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

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

——基于Y村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一、冲突促成“整合”：传统社会的村治模式

在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由于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即使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拥有庞大的官僚集团和体系，也难以直接统治乡村，即所谓的“政不下县”。而不得不依靠士绅地主和宗族制度来实施乡村治理，上传下达，维持秩序。这个处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乡绅阶层，具有承上启下的职能。于建嵘在对清末乡村社会政治的研究中也指出：“传统乡村治理的主要特征是，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以体现族权组织为基础，以绅权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传统的乡村治理由三部分组成，保甲制度的政府、家族权利和中间的地主乡绅，三者结合将乡村的各个层次衔接起来，实现了乡村社会的自治。

而这是传统乡村社会的普遍治理模式，但是一般之内必然存在着特殊。本文研究对象Y村是一个佃户村，也是一个移民村，村落建立的时间很晚，而且姓氏复杂。因此，它不像许多大的村落一样拥有一个主体的家族，尽管各个姓氏的家族意识很浓烈，但不能构成左右该村政治的大的家族权力，因此也就失去了乡级政权在此的统治基础。对这一时期的情形，一位村里九十三岁老人回忆：

记得俺十来岁的时侯，咱村人哪有这么多，住的也没这么

近，一个姓把着一个村角，不像今儿住得这么乱哄哄的。那时候谁也不欺负谁，都给地主种地，各家子（家族）自己解决。咱村人自来就生硬，现在也是有距离。

当时的村庄有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而在大姓的传统村庄里则不一样，一个村基本上就是一个家族，他们有共同的祖先。家族制是按家长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族长视宗子为一族之尊，掌管全族事务，对不守家法、违背教训者，随其轻重处罚。这种族权在明清时期与封建政权配合，起着基层政权的作用。而在Y村的宗族制度并没越过族界，成为一种村庄的政治权力，仅仅在各自的族内履行其职责。村里的老支书说:

以前咱村里人经常窝里斗，不像咱南村（南面的邻村），人家村里受欺负了那个团结。咱村的人还不打架，都在背后算计你。有人受欺负躲得老远，只有一家子的人才出来管管。据老人说，当时村里也没什么官管，地主就是头，而且听说还挺毒。村里人只有对付地主的时候才拧起绳来。

Y村的历史很短，而且村民大部分都是租种土地的佃户，文化水平很低，甚至大部分都是文盲，在这样一个村庄里基本上没有绅士阶层，从而也失去了与乡级政权沟通的渠道。中国传统村治的几个重要权力组成部分在这里基本都不存在，从而地主的权力突显出来了，本来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阶层，而此时将权力与经济，甚至社会事务集于一身。在相

互抑制的权力体缺失之后，佃户与地主的冲突显现出来。访谈中老支书的话表达了地主与作为佃户村民的直接对立，但是“只有在对付地主的时候才拧起绳来”（老支书的话）也就是在与地主冲突与斗争中重新确定了“我们群体”的身份，也划清了所属群体的界限。在村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件事，至今仍传为佳话：

有一年，当时天气大旱，村民基本上颗粒无收，村民生活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姓付的地主仍然收取地租。村民吃饭都成问题，因此都没有交的意思，颇于生活压力，村民从自己的家族圈子里走了出来。这时滕氏的头头站了出来，背地里偷偷的和各个家族的头见了面，联合抗租。最后事情暴露，地主发誓都要抓滕氏杀鸡给猴看。由王氏的头头将其藏在自己家族一个族人的地窖里，最后在地主各种经济条件的诱惑下，滕氏被出卖，最终被地主整死。当然，王氏的这一族人也被扫地出门。

这时作为佃户的村民与地主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了，在这次事件中村民从自己的族圈里走了出来，进入了村庄的政治生活。在与地主分裂的同时，作为弱者的佃户，实现了家族之间的联合。村民由横向的家族之间的摩擦转为了与地主之间的纵向摩擦，使村民趋于一个整体，踏上了整合之路。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村治结构由分散开始走向了整合。

二、强权介入实现“大一统”：人民公社时期的村治模式

在与地主的对抗与冲突中，佃户身份的村民实现了联合，结成了同盟。但是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联盟”，是为了对付共同威胁的工具性的联合，通过暂时的联合保护各个家族之间的共同利益。要将这种联盟转变为持久的组织，需要在共同斗争中产生共同的价值与规范。

建国后共产党政权的介入，实现了这一转变过程。新政权首先推行了土地改革，推翻了该村的付氏地主，而这时，由于利益和目标的一致性使村民与新政权走在了一起，而这时新的国家权力已经进入了乡村社会，而且是一种柔和的进入。村民XHJ（小学退休老师）回忆说：

咱村解放后，都分了地，大家都很高兴，当然大家都很感谢共产党。村民都听党的，这时村里也建立了农会，当然是由共产党建的，后来又吸纳了一些分地中积极的人。当时可能镇上也建立了单位，应该叫乡公所，咱村也终于有人管理了，以前上面很少有人来，就是老付家说了算。

在建国初期，特别是土改时期，农会是村政的主要形式，它是集行政、司法、武装、治安等职于一身，俨然是一级比较完备的“基层政府”。土改后，又通过互助组和合作社实现了村民之间的进一步合作与交流，进而培养了集体意识。同时合作社的实行将土地收归了集体所有，从而农民再一次失去了经济基础，但是这次他们已经形成了统一的价值规范，对党和国家绝对忠诚，而人民公社制度的实施使村民群

体彻底合为一体了。村民TJF对这段历史有很深的体会：在种自己家地的几年后，村里说要村民合起来种。一开始几家关系比较好的在一起种，地还是自家的，就是播种、收割等农忙季节帮帮忙，粮食还归各家。过了几年村里实行了更大点的帮助（合作），村里牵头谁愿意参加就参加，牲畜和农具都拿出来给大家用，大家还在一起编个货（草编制品），统一卖。那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在一起很照顾，像一家子似的。后来，就是强迫你合作，把地和农具都交到村里。

合作化是循序渐进的，村民的生产资料逐渐丧失，分配和生产也受到限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也逐渐深入，从开始倡导季节性的合作，到后来的长久性合作，最后利用国家权力强制合作。但是伴随着这一过程村民的交往多了，村民的合作帮助多了，甚至“大家很开心”。也就是在国家权力的渗透中，村民群体渐渐趋于整合，而合作化的过程又使村民对国家权力产生了依赖。而这一过程在人民公社时期达到了顶峰。

经过了几次合作化浪潮，1958年全国进入了人民公社时期，这时“有国家发动推行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把党政合一、垂直领导的农村基层组织形式强行植入到乡村社会中”。Y村的农会现在已经变成了村大队，村大队下面是村小队，都隶属于人民公社，而且这时村里也有了党支部，有了村支书，完全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村民（村里的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