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逝世20年 汪曾祺散文：我的老师沈从文
汪曾祺经典短篇散文（精选10篇）
汪曾祺经典短篇散文（精选10篇）汪曾祺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
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汪曾祺经典短篇散文，供大家欣赏。
汪曾祺经典短篇散文篇1修下水道了。
最初，孩子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只看见一辆一辆的大汽车开过来，卸下一车一车的石子，鸡蛋大的石子，杏核大的石子，还有沙，温柔的，干净的沙。
堆起来，堆起来，堆成一座一座山，把原来的一个空场子变得完全不认得了。
(他们曾经在这里踢毽子，放风筝，在草窝里找那么尖头的绿蚱蜢——飞起来露出桃红色的翅膜，格格格地响，北京人叫做“卦大扁”……)原来挺立在场子中间的一棵小枣树只露出了一个头，像是掉到地底下去了。
最后，来了一个一个巨大的，大得简直可以当做房子住的水泥筒子。
这些水泥筒子有多重啊，它是那么滚圆的，可是放在地下一动都不动。
孩子最初只是怯生生地，远远地看着。
他们只好走一条新的，弯弯曲曲的小路进出了，不能从场子里的任何方向横穿过去了。
没有几天，他们就习惯了。
他们觉得这样很好。
他们有时要故意到沙堆的边上去踩一脚，在滚落下来的石子上站一站。
后来，从有一天起，他们就跑到这些山上去玩起来。
这倒不只是因为在这些山旁边只有一个老是披着一件黄布面子的羊皮大衣的人在那里看着，并且总是很温和地微笑着看着他们，问他姓什么，住在哪一个门里，而是因为他们对这些石子和沙都熟悉了。
他们知道这是可以上去玩的，这一点不会有什么妨碍。
哦，他们站得多高呀，许多东西看起来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他们看见了许多肩膀和头顶，看见头顶上那些旋。
他们看见马拉着车子的时候脖子上的鬃毛怎样一耸一耸地动。
他们看见王国俊家的房顶上的瓦楞里嵌着一个皮球。
(王国俊跟他爸爸搬到新北京去了，前天他们在东安市场还看见过的哩。
)他们隔着墙看见他们的妈妈往绳子上晒衣服，看见妈妈的手，看见……终于，有一天，他们跑到这些大圆筒里来玩了。
汪曾祺逝世20年 汪曾祺散文：我的老师沈从文
汪曾祺逝世20年汪曾祺散文：我的老师沈从文【本文原载2009年第3期《收获》】2009-3《收获》汪曾祺与沈从文写在前面：在父亲的文章中，怀人的不算多。
反反复复写了很多篇的，都是有关沈从文先生的。
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八一年，很完整，却没有发表。
不知为什么。
父亲去世后，在整理《汪曾祺全集》的文章时，我们也大致翻看了一下，觉得内容在其他文章里基本都有了，就很粗率地决定不选了。
去年，我花了点时间把它打印出来，感觉很亲切。
想想二十八年前，沈从文先生和父亲还都在写作和工作呢。
汪朝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五日我的老师沈从文汪曾祺西南联大校门西南联大中文系1935年沈从文在昆明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原来的中学读书，在家闲居了两年。
除了一些旧课本和从祖父的书架上翻出来的《岭表录异》之类的杂书，身边的“新文学”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
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着的，就是这两本书。
所以反复地看，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一方面也因为这两本书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
我觉得这两本书某些地方很相似。
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
我的父亲见我反复地看这两本书，就也拿去看。
他是看过《三国》、《水浒》、《红楼梦》的。
看了这两本书，问我：“这也是小说吗？”我看过林琴南翻译的《说部丛刊》，看过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看过巴金、郁达夫的小说，看了《猎人日记》和沈先生的小说，发现：哦，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的，是写这样一些人和事，是可以这样写的。
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
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和读了《沈从文小说选》有关系的。
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
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
——其他的教授是入学后才知道的。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
“各体文习作”是本系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我是都选了的。
汪曾祺《新校舍(节选)》《我的老师沈从文(节选)》阅读理解
汪曾祺《新校舍（节选）》《我的老师沈从文（节选）》阅读理解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文本一：新校舍（节选）汪曾祺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
有一些是借用原先的会馆、祠堂、学校，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
有一座校门，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
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进门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路。
路是土路，到了雨季，接连下雨，泥泞没足，极易滑倒。
大路把新校舍分为东西两区。
大图书馆后面是大食堂。
学生吃的饭是通红的糙米，装在几个大木桶里，盛饭的瓢也是木头的，因此饭有木头的气味。
饭里什么都有：砂粒、耗子屎……被称为“八宝饭”。
八个人一桌，四个菜，装在酱色的粗陶碗里。
菜多盐而少油。
常吃的菜是煮芸豆，还有一种叫做蘑芋豆腐的灰色的凉粉似的东西。
大图书馆的东面，是教室。
土墙，铁皮顶。
铁皮上涂了一层绿漆。
有时下大雨，雨点敲得铁皮丁丁当当地响。
教室里放着一些白木椅子。
椅子是特制的。
右手有一块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
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随便搬动，从这间教室搬到那间。
吴宓先生上《红楼梦》研究课，见下面有女生没有坐下，就立即走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
一些颇有骑士风度的男同学于是追随吴先生之后，也去搬。
到女同学都落座，吴先生才开始上课。
我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不爱上课。
有的教授授课是很严格的。
教西洋通史的是皮名举。
他要求学生记笔记，还要交历史地图。
