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社会风气使“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
这也说明刘氏本人对于晚清八股试帖、尤重小楷的取士制度不甚了解,尽管这在当时的士人中应该是常识,由此可见刘氏家乡因“僻处偏隅”,信息之闭塞了。
导致刘大鹏在科举仕进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像刘大鹏这样从中国腹地山西出来的读书人,……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
”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发展的不同步性由此可见一斑。
刘氏于1895年到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
第二年10月他请人从京城代买回一箱新学书籍,其中有贺长龄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和葛子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
刘大鹏用半年多的时间读了买回的“经世”文章之后,终于认识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此亦时势之使然也”(1897年5月18日)。
科举不第的教训,京城应试时的耳闻目睹使刘氏明白:不学西学,很难“胜人”。
而随后他就听说“京师设算学科,二十人中取中一人。
凡天下之习算学者,许到京应试。
此新例也”(1897年5月30日)。
到1901年10月,刘氏发现“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
实际上,晚清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上文已述,清代科举以儒家学说为基本内容,题目大多出自《四书》《五经》,同时重视楷法试帖。
这种考试方法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不断遭到社会的批评。
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礼部奏请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予考”。
因而科举废除前的十余年间,考试内容已经是新学旧学兼而有之了。
甲午战争以后,改良派对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进行激烈的批评。
康有为指出,八股无用,改科举莫急于废八股。
梁启超等人则要求立即“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
维新变法时期曾下诏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凡乡会试和童生考试一律改试策论。
1901年清廷第二次诏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
取士标准的变化是自上而下逐步实行的。
1898年夏天,刘氏就注意到府学的试题已改考策论,而县学的试题却“仍是文诗,并无策论题”。
刘大鹏对此的判断是:“府学业已改试策论题,县学仍旧,则风气尚未全变矣。
可见移易风气非能旦夕也。
”(1898年8月7日) 虽然刘大鹏心存侥幸,但制度变革的步伐却在加快。
1896年5月刘大鹏的家乡就已有“废学校,裁科考之谣”,立即引起士子“人心摇动,率皆惶惶”。
一些士人“欲废读书而就他业”,首先考虑的是一旦这个上升性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被堵塞后自己的出路问题。
而更多的像刘大鹏般的读书人“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心里充斥着紧张和不安感。
很快,这一谣传就与当时发生在省城晋阳书院裁减诸生膏火一事连在一起,“令人怅怅然不堪设想”。
据说,下一步就要“全裁各省书院,停乡、会试十科,新立同文馆、博致书院,请洋工师主教”等,外省已经在照此办理,山西因为抚宪“不肯骤然改换面目”,仍在抵制拖延当中(1896年6月8日)。
虽然后来证实,裁减膏火是用来给书院山长加束修。
(1897年5月27日)但这一时期刘大鹏听到的传闻很多至少说明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为数相当多的像刘大鹏这样的下层士人对当时以科举存废为核心的教育变革非常关心,因为这个敏感问题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可以想见应该是众人经常议论的话题。
第二,种种传闻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刘大鹏所在地区信息缺乏,传播渠道不畅。
在这种情况下,刘大鹏们急于要了解真相,处于一种恍惚不定、紧张忧虑的情绪状态中。
因此,一些街谈巷议、“小道消息”就会乘虚而入,填补由于信息不明造成的空白。
在这个意义上说,诸多传闻满足了刘大鹏们的心理需求。
第三,尽管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是自上而下逐步实行的,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潮的冲击下,历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已经多多少少为制度变革创造了一种大众心理氛围。
而且,历史事实证明,这些传闻后来大致以不同的形式逐渐变为现实。
1902年,山西“省城将一切书院改为大学堂,选才华秀美者入堂肄业,每月给薪水,所学以西法为要,有主教,有助教,以通西法者为之,此外又延洋夷为师……”同时还有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出洋游学者纷纷,毕业而归即授职为官”,其中,“留学日本者至数万人之多,赴西洋各国之学生数亦不少,均系官费,其自费者不过百分之一”。
但是要兴办学堂造就人才,必须先废科举以断绝传统功名之心,此时已不仅是新学之士的呼吁,统治阶层内部的务实派也已达成共识。
袁世凯等人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学堂决无大兴之望”。
到1905年10月,刘氏已得知朝廷“下诏停止科考”。
“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至此,在中国社会运行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对刘大鹏个人来说,这个他一生寄予厚望的上升性社会流动途径突然断绝了。
“科举制本是集文化、社会、教育、政治等多功能于一身的体制,它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
”2、四民社会结构的解体“如果说,严格的等级身份结构是封建社会中人们社会关系地位的政治、法律表现;那末‘四民之分’就是一般社会成员社会关系地位的社会表现。
”“凡民有四,一曰士,二曰农,三曰工,四曰商。
论民之行,以士为尊,农工商为卑。
论民之业,以农为本,工商为末。
”在这种传统的“士农工商”社会结构中,“士首”、“商末”等级秩序的排列具有三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展示了历史时代社会职业分工的基本特征;二是确定了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三是体现了传统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
四民社会的划分以及“士首”、“商末”社会地位确立的根本标准,就是士“上者致君为尧舜之君,下则使民为尧舜之民”。
韦伯说:“12个世纪以来,社会地位在中国主要是由任官的资格,而不是由财富所决定的。
此项资格本身又为教育,特别是考试所决定。
”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既是维系传统四民社会结构稳定性的纽带,也是整合社会各个阶层对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
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产生绅士群体的制度性来源,使其社会继替中断,同时又引起现存的绅士阶层向其他阶层的大规模分化与流动,直接导致近代社会结构历史性的解体与重构。
乡绅刘大鹏对此就有着深深的忧虑:“新学既兴之后,凡藉舌为生者多失其业,现在后生小子诵读数年,既弃诗书而学商贾,再阅十年八载,则读书之士难望接踵而继起也。
”(1908年3月27日) 这种社会结构的分化与解体有一个历史的过程。
在科举废除之前,社会职业结构、社会阶层的构成就已经有了潜移默化的量变过程。
在刘大鹏的家乡,或许是由于该地区务农者十之一二,造纸者十之八九,故“视农事甚轻”,商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明显上升。
刘氏在1893年就发现“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竞弃儒而就商者。
” 其原因就在于“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
此后,这种轻学重商、弃儒就商的取向蔚然成风。
“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
” (1898年1月17日)产生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在追逐社会稀缺资源(财富、地位、权力与名望等)的过程中,人们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便形成了与社会资源的不同关系,具有了各自不同的需要,或者说具有各不相同的利益要求,因而就会有不同的心理感受与态度,在行为上也表现出不同的取向。
长期以来,被视为正途的、传统的价值与行为取向是“学而优则仕”,由科举入仕获得功名成为各级官僚,再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攫取或扩充个人及家族的财富。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以后,通过捐纳获得功名已成为一种惯例,仕进之途逐渐多元化。
同时,由于社会内部权力资源的稀缺性,先前各科已得功名却未能递补为官的士人人满为患,远远超过了社会的需求,入仕之路比从前要困难得多了。
相对而言,经商获得财富比科举仕进要容易一些,而且有了财富以后还可以通过捐纳获得功名,这也算是殊途同归。
可以说,在这种利益结构的驱动下,人们的成就目标发生了转换。
其次,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同晚清政府在西潮的冲击下对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调整有直接的关系。
对此,刘大鹏在日记中写到:“国家郑重商务,京都设立商部,总理天下商务,各行省设立商务会,以期商业之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