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众参与科学”这个主题本身的解读与反思

对“公众参与科学”这个主题本身的解读与反思

摘要公众参与科学是继“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后时代的呼声，在这个时代潮流下出现很多理论和实践的模型，主要有三类：以“共识会议”为代表的“民主模型”、“知识共生产模式”、将公共参与科学上升到对权力的争取。但这三类模型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它们也都不能很好的解决公众参与科学中的核心问题――公众对于科学的信任问题。由此开始反思公众参与科学这个主题自身的限度。

关键词科学素养；民主模型；信任危机；科学风险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6708（2015）141-0126-03

在现代社会，一面是科技地位的一路高涨，一面是对科技惊疑不安情绪的蔓延。社会中的现实问题正在激化不同角色间的矛盾，公众与科学的关系也逐渐进入人们视野的中心，直到今天成为我们面向世界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1 公众参与科学的历史由来

公众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可以追溯到二战后，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在面对这个已然陌生的社会时，开始警惕科学。美国在1957年开始了第一次科学素养的调查，结果是饱受诟病。在这次调查中，达不到调查问卷所要求的正确率就被认

为是科学素养不足的人，以标准化的固定答案来衡量个体的科学素养，实在有失偏颇。而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这次调查中那些正确率很高的人却对科学抱有更强的怀疑态度。

[1]

在此之后围绕公众的科学素养展开了许多激烈的讨论，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公众的怀疑却不减反增。直到1972年美国开始科学素养的实验，1986年英国皇家学会、科学促进会、皇家研究院联合成立的“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发起了“公众理解科学运动”[2]，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公众理解科学”达到了高潮。而在这场运动中的主流的思想便是以约翰?杜兰特为代表的“缺失

模型”。

公众在科学知识上是缺乏的，而现代社会需要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公民，因此公众需要学习更多的科学知识，提高对科学的理解。这是约翰?杜兰特的“缺失模型”的基本观点。这种观点默认科学是权威的、无错的，而且对公众总是有利的。公众所应做的就是积极学习科学知识，提升自身科学素养，因而就能更好地理解科学，消除怀疑，支持科学事业的发展。不过对此观点也不乏反对的声音，以布莱恩?温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便针对“缺失模型”提出了批评。

布莱恩?温在1988年明确将约翰?杜兰特的公众理解科学的模型定义为“缺失模型”，并认为它只是意识建构而非

研究模型。他认为“缺失模型”没有考虑到公众对科学的信任问题以及相关科学本身的问题，把公众问题化却没有对科学自身的内省。在对“缺失模型”的批评中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内省模型”。“内省模型”的主要观点是一般公众具有很强的内省精神，他们会保留自己的“地方性知识”去吸收科学知识。与之相反，科学对自身极度自信，不相信任何非科学的认识，缺乏内省精神。而缺乏内省精神的科学比较容易犯错，正如布莱恩?温在对英国坎布里安羊事件的分析中所揭示的那样，科学因忽略“地方性知识”而犯错，从而也使得科学失去了公众的信任。[3]

然而不论是“缺失模型”还是“内省模型”，它们都是在“公众理解科学”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它们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处理好公众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在争论中双方也在认识借鉴对方的观点，补充自己的观点，例如约翰?杜兰特在接受布莱恩?温的部分批评后，修改补充了之前的观点，他后来的观点被现在一些国内学者称为“民主模型”。[4] 在激烈的争论中人们也逐渐得到了解决公众与科学关系问题的共识――对话和交流才能促进理解。自从1987年丹麦召开主题为“工业与农业中的基因技术”的共识会议，通过组织这类会议让公众在与专家的对话交流中对于重大科技议题有一定了解并进而对科技决策产生一定影响的方式在许多国家开展起来。到2002年英国参议院科学技术特

别委员会发布了题为《科学与社会》的报告，明确提出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以及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开地对话交流，即从“公众理解科学”到“科学与公众对话”。[2]“理解”不再是单向的公众理解科学，而是科学与公众的双向互动。而让公众与科学对话也就意味着公众要参与到科学去，公众参与科学成为时代的呼声。

2 公众参与科学主要模型的梳理

公众参与科学既已成为历史趋势，那么在这一潮流之下又有哪些可行的方案呢？许多学者、社会活动人士纷纷从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中为之建立了不同的模型。

除了上文提到过的“共识会议”，在这个思路下还有一个欧盟的“科技框架计划”中的公众参与制度。1984年开始实施的欧洲技术研究与开发框架计划是欧盟现行科技政策的重要支柱。该计划每4-5年制定一次，确定下一阶段的研究目标、优先领域、项目安排及经费预算等。在该计划的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要加强科学与社会的沟通对话，要求所有申请项目在其申请、实施、验收阶段都要有宣传计划书、项目的介绍网站及项目社会影响的报告以使公众能够了解这个项目的全部过程。这两个制度都是政府在有意识地促进公众参与科学，也确实取得了广泛的影响。[5]

下面再详细地说明一下约翰?杜兰特的“民主模型”。英国公众理解科学专家约翰?杜兰特所建构的“民主模型”试图

通过有效的科学传播来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以实现公众与政府、科学家之间平等地交流，从而使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他提出了“公共领域中的科学”这一概念，指进入生活领域中的科学，科学认识的层次进入社会生活领域有利于使公众更有资格参与科学决策。这一概念在作为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合理性基础的同时也为科学传播提供了新的诠释。[6] 还有种观点认为在自由民主社会，任何权力的合法性基础都应当是民主参与和民主协商，而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知识作为一种权力，所以作为知识与权力的科学不能例外。对于“共识会议”，持这种观点的有些学者认为那不过是一种预先设定好了的去向公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说服公众支持科技决策的伪民主。同时他们举美国艾滋病行动主义者为例，认为公众应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内部，参与到科学知识生产过程本身，成为知识的生产者。[7] 总结一下，公民参与科学的模型大致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也是在现实中践行最多的一种，以丹麦为代表的共识会议和公民陪审团，欧盟的“科技框架计划”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关键词都是公众参与、制度保障、平等交流、影响决策等。他们的理论模型近似于约翰?杜兰特的“民主模型”，但这种模型也被一些学者批评为“伪民主”。第二类模型更多是理论上的，现实例子很少，比较清晰的例子只有美国艾滋病行动主义者运动。理论模型是“知识共生产模式”[8]，这个观点提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