我有一次画了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皮先生在我的地图上批了两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朱自清先生教课也很认真。
他教我们宋诗。
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
要交读书笔记，还要月考、期考。
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
多数教授讲课很随便。
刘文典先生教《昭明文选》，一个学期才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
闻一多先生上课时，学生是可以抽烟的。
我上过他的“楚辞”。
上第一课时，他打开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
高考语文人物素材之汪曾祺
高考语文人物素材之汪曾祺怀念一个“老头儿”，怀念文坛的一种品格,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 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2017年汪老病逝二十周年，可“汪曾祺”热不曾远去。
有人说，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儿很多，但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却不常见。
“有何思想,实近儒家。
人道其理，抒情其华。
有何风格,兼容并纳。
不今不古，文俗则雅。
”这是汪曾祺在《我为什么写作》中的自白，最终，他将自己活成了和笔下的作品一样的模样。
他是沈从文的学生两本书，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他说:“可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中文系，成为沈从文的入室弟子。
沈从文学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对汪曾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汪曾格产生深远的影响。
” 祺投考西南联大，除了考试用书外所带的11941年，沈从文给施蛰存写信，谈及老师沈从文的怀念从容挥洒于笔尖，文字昆明的一些人和事，说道:“新作家西南朴素，但是字里行间流淌的都是真情。
联大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
有, 都博学多思、不慕名利个汪曾祺，将来必大有成就。
”从西南联, 老师对学生的重大影响大毕业后，汪曾祺辗转来到上海，希望通, 他们之间亦师亦友,彼此欣赏过熟人介绍找一份工作，却不料连碰钉子，手头仅有的一点钱也花光了，即将落魄街头。
汪曾祺情绪异常低落，甚至想到他有作家的故土情怀自杀。
沈从文知道后，写信责骂他说:“为如果给汪曾祺的写作设几个关键词的话: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高邮、西南联大、张家口、北京是四个绕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不过去的坐标。
此人念旧，而且长情，写笔，怕什么～”沈从文还致信上海的李健来写去，皆是故乡、故人。
现代文《岁月钟声 汪曾祺》阅读答案
现代文阅读（25分）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岁月钟声汪曾祺我读的小学是县立第五小学，简称五小，在城北承天寺的旁边，对面是天地坛。
五小有一支校歌：?西挹神山爽气，东来邻寺疏钟，看吾校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
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同。
桃红李白，芬芳馥郁，一堂济济坐春风。
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实在过于夸张了。
但记忆中学校门外的地势确比校内高，进大门，要下一个慢坡，慢坡是?站砖’铺的。
不是笔直的，而是有点弯。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对这道弯弯的慢坡很有感情。
如果它是笔直的，就没有意思了。
慢坡的东端是门房，同时也是校工詹大胖子的宿舍。
詹大胖子的主要职务是摇上课铃、下课铃。
这间小屋原来盖了是为了当门房即传达室用的，但五小没有什么事可传达，来了人，大摇大摆就进来了，詹大胖子连问也不问。
这间小屋就成了詹大胖子宿舍。
他在屋里坐着，看看钟。
他屋里有一架挂钟。
这学校有两架挂钟，一架在教务处。
詹大胖子一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上这两架钟。
喀啦喀啦，上得很足，然后才去开大门。
他看看钟，到时候了，就提了一只铃铛，走出来，一边走，一边摇：叮当，叮当，叮当……从南头摇到北头。
上课了，学生奔到教室里，规规矩矩坐下来。
每逢国文课都是要背诵的。
一年级开头是“大狗跳，小狗叫”，后面有《咏雪》这样的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七片八片九十片，飞入芦花都不见。
”我学这一课时才虚岁七岁，可是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
我现在写散文、小说所用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
我觉得那时的语文课本有些篇目是选得很好的。
后来，有一班毕业生凑钱买了一口小铜钟，送给母校留纪念，詹大胖子就从摇铃改为打钟。
一口很好看的钟，黄铜的，亮晶晶的。
铜钟用一条小铁链吊在小操场边的梧桐树上。
铜钟有一个锤子，悬在当中，锤子下端垂下一条麻绳。
詹大胖子扯动麻绳，钟就响了。
钟不打的时候，绳绕在梧桐树干上，打一个活结。
《汪曾祺散文》读书笔记精选范文
《汪曾祺散文》读书笔记范文（通用7篇）汪曾祺散文之好，读过的人有口皆碑。
他写景、写人、写事、写物，看似冲和散淡，其实有着精心的布局，结尾尤其好。
读每一个结尾都是一种享受。
一切景语皆情语，但还不只是景语，每一句平实的话都有深情。
全篇只一两句点到伤情之处，好比冰山露一角，我们就能体会到那座冰山。
比如《北京的秋花》，通篇写的是各种植物，很生动有趣，像科普读物，后面写到秋海棠，带到自己的母亲，很小的时候就得肺病死了，锁在一个小屋里，怕传染不让人去看，所以对母亲没什么印象，小屋边开着秋海棠，看到秋海棠就想起母亲。
语言非常的平静，一点不抒情，但给我巨大的感动。
再说写他的老师沈从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通篇细密的写沈从文其人其事，非常平实，行文到最后写到老师的死。
只一句，也是用叙事代抒情：“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
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这是多么高级文字，堪称人书具老。
书中也有赤子的情怀流露。
在西南联大边的诸多茶馆之一的墙上，发现了真正的诗：记得旧时好，跟随爹爹去吃茶，门前摸螺壳，巷口弄泥沙。
几篇文章也提到了茶文化。
在《湘行二记》中，汪曾祺细细的提到了擂茶，他十分喜食，令我想起去年到湖南湘西时也在马路边买到过擂茶，已经不十分的土了，类似珍珠奶茶的店铺。
汪曾祺还反复提到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大学生们都爱泡昆明的茶馆。
