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山水诗的文化意蕴与呈现

中国古代山水诗的文化意蕴与呈现[摘要]中国古代山水诗充满着灵性之气,充满着儒、道、佛的精神思想,成为古代诗人逃避现实、抒发胸臆、寄托情思的媒介,具有别具一格的文化传统和内涵。

[关键词]山水诗;文化;意蕴中国古代山水诗具有独特的文化背景与思想。

古代的诗人们,一方面响应儒家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积极入世,品评时政,充满了人生的忧患意识和关心民众的社会良知。

但是由于社会黑暗,危机四伏,他们往往很难实现自己的理想,其用世之心受到严重的挫伤。

这些诗人不愿与统治当局同流合污,为求保命不得不从与现实直接对抗中撤退下来,隐退避世,“独善其身”,到《老子》《庄子》和《周易》中寻找精神寄托,投身田园,怡情山水,通过调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来淡化在社会生活中所受到的挫折和打击,以宣泄心灵的痛苦和压抑,在自然与社会的对立中展示人性的真善美,抨击社会的不平和现实的丑恶,以此达到内心积郁的宣泄。

古代的诗人们寄情山水以求心里苦闷的解脱,就其思想渊源来说,离不开儒家、道家理论和佛学的影响,但由于他们生活态度不同,学识气质不同,特别是个人生存的时代背景不同,同样是游山玩水或寄情自然,则表现出迥异的人生境界,包含着不同的文化意蕴。

一、描写自然之美,借自然山水寄托遗世独立情怀老庄的自然观,即那种消除物我对立,通过人与自然的圆融,进入精神的忘我状态的思想,得到了魏晋诗人的认同。

魏晋时期,现实的污浊黑暗与自然的清新美好形成强烈反差。

他们在自然中体味到了与尘世纷争迥然不同的恬淡闲适和空明宁静的乐趣。

当时的许多文人墨客对当局的腐败、山河的破碎、经济文化面临崩溃的现实,多有不满和苦闷,但他们本身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意识又使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反抗现实。

于是,这些人便在远离现实的精神世界里来求得主观上的满足,把身心投入到自然界中,游山玩水,寻胜探幽,追求恬淡、遗世独立的精神生活。

“竹林七贤”生当魏晋易代之际,他们对时政不满,便疏狂物外,放浪山水,崇尚老庄。

在“七贤”之一嵇康的笔下,世道混乱,险象环生,不可久居,而“息徒兰圃,秣马华山。

流石番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赠兄秀才从军十八首·其十四》)。

自然界是多么美好,让人何等的洒脱舒展。

这其中流露出来的对山林田园的亲和,对闲适自由的倾心,又是何等的强烈神往。

这与世俗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其感情倾向和价值取向表现得十分彻底。

读完这些诗,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没有山水园林的放纵情怀,作者就要被窒息,也只有投身于恬淡宁静的自然之中,人们才有可能恢复人性的本来面目,才能实现心态的平衡。

魏晋时的其他名士也不过问世事,完全寄情于山水。

左思的“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招隐二首·其一》),王羲之的“虽无丝与竹,玄泉有清音;虽无萧与歌,咏言有余馨”(《兰亭诗》),清纯质朴的大自然可以让他们怡情悦性,是能够让他们排除积郁、宣泄愤懑的寄托之所。

自然山水所具有的审美魅力能使他们留连忘返,沉醉其中。

“因为他们游览山水的逃避现实的态度,和山水本身即是自然美的表现的道家思想,都和他们的生活思想合拍,所以游览山水和他们的生活结下了不可分离的关系。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他们都是从现实与自然的对比中发现了自然的魅力,自然山水成为他们心灵的外围屏障,在自然山水的保护下,他们才能放任自我,感受到本真生命的律动,从自然中感悟到对功名与现实的超越,得到一种慰藉和解脱。

“竹林七贤”等魏晋诗人赋予了自然山水以浓厚的审美色彩,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他们诗中的自然景物只是突出了自然山水的独立性、客体性,而不是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

他们把自然看成是无所依傍的独立自主的存在,并把自己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

应该说,这是人在初步觉醒之后必然产生的现象。

所谓人的觉醒,无非就是人相对于自然、社会具有了独立的意识,因此,此时的山水诗,也必然是把山水当作外在于人的自然的客观存在来描写,把山水看成是寄托或生发个体情感的对象,发泄对朝政的愤懑和不满,寻求精神解脱。

二、情意自然,情景相生,自然山水与自由心灵融为一体真正从尘网中解脱出来而回归自然的是陶渊明。

如果说“竹林七贤”寄情山水、乐而忘忧还只是一种人的生存手段,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那么陶渊明的寄情山水、乐守田园已经是一种自觉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发自其内心生命的人性追求。

陶渊明超越了当时人们对自然山水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他遵从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思想,认为万事万物自然存在发展自己,不受外界干扰。

在他的自然观中,人与自然是那么和谐统一,现实社会的庸俗丑恶,在强大而有生命力的自然面前变得那么渺小,不堪提及。

他注意到山水自然所昭示的自然之理,并从理性上接纳了它们,进而融入自然、领悟自然,享受自然的化境。

陶渊明诗中表现最多的也最强烈的就是:人秉受天地之灵气而生长,就应该保持天地之灵气所带给人的灵性,以抵御世俗的冲击。

他在《归园田居》里表达自己向往“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田园生活。

陶渊明从29岁第一次任州祭酒到他41岁最后辞去彭泽令这13年间,他曾几次辞去官职回到家园,但由于没有完全摆脱世事,儒家“兼济天下”和道家“遗世独立”的思想始终在他的头脑里冲突着,几次辞官归隐复又出仕正是这种矛盾心态的反映。

