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评介

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评介

摘要：作为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在1988年出版了《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作者以功能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一个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该模式要求译者透彻地分析和准确地理解源语文本及其功能与翻译目的，从而帮助译者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文本分析模式；功能翻译理论；源语文本分析；功能；翻译目的

克里斯蒂安·诺德是德国功能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她在1988年出版了《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以下简称《模式》)。她的功能翻译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她的老师卡塔琳娜·赖斯的影响。此外，德国功能学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还包括汉斯·弗米尔的目的论，其核心思想是翻译目的决定翻译过程。赫尔兹-曼塔里的翻译行为理论也是功能学派理论之一，她认为翻译是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1]。

《模式》中提出的文本分析模式始终是以翻译为导向的，即无论是对源语文本的文内因素还是文外因素进行分析，都要紧紧围绕翻译功能。虽然诺德在《模式》中提出的关于文本类型和文本功能的理论与赖斯、弗米尔和赫尔兹-曼塔里的理论大有相似之处，但是她的功能翻译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她更加注重分析源语文本的特点。

一、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

诺德深受德国功能主义的影响，她认为原文和目标文本首先是“忠实——自由——对等”的关系。通常人们都期望翻译能够“忠实”地再现原文的所有相关特点，并且期望源语文本和目标文本对等。人们习惯将对等概念等同于忠实概念，所以不遵守对等标准的目标文本在原则上被认为是不恰当的翻译。因此，逐字翻译和直译在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算翻译，因为它们“过于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特点。另外，改译、自由重写和意译同样不被视为翻译，因为它们对原文处理的自由度太大。“源语文本和译入语文本之间的功能对等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则，而是由译文目的所决定。”[2] 因此，在翻译中译者往往会因过分注重翻译目的而背离原文，为了避免这种现象，诺德提出了“功能加忠诚”的概念。

“功能加忠诚”理论是诺德针对赫尔兹-曼塔里的翻译行为理论提出来的。曼塔里认为文本只是实现交际功能的工具，它必须完全从属于其目的，由此，她认为在翻译中目标文本可以完全脱离源语文本。然而，诺德对此并不认同，她认为“没有源语文本，就没有翻译”[2]。诺德注重对源语文本功能的分析，认为译者在了解源语文本功能的基础上，能够“将该功能与委托者所要求的目的语文本在目标文化中所预定的功能相比较，去除掉源语文本中那些没有用的成分”[2]。尽管“功能”对翻译过程起决定性作用，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去原文，译者还应该对目标文本的环境负责，对翻译的发起人和受众负责，译者的这种责任就称为“忠诚”。

二、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

不同的翻译目的需要不同的翻译方法。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能够帮助译者理解源语文本的功能及特点，该模式能够同时为翻译研究、翻译教学及翻译实践提供理论框架。《模式》的理论基础是语篇语言学和文本类型理论，该模式注重源语文本的分析，而原文分析包括文内因素和文外因素。

语篇语言学又称“‘语篇分析’或‘篇章分析’”[3]，其核心思想“语篇是一种交际活动，可以通过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因素来实现”[2]也是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的核心概念。翻译通常发生在交际情景中和语言单位基础上，诺德将此处的语言单位称为“文本”：源语文本和目标文本。

罗伯特·博格朗和沃尔夫冈·德雷斯勒将语篇称作“交际事件”[4]。作为交际事件，其必要条件是情景，情景是在固定的时间和空间里由至少两个交际参与者组成，他们能够并且自愿为某一目的借助语篇彼此交流。语篇是一种交际行为，因此，交际功能不仅是语篇的基本组成成分，它还能决定语篇的生成。

赖斯早在1971年就提出了她的翻译导向的文本类型理论，在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的基础上，她区分了信息文本、表情文本和诉求文本。赖斯和弗米尔注重以功能为基础的文本类型，他们认为通过将源语文本归入某种类型的文本，译者可以决定在目标文本中要实现的功能对等层级。事实上，只有在译文目的要求源语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实现对等的前提下，文本类型才能为翻译策略的选择提供依据。

交际功能决定文本性，而文本的语义和句法特点都应该从属于交际功能。只要能实现交际功能，接受者甚至可以把语义不连贯的话语当作文本。原文中交际情景的因素决定交际功能，这些因素是文外因素。此外，与文本直接相关的因素是文内因素。

概括说来，诺德的文本分析模式中源语文本分析的文外因素包括发送者、发送者意图、接受者、文本媒介、交际场所、交际时间、交际动机和文本功能。

分析文本发送者信息在于获知发送者意图。发送者意图决定了目标文本的结构、内容及形式，此外，它与忠诚原则有很大关联。由于源语文本和目标文本的接受者的情景往往不同，在翻译中对这些因素进行调整也格外重要。文本媒介有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总的说来，文本媒介决定了接受者对文本功能的预期。交际场所包括文本创造和接受的场所。语言在用法和规则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历经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对交际时间的分析也有必要。在原文分析中，译者需要对比源语文本与目标文本制作的动机，从而找出动机的差异对翻译决策的影响。文本功能因素分析文本试图实现的交际功能，由此，译者能够理解源语文本特有的功能，从而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

除了文外因素，原文分析还包括文内因素：主题、内容、前提、构成、非语言因素、词汇、句型结构和超音段特征。

“赖斯用一个问句囊括了主题和内容两个因素：文本发送者讲了什么？”[2]前提在此处指语用的或情景的前提，说话者往往假定一个前提条件，并且认为听话者清楚它。文本构成包括宏观结构和微观结

构，宏观结构有章节或段落等，而微观结构通过句法结构、词汇衔接和超音段特征来标识。非语言因素包括面对面交流中的副语言成分(如手势)和书面文本中的非语言成分(如图表和商标)，有时，非语言因素在传递信息时甚至比语言文本更有效。主题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词汇的选择，而词汇又反映了文本的意向性、读者取向和文本功能，此外，词汇还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对句型结构的分析包含“句子的建构和复杂性、主句与从句在文本中的分布、句子长度和为保持文本连贯性的连接手段”[2]。在书面文本中，超音段特征由斜体、加粗体和括号等视觉方式表现出来；在口头文本中，超音段特征由调位强度、转调、音高和响度的变化等听觉方式表达。

三、实用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诺德提出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模式是着眼于译员培训的，该模式以功能理论为基础，对于“译员培训最有应用价值的三个方面是：翻译纲要、源语文本分析及对翻译问题的分类。”[2]

“翻译纲要”来源于德语bersetzungsaufrag，亦可译成“翻译任务”或“翻译指导”，它多含有职业翻译的意思，指翻译发起人对翻译提出的要求。“翻译纲要应该明示或暗示地包含以下内容：预期的文本功能、译文接受者、文本接受时间及地点、文本媒介和文本制作或接受的动机”[1]。译者只有清楚地分析了翻译纲要，才能了解翻译目的，从而做出相应的翻译决策。

原文分析可以决定翻译的可行性、原文中的哪些信息与预定的译文功能相关及应采取的翻译策略。此外，对原文功能与翻译目的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