有人甚至连牙刷脸盆都放在茶馆里。
他是个美食家、老茶客，对茶也有心得，在《寻常茶话》一文中，大谈了吃茶的点滴。
在《皖南一到》一文中我发现我祖母与汪曾祺是徽州的同宗，都是越国公汪华的后人。
汪华大概是割据一方的豪侠，后来降了唐，受李渊封为越国公。
在隋唐时期，这是个很高的封号，隋炀帝时期的司空杨素就是越国公。
当地称“汪王”，或“汪王大帝”。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人间草木》第一篇就是《花园》。
读了几遍，每次都是一边读一边笑，一边读一边叹，一边读一边摇头——唉，天籁之作啊，我怎么就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呢。
2023届高考语文复习：散文专题训练——汪曾祺散文
散文专题训练----汪曾祺散文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泰山很大汪曾祺描写泰山是很困难的。
它太大了，写起来没有抓挠。
三千年来，写泰山的诗里最好的，我以为是《诗经》的《鲁颂·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
”“岩岩”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很难捉摸，但是登上泰山，似乎可以体会到泰山是有那么一股劲儿。
詹即瞻。
说是在鲁国，不论在哪里，抬起头来就能看到泰山。
这是写实，然而写出了一个大境界。
汉武帝登泰山封禅，对泰山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好发出一连串的感叹：“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惑矣！”完全没说出个所以然。
这倒也是一种办法。
人到了超经验的景色之前，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就只好狗一样地乱叫。
杜甫诗《望岳》，自是绝唱，“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一句话就把泰山概括了。
杜甫真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这一句诗表现了他对祖国山河的无比的忠悃。
相比之下，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
李白写了很多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装疯。
他写泰山的几首诗都让人有底气不足之感。
杜甫的诗当然受了《鲁颂·閟宫》的影响，“齐鲁青未了”，当自“鲁邦所詹”出。
张岱说“泰山元气浑厚，绝不以玲珑小巧示人”，这话是说得对的。
大概写泰山，只能从宏观处着笔。
郦道元写三峡可以取法。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刻琢精深，以其法写泰山那不大适用。
写风景，是和个人气质有关的。
徐志摩写泰山日出，用了那么多华丽鲜明的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
但我有点怀疑，这是写泰山日出，还是写徐志摩？我想周作人就不会这样写。
周作人大概根本不会去写日出。
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
我对泰山不能认同。
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
我十年间两登泰山，可谓了不相干。
泰山既不能进入我的内部，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
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山即是我，我即是山。
泰山是强者之山——我自以为这个提法很合适，我不是强者，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
汪曾祺散文赏析范文
汪曾祺散文赏析范文汪曾祺是迄今为止争议最小的当代作家：他的美学气质、作品的审美价值、文学史意义得到评论界、创作界的一致肯定。
他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
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
他的小说《受戒》、《大淖纪事》、《陈小手》都是当代文坛的经典名篇，对于他的小说吸收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京派小说风范评论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他的小说那种淡泊恬淡的田园感受，也让很多读者流连忘返。
我个人就非常喜欢他的小说，比如看过《受戒》脑子里经常会浮现小和尚和一个小姑娘坐在穿上的画面，也经常会想到两个天真少年在岸边留下的那一对小脚丫。
今天我们就来重点探讨一下他的散文。
汪曾祺的散文大多数都写得随意感性又兴致盎然，更接近通常意义上的随笔。
汪曾祺的作品多是随随便便、任心闲话、兴之所至的的闲话。
他自己曾说，散文是一个大类，也说自己实在无法区分散文和随笔，于是将自己作品中稍长的称为散文，短的称为随笔。
《汪曾祺散文随笔集》自序。
他的散文题材非常广泛：个人经历、天文地理、民情风俗、饮食男女、街头巷议、人生世相、文坛曲艺等等无不可以入文。
《文集自序》“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
间作小考证，亦可喜。
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
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
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他认为散文是一种见性情，见人品，见功底的文体。
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境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故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
其实“随缘任运”是汪曾祺所有作品体现出来的一种风格。
代表的有《随遇而安》、《猴年说命》、《平心静气》、《觅我游踪五十年》、《我的创作生涯》、《自报家门》、《认识到和没有认识到的自己》、《老年的爱憎》等。
他在《随遇而安》中开篇就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的一生就更平淡了。
汪曾祺的散文摘抄
汪曾祺的散文摘抄汪曾祺的散文摘抄汪曾祺的散文相信大家都有读过吧，下面是汪曾祺的散文和他本人的一些经历，欢迎大家阅读。
汪曾祺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
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汪曾祺散文汪曾祺散文给人印象第一深刻的就是他的语言、文字。
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语言风格是受到了归有光的极大影响。
后来我了解到，归有光的散文最大特点，就是白描，近乎于通篇的白描写作。
汪曾祺受其影响，语言中，出落的就是大大方方，平平淡淡的白话。
有人评价汪曾祺的语言说是“把白话白到了家”。
然而，读汪曾祺的文章又很明显地可以感受得到他在行文之中所带有的那种文人雅气。