最后,本性终于战胜了俗念,他摆脱官场的污浊与世俗的名利,毅然辞官回家。

回归自然的那种轻松,那份舒展,那种油然的欣喜,都融会在字里行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归去来辞》)“心为形役”是陶渊明最大的精神痛苦,他决心要摆脱自身躯壳及物质的役使,获得心灵的自由幸福。

因此,他回到无拘无束的乡野家中,如小鸟冲出罗网樊笼,回到任意翱翔的天空,给心灵以充分的舒展和自由。

有了这种人与自然关系切身而深刻的领悟,陶渊明就能够“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饮酒·其五》),用一种笃诚自觉的心态去体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同上)的淡远境界。

陶渊明是在用自然的清风洗涤自己身上的杂尘,从中咀嚼人生中那些“欲辩已忘言”(同上)的真意,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人生真谛,是人与自然圆融的彻悟。

基于这一点,陶渊明的田园山水诗,就不再把自然当作是一种独立的存在,而是与心灵完全契合,是一种内在精神的折射,自然与心灵交融在一起,悠然自得,和谐自如,达到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的境界。

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也给我们留下许多瑰丽壮美的山水诗篇,他在诗中挥洒着人生的豪情,排遣理想落空的境遇与“天生我才必有用”(《将进酒》)的自信之间的冲突和痛苦。

《蜀道难》是一首赞美祖国山河的壮丽雄奇的名篇,李白把蜀道之难描写得如此惊心动魄,隐含着对人生坎坷的象征。

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激情幻想,犀利的词锋,雄奇的意象,无不流露着李白对瑰丽人生的向往,对非凡生活的追求。

中年时的李白仕途受到严重的挫折,“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抱负彻底破灭,于是他接受道教思想来寻求精神寄托,同时也借纵情山水,寻仙探幽来睥睨尘世,傲视权贵。

像《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李白描写梦中的名山大川,云霞雷霆,峻岭峭崖,借自然山水表达对社会丑恶庸俗的蔑视,对朝廷权贵的愤怒不平,创造出一个阔大奇幻而又充满赤诚之情的意境,塑造出一个纯洁、真挚而又高傲的艺术形象。

和陶渊明一样,李白为了捍卫人性中的纯洁、自由,不向世俗平庸和达官权贵低头,这样他就不得不放弃名利,不得不忍受有才不得用、有抱负不得施展的痛苦去换取人格上的完善和心理上的慰藉。

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清楚地从李白诗中感受到诗人向往自由、追求真纯的心愿。

这归功于诗人能将自我与山水融合起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体现出颇富理性色彩的人生境界。

三、超越自然,自然山水成为自己旷达率性人生的外化无论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山水诗,其创作主体都没有超脱于自然之外,而是将自然看作是情感的载体,只要贴近自然、深入自然,就可以从中体味自我,就可借自然之酒浇胸中之块垒。

而真正走出自然的是苏轼,因为他的山水诗表现出与前人迥然不同的总体倾向。

他既不像“竹林七贤”那样站在自然之外,也不像陶渊明、李白那样站在自然之中,而是站在了自然之上,艺术地把握了自然,使之成为自己求诸内心的工具。

这些诗或是富有禅意,或是把儒、道、佛融为一体,并借禅宗的思维方式来表达他对人生的体味和感受。

他的许多山水诗,与其说是写自然,毋宁说是写心境。

他不仅仅是描写自然山水美景,更重要的是借此来作为分析人生的精神意义,以求得更为旷达洒脱的人生态度。

他在审美的愉悦中寻找自我,在人生实践中发展自我。

苏轼把自己的整个身心投入到山水自然之中,达到心物合一的化境,使自然的心灵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像“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绝句》),既是以禅意的眼光去审视自然,也是从自然中悟禅。

这首诗如果只有后两句,美则美矣,但为死景,而前两句看似闲笔,实为诗的关键之处,它激活了整个画面,顿悟之下,人的审美感受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氵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则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禅味。

诗人以禅的眼光来看自然时,自然是那样清悠闲远,自然物象进入诗中,是用来作为禅机的启悟。

诗人用禅心去体味自然,真正达到“身与物化”、“心物合一”的境界。

在这些诗中,分不清哪是心情意绪,哪是山水自然,其实根本就无须分辨,因为山水自然、诗意禅理、心情意绪三者都在审美的深处统一起来,山水自然早已不是外在的客观存在,也不是情感的载体,而是超度人的阶梯。

禅在这里不过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苏轼借它来求诸心灵,使它通向人生哲理的领悟,并用它对道家的“物我同一”的齐物观进行了超越,从而走向了雍容旷达的人生。

因此,苏轼的审美意向不仅仅投向世俗的功名利禄,就是奇幻伟丽的大自然,他也并不时时留意。

面对那些山水自然,苏轼在进行审美创造时总是注重自己的“本心”,注重心灵对外物的渗透和愉悦。

所以,苏轼山水诗中的自然,是对儒、道、佛三家的超越。

儒家把人归于社会,抹杀人的主体性、自然性,强调人的社会性,从而把活生生的人仅仅作为社会的附庸而存在。

道家要求物我齐一,进行自我排除,不仅否定名利功业,对感性生命也一同摒弃。

佛教则干脆否定人生,此岸世界的一切都是虚幻痛苦的,只有渡到彼岸才能超越。

但苏轼却融会三家:他吸收了儒家的执著现实的一面,扬弃了其追求功利的一面;吸收了道家的潇洒旷达、追求心灵自由的一面,扬弃了懒散无为的一面;吸收了佛教的感悟人生、追求心灵超脱的一面,扬弃了否定人生的一面,从而赋予了他的山水诗以崭新的风貌,使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新颖的审美感知方式统一起来,形成了生动盎然的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