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奈特叙事理论

热奈特叙事理论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从时序（order），时长（duration）和频率（frequency）三个方面讨论了叙事话语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关系，但是他提出的叙事时间理论并不完善。本文从时序、时长和频率三个方面剖析西方叙事时间理论未能覆盖的理论盲区，论证中国古典叙事时间理论如何填补这些空缺。在探讨中西叙事时间理论的差异性和互补性的同时，挖掘中西叙事时间理论的文化思想渊源和美学涵义，并提议建构一种融合中国文学叙述特点和西方叙事理论的叙事学。

关键词：叙事时间理论；“隔年下种”与时序；“趁窝和泥”与时局；“草蛇灰线”与频率

西方叙事文学经历了“史诗-浪漫传奇-长篇小说”这样的演变，构成一个一脉相承的叙事系统。叙事以严密的逻辑关系在时间中进行和发展，时间是逻辑叙事的起点和终点。浦安迪认为，“叙事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是通过叙事情节的‘因果律’和‘时间化’的标准而言的”（浦安迪，56）。也就是说，西方小说体式的基本模式是时间的。时间在西方文学上的地位和意义使学者对这一问题格外关注，话语时间

由此进入了叙事批评的视野。托多洛夫在《文学作品分析》中率先讨论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的相关问题，他指出，“使话语转变为故事的信息的一个形态是时况，时况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两种相互关联的时间关系：一是被描写世界的时间性，另一个则是描写这个世界的语言的时间性。”（托多洛夫，1987: 61）受其启发，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一书中就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叙事时间的三大要素----时序（order）、时长（duration）、频率（frequency），使时间理论日臻成熟。

作为一种理论工具，结构主义叙事学自上世纪80年代传播到中国以来，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叙事时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研究者或是利用文本证实热奈特叙事时间理论模式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或是借用叙事时间理论来研究中外文学作品的叙事时间策略，探讨其中体现的文化意蕴和思想内涵，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国内叙事时间理论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大多数学者采取拿来主义的方法，用西方理论阐释西方文学作品，做了一些重复性工作；有的研究者把西方的理论和观点生搬硬套在中国文学作品甚至是中国古典文学上，忽略了中国叙事作品的独特属性。虽然西方时间理论在解读中国文学理论时常力所不逮，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针对这一问题展开研讨。本文以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叙事时间为切入点，从时序、时长、频率三个方面探讨西方叙事学未能覆盖的理论盲区，在突出发展中国叙事学的同时，提议建构一种“把西方的叙述学理论与中国文

学叙述特点相融合，既有西方叙述学的缜密结构，又能恰如其分地把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恢宏意蕴表达出来的系统体系”（乔国强，30）。

一、“隔年下种”：“时序”研究的完善

热奈特关于叙事时间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时序理论。他把时序分为两类，一是叙事时序，二是故事时序。叙事时序是事件在叙述话语中的排列顺序，是叙述者讲述故事的时序；故事时序则指事件发生的自然时间顺序。在叙事作品中，故事被叙述的顺序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这就是时间倒错。热奈特认为时间倒错包含倒叙（analepsis）和预叙（prolepsis）两种形式。根据表达的需要，把事件的结局（或在时间上后发生的事情）提前，然后再从事件的开头按事情先后发展顺序进行的叙述叫做倒叙（普林斯，8）；提前讲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叫做预序（同上，87）。作为西方文学叙事的传统，倒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荷马史诗》。热奈特认为，“从中间开始，继而进行回顾性解释”的西方小说叙述惯例起到增加故事悬念、制造叙事张力的作用。倒叙的手法制造出神秘、恐怖、怪诞的氛围，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同时也使小说在结构上更具有艺术性。

热奈特认为在西方叙事中，预序极少出现，使用率远远低于倒叙，这是由西方注重因果律的叙事传统决定的。他指出，“提前，或时间上

的预叙，至少在西方叙述传统中显然要比相反的方法少见得多……小说(广义而言，其重心不如说在19世纪)‘古典’构思所特有的对叙述悬念的关心很难适应这种做法，同样也难以适应叙述者传统的虚构，他应当看上去好像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发现故事。因此，在作品中预叙极为少见”(Genette，67)。以色列叙事学家里蒙-凯南也提出，“用得较少的——其理由显而易见——是事件发生前的叙述(‘事前叙述’)…采用这种预见性叙述的现代作品却颇为罕见”（Rimmon，92-93）。

然而，在中国古典叙事作品中，预序并不少见，且是一种重要叙事手段。清初文学批评家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用“隔年下种”来形容这种手法，他指出，“《三国》一书，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毛宗岗，387）。“隔年下种”表意是指头年秋天种下种子，来年春天种子发芽。在叙事作品中指为后文埋下伏笔，通过伏应关系使情节前呼后应，即为西方叙事学所说的预叙。预叙的手法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史传，继而频繁出现在各类文学叙事作品中，包括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体小说等。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预叙往往以梦境、占卜、偈语、诗词、曲词、判词、酒令、谜语等隐含形式出现，或是预示后来情节走向，或是照应人物命运，或是预言故事的结局。例如，《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讲述了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在“薄命司”翻阅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的故事。这些判词预示了作品中人物的命运：“玉

带林中挂”，预言黛玉孤独而终；“金簪雪里埋”预示宝钗备受冷落；“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泉” 预兆迎春错嫁“狼夫”而被折磨至死；“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暗示惜春出家为尼，如此等等。再如，《金瓶梅》第二十九回和第四十六回采用以相面占卜为暗示的预叙手法，让吴神仙和老婆子为西门庆、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等人看相算命，借此预示人物的命运，为后面事件的发生埋下伏笔。

杨义先生指出，中国作家在叙事元始就采取“大跨度、高速度的时间操作，以期和天人之道、历史法则接轨”(杨义，2009：152)。由于中国叙事是“从大时空里开始的，所以对整个事件、人物的发展和命运都心中有数，就是说对故事进展带有预言性，长于预叙。”（杨义，2004：96-97）。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动力不是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情节，真正抓住读者的是故事情节的表现过程，尤其是宏观操作中隐射结局的宿命感和透视人生的预言感。正是这个原因，预叙这种叙事手法不仅不会降低故事的悬念，反而是吸引读者的重要策略。它以暗指的方式影射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埋伏笔、使故事前后照应、增加故事的可读性等功用。

结构主义叙事学认为，同样的结构元素以不同的顺序进行组合，表达的意义不同。中西文化中两种不同的时间景观各具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审美意蕴，叙事文本中对时间的处理方式折射人与宇宙的关系，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