二者得到了某种平衡和协调之后，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就像在《花园》中，他说“没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最深沉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了。
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整篇文章读下来，却使人忍俊不禁，内心平和，恬淡而又不乏感动，如最后他说“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像个大人了，天气郁闷，心上另外又有一点小事使我睡不着，半夜到园里去。
一进门，我就停住了。
我看见一个火星。
咳嗽一声，招我前去，原来是我的父亲。
他也正因为睡不着觉在园中徘徊。
他让我抽一支烟（我刚会抽烟），我搬了一张藤椅坐下，我们一直没有说话。
那一次，我感觉我跟父亲靠得近极了。
”汪曾祺曾说，他所追求不是深刻，而是和谐。
“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
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他的语言，平淡中出于绚烂，人人看了都能明白，都能看懂。
我想。
这一点，他跟他的老师沈从文真是像极了。
虽然朴素，但那是一种文学修辞，文学语言，不是方言。
没有在语言上的研究的'本领，是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
第二个特点，则是汪曾祺的散文中，善于从小处写起，以小见大。
我的家乡汪曾祺散文
我的家乡汪曾祺散文我的家乡汪曾祺散文汪曾祺是迄今为止争议最小的当代作家：他的美学气质、作品的审美价值、文学史意义得到评论界、创作界的一致肯定。
下面是我的家乡汪曾祺散文，欢迎参考阅读！我的家乡作者：汪曾祺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游。
我小时候常常到运河堤上去玩。
运河是一条“悬河”，河底比东堤下的地面高，据说河堤和城墙垛子一般高，站在河堤上，可以俯瞰底下的街道房屋。
我们几个同学，可以指认哪一处的屋顶是谁家的。
城外的孩子放风筝，颤悠悠的风筝在我们脚下飘着。
城里人家养鸽子，鸽子飞过来，绕过去，我们看到的是鸽子青色的背。
几只野鸭子贴水飞向东，过了河堤，下面的人看见野鸭子飞得高高的。
看打鱼。
在运河里打鱼的多用鱼鹰。
一般都是两条船，一船八只鱼鹰。
有时也会有三条、四条，排成阵势。
鱼鹰栖在木架上，精神抖擞，如同临战状态。
打鱼人把篙子一挥，这些鱼鹰就劈劈啪啪地纷纷跃进水里。
只见它们一个猛子扎下去，眨眼工夫，有的就叼了一条鳜鱼上来——鱼鹰似乎专逮鳜鱼。
打鱼人解开鱼鹰脖子上的金属的箍，把鳜鱼扔进船里，奖给它一条小鱼，它就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转身又跳进水里去了。
有时两只鱼鹰合力抬起一条大鳜鱼上来，鳜鱼还在挣蹦，打鱼人已经一手捞住了。
这条鳜鱼够四斤！这真是一个热闹场面。
看打鱼的，看鱼鹰的，都很兴奋激动。
倒是打渔人显得十分冷静，不动声色。
有时候我们到西堤去玩，坐小船两蒿子就到了。
西堤外就是高邮湖，我们那里的人都叫它西湖，湖很大，一眼望不到边。
湖通常是平静的，透明的。
这样一片打水，浩浩渺渺（湖上常常没有一只船），让人觉得有些荒凉，有些寂寞，有些神秘。
黄昏了。
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橘黄，又渐渐变成紫色，很深很深的紫色。
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我闻到一阵阵炊烟的`香味，那是停泊在御码头一带的船上正在烧饭。
只听见一个女人高亮而悠长的声音：“二丫头……回家吃晚饭来……”像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常爱说的那样，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
鉴赏：作者赞美他的家乡(也是我的故乡)是“圣境”。
汪曾祺散文读后感
汪曾祺散文读后感文章开篇就用缓慢的文笔描述了一个独特的世外桃源，与其说独特更不如说荒诞。
庵赵庄的人们太宽容了，在他们心中，和尚就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像是郎中，书生，当铺，商人之类的职业，没有区别。
和尚可以喝酒吃肉，可以还俗，可以近女色，唱淫歌，可以赌博打牌。
和尚不用守清规还是和尚吗？，这样光怪陆离的生活，和人生的苦涩全然无关，完全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观念。
再说小英子一家，赵大伯是田场上样样精通的好把式，不仅脾气好，身体也结实的像一颗榆树；赵大妈也是精神的出奇，她不仅家乡菜做得可口，而且剪的花样子也是众家嫁闺女的稀罕物；两个宝贝女儿更是漂亮，大英子文静，已有人家，小英子活泼，成天嘻嘻哈哈，像只喜鹊。
由此村庄独特的幸福生活可见一斑。
汪曾祺淡淡的文笔描述了这样一个地方，没有苦涩，没有勾心斗角，可以不包容一切原始欲望的世外桃源。
荸荠庵里，二师父在俗世是有家眷的，甚至每年还把他老婆接来避暑纳凉；三师父更是人不仅漂亮，有一手“飞铙”的绝活，甚至每场法事之后，村里就会有大姑娘或小媳妇蓦然失踪。
然而却没有人指责，这一切的荒诞在村庄里是如此和谐。
我并不赞同网络上大部分人所说，这是对人性最原始的复苏的赞美。
更有甚者，说这是对人类原始的爱的赞扬。
7岁，一个多么美好的年龄，也正是一个对于人生、爱情有了慒懂的认识和向往的年龄，难怪，只在看到一个小女孩的小脚印后，便会心乱了。
但他的天生的羞涩却使他不敢表白，这份朦胧的爱只好在他的心里孕育、成熟，他的心还是纯真和美好的。
他虽始终只是在被动地等待和接受初恋的到来，但他坚定地相信自己对小英子的爱的小英子对自己的爱。
于是，在他等到了爱狂风暴雨般来袭时，他大声说出了心里话，虽然，这还是小英子的鼓动下，而这一次，他的勇敢已战胜了怯懦。
复苏的人性让他把幸福紧紧攥在了自己手中。
相比之下，小英子更直白，更大胆。
她毫无顾忌地坦露心迹，但她并不鲁莽。
她是在确定了明海的心后才以身相许的。
她很直白，但很真诚；她很大胆，但很谨慎。
汪曾祺散文2篇
汪曾祺散文2篇《汪曾祺散文》读书笔记1500字一直把汪曾祺当作某个衡量标准。
看得懂的和看不懂的，欣赏他的和欣赏不了他的。
当然，这个分类并不影响我对一个人的感情。
我的未来老公也不一定非要看得懂他的文章。
只要他们精神上有共通点就好。
比如对生活和小人物的爱。
其他只是一个人的补全成分，造就了每个个体，在同样人性的基础上。
要回国了，事也烦。
找房子搬行李等注册搞SNCF结束这里的caf银行警察局资料。
啊，都要在下周五天里搞完。
担心。
晚上上厕所时拿起马桶水槽上的汪曾祺散文选，随手翻到一页，是篇名为《继母》的随笔。
开头提到林则徐的女儿嫁沈葆桢，病笃，自知不治，写了一副对联留给丈夫和女儿：我别良人去矣。
大丈夫何患无妻。
若他年重结丝罗，莫对生妻谈死妇。
汝从严父戒哉。
小妮子终当有母。
倘异日得蒙抚养，须知继母即亲娘。
后有汪回忆起的一部与后娘有关的评剧小戏《鞭打芦花》。
剧的大意是闵子骞的后娘对其刻薄，给他缝芦花填的棉袄而厚待自己的两个儿子。
其父知后怒，欲休妻，闵子骞跪在雪地上求情，说了一句话：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
再说到继母难当，继而探讨到与怎样做继母相通的问题，该怎样做人。
我们的伦理道德该怎样取得。
最后他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如果一个时代没有道德支柱，只剩下赤裸裸的自私和无情，将是极其可怕的事。
