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前清举人眼中废除科举前后的社会变迁

一个前清举人眼中废除科举前后的社会变迁

刘氏自1890年开始记日记，此时的中国随着中西交流的增多和工商业的发展，西方的器物和观念开始在内地出现和传播，作为立国之本的儒家思想及其他社会秩序受到怀疑，以士农工商四大群体为基本社会构成的传统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的过程中已经出现危机，在西潮的冲击下拉开了变迁的序幕。而此时的刘氏已在山西太谷县南席村一票号商人家任塾师。但他“初志本不愿教书”，因为其家“贫穷，只有薄田十数亩，不足养十口之家”，[8]全仗刘父在外经商的收入(刘父在太谷县经营木材生意)。刘氏自称“余家以耕读为业，不耕则糊口不足，不读则礼仪不知……。”因此，对身居相对富庶的内地，已经走上科举入仕之路，并视耕读传家为正途的刘大鹏在社会转型时心理特性的探讨，只能从他日记中所描述的与其安身立命息息相关的科举制度的变革以及由此

而产生的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来分析说明。1、从“创办学堂，变通科举”到“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近代教育改革，以其核心内容科举制度的废除来划分，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1862年洋务派创办第

一个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到维新变法时期广设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取士的标准，变通科举；后期从1905年9月(光绪三十一年八月)“谕立停

科举以广学校”，到建立新学制，厘定教育宗旨，改革教育行政机构。对这一系列力度不断加大的制度变革，刘大鹏在日记中将自己的经历及所见所闻做了记述。由于家境“不甚宽绰有余”，刘氏在中举以前，即已出任塾师。但他对塾师这一社会身份始终不能认同，多次声明这只是“糊口”的生计而已。在他看来，“读书之士不能奋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来入于教学一途，而以多得几修金为事，此亦可谓龌龊之极矣。”因而他虽然深知科举仕进，“若登天然”，但仍汲汲于功名。1895年到京第一次参加会试，名落孙山之后他自我安慰说：“科名有定，岂在人谋，况吾省只取十名，下场者二百七、八十人乎。”不过，这一次他发现“京都习尚写字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邈视，故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这一发现给刘大鹏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一年半以后，他还在慨叹“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社会风气使“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这也说明刘氏本人对于晚清八股试帖、尤重小楷的取士制度不甚了解，尽管这在当时的士人中应该是常识，由此可见刘氏家乡因“僻处偏隅”，信息之闭塞了。导致刘大鹏在科举仕进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像刘大鹏这样从中国腹地山西出来的读书人，……因买不到‘新学’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

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发展的不同步性由此可见一斑。刘氏于1895年到京应试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第二年10月他请人从京城代买回一箱新学书籍，其中有贺长龄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和葛子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刘大鹏用半年多的时间读了买回的“经世”文章之后，终于认识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此亦时势之使然也”(1897年5月18日)。科举不第的教训，京城应试时的耳闻目睹使刘氏明白：不学西学，很难“胜人”。而随后他就听说“京师设算学科，二十人中取中一人。凡天下之习算学者，许到京应试。此新例也”(1897年5月30日)。到1901年10月，刘氏发现“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实际上，晚清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上文已述，清代科举以儒家学说为基本内容，题目大多出自《四书》《五经》，同时重视楷法试帖。这种考试方法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不断遭到社会的批评。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礼部奏请开“艺学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悉舆图者，均准予考”。因而科举废除前的十余年间，考试内容已经是新学旧学兼而有之了。甲午战争以后，改良派对科举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进行激烈的批评。康有为指出，八股无用，改科举莫急于废八股。梁启超等人则要求立即“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维新

变法时期曾下诏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凡乡会试和童生考试一律改试策论。1901年清廷第二次诏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取士标准的变化是自上而下逐步实行的。1898年夏天，刘氏就注意到府学的试题已改考策论，而县学的试题却“仍是文诗，并无策论题”。刘大鹏对此的判断是：“府学业已改试策论题，县学仍旧，则风气尚未全变矣。可见移易风气非能旦夕也。”(1898年8月7日) 虽然刘大鹏心存侥幸，但制度变革的步伐却在加快。1896年5月刘大鹏的家乡就已有“废学校，裁科考之谣”，立即引起士子“人心摇动，率皆惶惶”。一些士人“欲废读书而就他业”，首先考虑的是一旦这个上升性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被堵塞后自己的出路问题。而更多的像刘大鹏般的读书人“习业已久，一旦置旧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知适从之势”，心里充斥着紧张和不安感。很快，这一谣传就与当时发生在省城晋阳书院裁减诸生膏火一事连在一起，“令人怅怅然不堪设想”。据说，下一步就要“全裁各省书院，停乡、会试十科，新立同文馆、博致书院，请洋工师主教”等，外省已经在照此办理，山西因为抚宪“不肯骤然改换面目”，仍在抵制拖延当中(1896年6月8日)。虽然后来证实，裁减膏火是用来给书院山长加束修。(1897年5月27日)但这一时期刘大鹏听到的传闻很多至少说明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为数相当多的像刘大鹏这样的下层士人对当时以科举存废为核心的教育变革非常关心，因为这个敏感问题关

系到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可以想见应该是众人经常议论的话题。第二，种种传闻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刘大鹏所在地区信息缺乏，传播渠道不畅。在这种情况下，刘大鹏们急于要了解真相，处于一种恍惚不定、紧张忧虑的情绪状态中。因此，一些街谈巷议、“小道消息”就会乘虚而入，填补由于信息不明造成的空白。在这个意义上说，诸多传闻满足了刘大鹏们的心理需求。第三，尽管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是自上而下逐步实行的，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潮的冲击下，历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已经多多少少为制度变革创造了一种大众心理氛围。而且，历史事实证明，这些传闻后来大致以不同的形式逐渐变为现实。1902年，山西“省城将一切书院改为大学堂，选才华秀美者入堂肄业，每月给薪水，所学以西法为要，有主教，有助教，以通西法者为之，此外又延洋夷为师……”同时还有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出洋游学者纷纷，毕业而归即授职为官”，其中，“留学日本者至数万人之多，赴西洋各国之学生数亦不少，均系官费，其自费者不过百分之一”。但是要兴办学堂造就人才，必须先废科举以断绝传统功名之心，此时已不仅是新学之士的呼吁，统治阶层内部的务实派也已达成共识。袁世凯等人认为：“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到1905年10月，刘氏已得知朝廷“下诏停止科考”。“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