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化学教育的起源

论中国化学教育的起源

摘要在一些化学教学论教材及化学教育史论著中提出中国化学教育起始于1865 年创建的江南制造局，但该观点缺乏具体史料证据的支持。事实上，根据我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综合考察化学在我国的早期传播历程可知，1871 年京师同文馆开始的化学教育才是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

关键词化学教育江南制造局同文馆

中国化学教育肇始于何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问题，而是需要论证的的学术问题。作为化学工作者，特别是化学教师，应该对此有所认识。据初步调查，广大化学教师以及师范院校化学专业的学生对此问题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化学教学论教材。在目前的化学论教材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刘知新主编《化学教学论（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对于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该教材如此描述：“从19 世纪中叶起，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相继设置化学课程。我国于1865 年开始在学校设置化学课程，至今已经历了近140 年。可以说，…化学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以化学课程为中介的运作、发展，并在实践中发挥它的启智育人等功能，大体上也经历了近140 年。”（以下简称“1865 年说法”）〔1〕在该教材2009 年的第四版中将上述的“140 年”修改为“150 年”。其他化学教学论教材在论及中国化学教育之肇始时大都转引上述教材的说法，如王后雄

主编的《新理念化学教学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王克勤主编《化学教学论》（科学出版社，2006 年）等。然而，上述说法的考证过于粗略，缺乏开课情况的具体史料，故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为此，本文拟对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进行考证与分析，以期与广大同仁达成共识。

1 “1865 年说法”的来源分析根据刘知新《化学教学论（第三版）》的引证关系可知，教材上所引“我国于1865 年开始在学校设置化学课程”来自《中国化学五十年》（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七章“中国化学教育的发展”，作者是陈光旭。文中谈到：“清政府在1840 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出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兴办学堂，设立机器船政等局，以培养外文及科技人才。1865 年于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堂，教授有关制造方面的科学知识。化学就是当时教授的内容之一。因此可以认为，我国的化学教育最早开始于1865 年。”〔2〕根据陈光旭的引证关系，其说法来自戴安邦（1901—1999）于1945 年发表在中国化学会主办的《化学》杂志上的文章“近代中国化学教育之进展”。原文如下：“清季我国自鸦片之战以后，外侮迭乘，列强挟其炮舰兵力以协迫我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形势岌岌，不可终日，当时若干封疆大臣以为御侮必须图强，欲图强必须兴军备与讲求国防制造。故曾国藩与李鸿章于同治四年（西历1865 年）奏设江南制造局于上海，从事枪炮的制造。该局为训练所需要的人才，于初期开办时即附设机械学堂，教授有关于制造方面的科学，化学为当时教授科目之一，故江南制造局创立之年，即可视为我国化

学教育肇始之时。”〔3〕然而，文中没有具体的证据说明江南制造局于1865 年就已经开始进行化学教学，如化学教师、化学教材、课程计划等。从现有的史料看，被誉为我国化学启蒙者的徐寿（1818—1884）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1839—1895）等人曾在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翻译了许多化学书籍，如《化学鉴原》（1871 年）、《化学分原》（1871 年）、《化学考质》（1883 年）、《化学求数》（1883 年）等。这些化学书籍对化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能证明江南制造局1865 年就开始进行化学教育的证据。因此，以江南制造局开办的1865 年作为中国化学教育肇始之时显然不能成为定论。

戴安邦是较早系统研究中国化学教育史的学者，他在文中称自1865 年（江南制造局创立）至1894 年（甲午战争结束）的30 年为中国化学教育的萌芽期。除江南制造局的化学教育外，他还提到：“清廷于南京、天津、威海卫、广东等地设立水师陆师等军备学校，其中亦有教授化学课程者。至于训练外交人员而设立之京师同文馆（1862），上海广方言馆（1863），广东方言馆（1864）等，起初仅教授外国语文，以培养翻译人才，嗣后各馆亦有添设科学课程者，如京师同文馆在同治六年（1867）添设算学馆，教授天文、算学、化学、格致等科。修毕该课程共需八年，化学列为第七年的课程。” （其资料引自“皇朝经世文，三编，卷二，西学附注”）从他提及的早期开设化学课程的学校情况看，只有京师同文馆有相对具体的课程计划，其他均极粗略，难成证据。除上述“1865 年说法”外，关于中国化

学教育的肇始，在相关的著作中还有其他说法。

2 其他相关说法的考察分析

在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11 月出版的《化学教育史》（张家治等著）中，把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上溯到了古代。该书认为：“中国古代的化学教育是伴随在早期实用化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在公元 2 世纪汉武帝时产生了炼丹术，化学教育则进一步结合在炼丹术的发展和传授过程中；战国时代的阴阳五行说作为炼丹术的理论根据，与炼丹术一起属于化学教育的内容。”〔4〕然而，众所周知，作为学科的中国化学不是中国古代化学演进的结果，而是从西方引入中国的，根植于统一的世界科学文明之中。在西方世界，自然科学在产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那种只是少数有钱或有闲的人凭兴趣或爱好所从事的业余活动的状况，“开始建立科学的专门组织和机构，有了交流、发表科学成果的书刊，科学研究已成为专门的职业并且创办了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专科学校。这就是科学的建制化（即英文的institutionalization，也译…体制化‟ 或…制度化‟）过程”。〔5〕从世界化学的发展进程看，化学学科早在18 世纪80 年代就已经建制化，有了自己的模式、方法、词汇和从业人员的共同体等，但中国学术界从19 世纪后期才认识化学学科。〔6〕因此，此处论及的中国化学教育的肇始与中国古代的化学及化学工艺的传授没有关系。

西方的化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需要经过翻译和教育。在近代化学知识传入中国的初期，新教传教士在翻译化学书刊方面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由于书刊同教育密切相关，因此，有学者以考察传教士早期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