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一个时期，无有例外。
对于今天我们的时代，它的最坏处也许就在道德支柱的崩塌。
相信每个尚存头脑的__人都会同意，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伦理正在沦丧的时代。
人类公认的美德正在一丝丝从饱受现实压迫的__青年身上消失。
也许他们有意也许是无意，其最可怕之处在于这已变成一个社会现象，由不得个体挣扎。
有人说，我们的民族整体素质和道德观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摧毁，以后再也没能恢复过来。
今天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遗祸。
这个想法的对错偏激程度我们无从得知。
不可否认，那个十年，毁掉的不仅仅是一批当时的人才，更是当年正处于建立人生观世界观阶段的青少年们。
人物怀念这个“老头儿”，曾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真正活出了自己笔下“最有味道”的模样
人物怀念这个“老头儿”，曾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真正活出了自己笔下“最有味道”的模样他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乡绅兼中医家庭，师从闻一多、沈从文等民国大家，一生能吃会做，能写会画，有志趣又有才情，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最后一个士大夫。
他就是汪曾祺，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在北京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20年过去了，人走茶未凉，贾平凹说他：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汪老是“情不知所起，一汪而深”，觉得翻阅摩挲他的作品乃是一大享受。
唯一一部汪曾祺电视纪录片《梦故乡》上篇唯一一部汪曾祺电视纪录片《梦故乡》下篇- 01 -一想起汪曾祺的文章，就忍不住流口水，他晚年的自娱是做菜，也爱写吃食。
当时北京城中文化人物宴聚，王世襄的焖葱固然让人眼前一亮，汪曾祺的干贝吊小萝卜，也让远道而来的聂华苓连汤底都喝了个干净。
而他笔下的高邮咸鸭蛋，昆明糖炒栗子，北京豆汁，淮安狮子头……读起来更是意犹未尽，说起这舌尖上的人情世事，他可能比陈晓卿还懂。
汪曾祺把吃变成了自己的长板，成了作家里最会吃的，厨师里最会写的，对他来说，吃进去的尽是生活百态，写出来的全是人生况味。
就像我们常说的，一个人对于吃的态度，也是他对生活的态度。
汪先生的小女儿汪朝曾说过一件趣事：过去她工厂的同事来，汪先生给人家开了门，朝里屋一声喊：“汪朝，找你的！”之后就再也不露面了。
汪朝警告老爷子，下次要同人家打招呼。
第二次她的同事又来了，汪先生这次不但打了招呼，还在厨房忙活了半天。
结果端出一盘蜂蜜小萝卜来。
萝卜削了皮，切成滚刀块，上面插了牙签，边上配了一碟蜂蜜。
结果同事一个没吃。
汪朝抱怨说，还不如削几个苹果，小萝卜也太不值钱了。
老头还挺奇怪，不服气地说：“苹果有什么意思，这个多雅。
”“这个多雅。
”也许这就是汪曾祺对待生活的方式。
食物，你得烹调它，它才会给你真滋味，哪怕是盘萝卜，花心思去削切摆盘，它也能别出心裁，散发雅致。
而生活也如是，你要去经营，它才会给你大意趣。
我的老师汪曾祺阅读
引导语：在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从杨振声、闻一多、诸先生学习，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下文是有关汪曾祺写的《我的老师沈从文》，欢送大家阅读学习。
沈先生逝世后，傅汉斯、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一幅挽辞。
字是晋人小楷，一看就知道是张充和写的。
词想必也是她拟的。
只有四句：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是嵌字格，但是非常贴切，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
这位四妹对三姐夫沈二哥真是非常了解。
——荒芜同志编了一本《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写得最好的一篇，我以为也应该是张充和写的《三姐夫沈二哥》。
沈先生的血管里有少数民族的血液。
他在填履历表时，“民族〞一栏里填土家族或苗族都可以，可以由他自由选择。
湘西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大都有一股蛮劲、狠劲，做什么都要做出一个名堂。
黄永玉就是这样的人。
沈先生瘦瘦小小(晚年发胖了)，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
他小时是个顽童，爱游泳(他叫“游水〞)。
进城后好似就不游了。
三姐(师母张兆和)很想看他游一次泳，但是没有看。
我当然更没有看到过。
他少年当兵，飘泊转徒，很少连续几晚睡在同一张床上。
吃的东西，最好的不过是切成四方的大块猪肉(煮在豆芽菜汤里)。
行军、拉船，锻炼出一副极富耐力的体魄。
二十岁冒冒失失地闯到北平来，举日无亲。
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枝笔打出一个天下。
经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
冬天屋里生不起火，用被子围起来，还是不停地写。
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他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真是没长进!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他在信里说了一些他刚到北京时的情形。
——同时又叫三姐从苏州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抚慰我。
他真的用一枝笔打出了一个天下了。
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真是一个奇迹。
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
他说自己不是天才(他应当算是个天才)，只是耐烦。
《我的老师汪曾祺》1700字汪曾祺我的家乡读后感
《我的老师汪曾祺》1700字汪曾祺我的家乡读后感作文一：《我的老师汪曾祺》1700字拓展延伸：我的老师汪曾祺谨以此文纪念我的老师汪曾祺先生昨天整理书架，偶尔翻到学兄王明义和龙东等几个朋友合出的一本小说集《江南江北》，是汪曾祺先生作的序，引我回想起了十六七年前从汪曾祺先生为师的一段往事。
１９８８年我入鲁迅文学院第一届作家研究生班读书，据说这个班是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提议，由北师大研究生院和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合办的。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们这个年龄的作家大多没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这大概是王蒙“作家学者化”思路的一个尝试。
我们那一届的四十多个同学中，几乎囊括了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有潜力的青年作家，有些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有些后来也很有名气，比如莫言、毕淑敏、严歌苓、肖亦农、刘震云、迟子建、海男、岛子、余华、刘毅然、于劲、冯敬兰、王树增、邓九刚、李本深、简宁、路远、洪峰、王刚等等，曾经看到过学姐贝奇的一篇文章，她的记忆比我好，班里的同学她几乎都记下来了。
记得我们的班主任是北师大研究生院的院长童庆炳先生和鲁迅文学院的教务长周艾若先生，副班主任是北师大学位处处长凌慧娟老师和鲁迅文学院的何振邦老师，当时的鲁迅文学院院长是深受人们敬仰的唐因老先生。
先后给我们授过课的其他老师有冯立三、王愿坚、鲍昌、唐达成、张锲、李国文、林斤澜、汪曾祺、文怀沙、谢冕、孙津等等。
后来学院给大家安排文学创作研究和实践的导师，我有幸拜入汪曾祺先生门下。
先生当时年事已高，仍握笔不辍，我等后辈不忍心多加打扰。
加上我又是一种不太愿意攀援的性格，因此和先生接触机会并不多。
师从先生的两年间，有几点让我受益终身：一次我交给先生作业，是我新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先生给我打了８９分，这个评价来自对文字一向精益求精的短篇小说大师汪老先生，让我受宠若惊。
先生对我的那篇拙作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尤其是帮我给整篇文字重新划分了段落，虽然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自己重读时竟然产生了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无论是节奏、叙述语调，还是阅读感受和心灵触动，都平添了一种原来没有的意味。
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
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
三门课我都选了，——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
西南联大的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
中文系的语言学论、文字学论、文学史(分段)……是必修课，其余大都是任凭学生自选。
诗经、楚辞、庄子、昭明文选、唐诗、宋诗、词选、散曲、杂剧与传奇……选什么，选哪位教授的课都成。
但要凑够一定的学分(这叫“学分制”)。
一学期我只选两门课，那不行。
自由，也不能自由到这种地步。
创作能不能教?这是一个世界性的争论问题。
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
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
这话有道理。
沈先生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
他教的学生后来成为作家的，也极少。
但是也不是绝对不能教。
沈先生的学生现在能算是作家的，也还有那么几个。
问题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教，用什么方法教。
现在的大学里很少开创作课的，原因是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
偶尔有大学开这门课的，收效甚微，原因是教得不甚得法。
教创作靠“讲”不成。
如果在课堂上讲鲁迅先生所讥笑的“小说作法”之类，讲如何作人物肖像，如何描写环境，如何结构，结构有几种——攒珠式的、橘瓣式的……那是要误人子弟的，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己“写”。
沈先生把他的课叫做“习作”、“实习”，很能说明问题。
如果要讲，那“讲”要在“写”之后。
就学生的作业，讲他的得失。
教授先讲一套，让学生照猫画虎，那是行不通的。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
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
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
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
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
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是怎样讲课的（2）
汪曾祺：我的老师沈从文是怎样讲课的(2)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
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
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
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他上创作课夹了一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
沈先生做事，都是这样，一切自己动手，细心耐烦。
他自己说他这种方式是“手工业方式”。
他写了那么多作品，后来又写了很多大部头关于文物的著作，都是用这种手工业方式搞出来的。
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
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新村，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
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
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
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
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也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上“上官碧” 的名字。
谁借的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
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
沈先生书多，而且很杂，除了一般的四部书、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的译本，社会学、人类学、黑格尔的《小逻辑》、弗洛伊德、亨利·詹姆斯、道教史、陶瓷史、《饰录》、《糖霜谱》……兼收并蓄，五花八门。
这些书，沈先生大都认真读过。
沈先生称自己的学问为“杂知识”。
一个作家读书，是应该杂一点的。
沈先生读过的书，往往在书后写两行题记。
有的是记一个日期，那天天气如何，也有时发一点感慨。
有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
”这两句话我一直记得，可是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大胖女人为什么使沈先生十分难过呢?沈先生对打扑克简直是痛恨。
他认为这样地消耗时间，是不可原谅的。
他曾随几位作家到井冈山住了几天。
汪曾祺性教育课文
汪曾祺性教育课文
汪曾祺的《看见平凡》散文目录如下：《我的家》
《我的祖父祖母》
《我的老师沈从文》
《西南联大中文系》
《金岳霖先生》
《泡茶馆》
《文章余事》
《传神》
《文人与书法》
《故乡的食物》
《菌小谱》
《寻常茶话》
《小乐胃》
《手把肉》
《贴秋膘》
《花园》
《北京的秋花》
《菏泽牡丹》
《云南茶花》
《紫薇》
《昆虫备忘录》
本书是专为中学生精选的汪曾祺散文集。
书中所选二十三篇文章多是汪曾祺写师长父母、草木鱼虫、寻常吃食之类，文字质朴淡雅，行文流畅通达。
文章篇幅接近中学习作要求，选题切近日常生活，无论诵读还是作为习作范本，均可提高学生的观察、写作能力。
汪曾祺以文名，他的文章多着眼于身边寻常的人、事、物，无论语言文字，还是选题立意，都可以作为中小学生诵读、体味、仿写的范本。
先生的散文格调向我们展示的永远是乐观向上的精神与内涵，这与他一生淡泊名利、追求恬然自得的生活方式有关。
现在的很多艺术过于浮躁，无病呻吟，汪曾祺先生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从汪老散文中散发出来的豁达精神对于我们的人生是一种鼓舞，不管经历多大挫折与磨难，坚信曙光的到来，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态，享受人间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
当我们真正以乐观胸怀视之，我们会发现任何的困难都只是成功道路上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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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逝世20年汪曾祺散文：我的老师沈从文【本文原载2009年第3期《收获》】2009-3《收获》汪曾祺与沈从文写在前面：在父亲的文章中，怀人的不算多。
反反复复写了很多篇的，都是有关沈从文先生的。
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八一年，很完整，却没有发表。
不知为什么。
父亲去世后，在整理《汪曾祺全集》的文章时，我们也大致翻看了一下，觉得内容在其他文章里基本都有了，就很粗率地决定不选了。
去年，我花了点时间把它打印出来，感觉很亲切。
想想二十八年前，沈从文先生和父亲还都在写作和工作呢。
汪朝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五日我的老师沈从文汪曾祺西南联大校门西南联大中文系1935年沈从文在昆明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原来的中学读书，在家闲居了两年。
除了一些旧课本和从祖父的书架上翻出来的《岭表录异》之类的杂书，身边的“新文学”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
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着的，就是这两本书。
所以反复地看，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一方面也因为这两本书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
我觉得这两本书某些地方很相似。
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
我的父亲见我反复地看这两本书，就也拿去看。
他是看过《三国》、《水浒》、《红楼梦》的。
看了这两本书，问我：“这也是小说吗？”我看过林琴南翻译的《说部丛刊》，看过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看过巴金、郁达夫的小说，看了《猎人日记》和沈先生的小说，发现：哦，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的，是写这样一些人和事，是可以这样写的。
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
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和读了《沈从文小说选》有关系的。
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
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
——其他的教授是入学后才知道的。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
“各体文习作”是本系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我是都选了的。
因此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我都上过沈先生的课。
“各体文习作”这门课的名称有点奇怪，但倒是名副其实的，教学生习作各体文章。
有时也出题目。
我记得沈先生在我的上一班曾出过“我们小庭院有什么”这样的题目，要求学生写景物兼及人事。
有几位老同学用这题目写出了很清丽的散文，在报刊上发表了，我都读过。
据沈先生自己回忆，他曾给我的下几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要求他们写一间屋子里的空气。
我那一班出过什么题目，我倒都忘了。
为什么出这样一些题目呢？沈先生说：先得学会做部件，然后才谈得上组装。
大部分时候，是不出题目的，由学生自由选择，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这课每周一次。
学生在下面把车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
下一周，沈先生就就这些作业来讲课。
说实在话，沈先生真不大会讲课。
看了《八骏图》，那位教创作的达士先生好像对上课很在行，学期开始之前，就已经定好了十二次演讲的内容，你会以为沈先生也是这样。
事实上全不是那回事。
他不像闻先生那样：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样：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
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因为就学生的文章来谈问题，也很难有系统，大都是随意而谈，声音不大，也不好懂。
不好懂，是因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未变，——他能听懂很多地方的方言，也能学说得很像，可是自己讲话仍然是一口凤凰话；也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不好捉摸。
沈先生是个思想很流动跳跃的人，常常是才说东，忽而又说西。
甚至他写文章时也是这样，有时真会离题万里，不知说到哪里去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管不住手里的笔”。
他的许多小说，结构很均匀缜密，那是用力“管”住了笔的结果。
他的思想的跳动，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文体上的灵活，对讲课可不利。
沈先生真不是个长于逻辑思维的人，他从来不讲什么理论。
他讲的都是自己从刻苦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之谈，没有一句从书本上抄来的话。
——很多教授只会抄书。
这些经验之谈，如果理解了，是会终身受益的。
遗憾的是，很不好理解。
比如，他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作各种深浅不同的理解。
这句话是有很丰富的内容的。
照我的理解是：作者对所写的人物不能用俯视或旁观的态度。
作者要和人物很亲近。
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得很紧，和人物一同哀乐，一同感觉周围的一切（沈先生很喜欢用“感觉”这个词，他老是要学生训练自己的感觉）。
什么时候你“捉”不住人物，和人物离得远了，你就只好写一些似是而非的空话。
一切从属于人物。
写景、叙事都不能和人物游离。
景物，得是人物所能感受得到的景物。
得用人物的眼睛来看景物，用人物的耳朵来听，人物的鼻子来闻嗅。
《丈夫》里所写的河上的晚景，是丈夫所看到的晚景。
《贵生》里描写的秋天，是贵生感到的秋天。
写景和叙事的语言和人物的语言（对话）要相协调。
这样，才能使通篇小说都渗透了人物，使读者在字里行间都感觉到人物，——同时也就感觉到作者的风格。
风格，是作者对人物的感受。
离开了人物，风格就不存在。
这些，是要和沈先生相处较久，读了他许多作品之后，才能理解得到的。
单是一句“要贴到人物来写”，谁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又如，他曾经批评过我的一篇小说，说：“你这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让一个第三者来听，他会说：“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明白的。
我这篇小说用了大量的对话，我尽量想把对话写得深一点，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
事实上，没有人会这样的说话，就是两个诗人，也不会这样的交谈。
沈先生这句话等于说：这是不真实的。
沈先生自己小说里的对话，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但是一样还是使人感到人物，觉得美。
从此，我就尽量把对话写得朴素一点，真切一点。
沈先生是那种“用手来思索”的人巴甫连科说作家是用手来思索的。
他用笔写下的东西比用口讲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
使学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在学生的文章后面所写的评语。
沈先生对学生的文章也改的，但改得不多，但是评语却写得很长，有时会比本文还长。
这些评语有的是就那篇习作来谈的，也有的是由此说开去，谈到创作上某个问题。
这实在是一些文学随笔。
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
老一辈作家大都是“执笔则为文”，不论写什么，哪怕是写一个便条，都是当一个“作品”来写的。
——这样才能随时锻炼文笔。
沈先生历年写下的这种评语，为数是很不少的，可惜没有一篇留下来。
否则，对今天的文学青年会是很有用处的。
除了评语，沈先生还就学生这篇习作，挑一些与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别人的，——中国的外国的，带来给学生看。
因此，他来上课时都抱了一大堆书。
我记得我有一次写了一篇描写一家小店铺在上板之前各色各样人的活动，完全没有故事的小说，他就介绍我看他自己写的《腐烂》（这篇东西我过去未看过）。
看看自己的习作，再看看别人的作品，比较吸收，收效很好。
沈先生把他自己的小说总集叫做《沈从文小说习作选》，说这都是为了给上创作课的学生示范，有意地试验各种方法而写的，这是实情，并非故示谦虚。
沈先生这种教写作的方法，到现在我还认为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我倒希望现在的大学中文系教创作的老师也来试试这种方法。
可惜愿意这样教的人不多；能够这样教的，也很少。
“创作实习”上课和“各体文习作”也差不多，只是有时较有系统地讲讲作家论。
“小说史”使我读了不少中国古代小说。
那时小说史资料不易得，沈先生就自己用毛笔小行书抄录在昆明所产的竹纸上，分给学生去看。
这种竹纸高可一尺，长约半丈，折起来像一个经卷。
这些资料，包括沈先生自己辑录的罕见的资料，辗转流传，全都散失了。
沈先生是我见到的一个少有的勤奋的人。
他对闲散是几乎不能容忍的。
联大有些学生，穿着很“摩登”的西服，头上涂了厚厚的发蜡，走路模仿克拉克·盖博克拉克·盖博是三十到四十年代的美国电影明星。
，一天喝咖啡、参加舞会，无所事事。
沈先生管这种学生叫“火奴鲁鲁”——“哎，这是个火奴鲁鲁！火奴鲁鲁即檀香山。
至于沈先生为什么把这样的学生叫做“火奴鲁鲁”，我到现在还不明白。
”他最反对打扑克，以为把生命这样的浪费掉，实在不可思议。
他曾和几个作家在井冈山住了一些时候，对他们成天打扑克很不满意，“一天打扑克，——在井冈山这种地方！哎！”除了陪客人谈天，我看到沈先生，都是坐在桌子前面，写。
他这辈子写了多少字呀。
有一次，我和他到一个图书馆去，在一排一排的书架前面，他说：“看到有那么多人写了那么多的书，我真是什么也不想写了。
”这句话与其说是悲哀的感慨，不如说是对自己的鞭策。
他的文笔很流畅，有一个时期且被称为多产作家，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十年中他出了四十个集子，你会以为他写起来很轻易。
事实不是那样。
除了《从文自传》是一挥而就，写成之后，连看一遍也没有，就交出去付印之外，其余的作品都写得很艰苦。
他的《边城》不过六七万字，写了半年。
据他自己告诉我，那时住在北京的达子营，巴金住在他家。
他那时还有个“客厅”。
巴金在客厅里写，沈先生在院子里写。
半年之间，巴金写了一个长篇，沈先生却只写了一个《边城》。
我曾经看过沈先生的原稿（大概是《长河》），他不用稿纸，写在一个硬面的练习本上，把横格竖过来写。
他不用自来水笔，用蘸水钢笔（他执钢笔的手势有点像执毛笔，执毛笔的手势却又有点像拿钢笔）。
这原稿真是“一塌糊涂”，勾来划去，改了又改。
他真干过这样的事：把原稿一条一条地剪开，一句一句地重新拼合。
他说他自己的作品是“一个字一个字地雕出来的”，这不是夸张的话。
他早年常流鼻血。
大概是因为血小板少，血液不易凝固，流起来很难止住。
有时夜里写作，鼻血流了一大摊，邻居发现他伏在血里，以为他已经完了。
我就亲见过他的沁着血的手稿。
因为日本飞机经常到昆明来轰炸，很多教授都“疏散”到了乡下。
沈先生也把家搬到了呈贡附近的桃源新村。
他每个星期到城里来住几天，住在文林街教员宿舍楼上把角临街的一间屋子里，房屋很简陋。
昆明的房子，大都不盖望板，瓦片直接搭在椽子上，晚上从瓦缝中可见星光、月光。
下雨时，漏了，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顶一顶，移密就疏，办法倒也简便。
沈先生一进城，他这间屋子里就不断有客人。
来客是各色各样的，有校外的，也有校内的教授和学生。
学生也不限于中文系的，文、法、理、工学院的都有。
不论是哪个系的学生都对文学有兴趣，都看文学书，有很多理工科同学能写很漂亮的文章，这大概可算是西南联大的一种学风。
这种学风，我以为今天应该大力的提倡。
沈先生只要进城，我是一定去的。
去还书，借书。
沈先生的知识面很广，他每天都看书。
现在也还是这样。
去年，他七十八岁了，我上他家去，沈师母还说：“他一天到晚看书，——还都记得！”他看的书真是五花八门，他叫这是“杂知识”。
他的藏书也真是兼收并蓄。
文学书、哲学书、道教史、马林诺斯基的人类学、亨利·詹姆斯、弗洛伊德、陶瓷、髹漆、糖霜、观赏植物……大概除了《相对论》，在他的书架上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