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对南珠文化积累的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对南珠文化积累的影响

北海历史文化话题之十二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及其应用，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开发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为当地的文化积累开拓了新的领域，南珠文化现象就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反映。

南珠文化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下称海丝路）是一种共生的社会现象，其内涵的伸展与包容当然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纵观海丝路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转移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南珠文化的表现形态就会各有不同，除了折射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之外，更重要的是为后世保留了大量的、珍贵的史实事典，为后人的研究考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本文就海丝路发展过程中，南珠文化的诸种形态及其成因作一略述。

家国形态

家国是一切文化现象的载体，南珠文化中的家国形态，是催生南珠文化的第一要素。合浦古属百越乌浒族群居住地区之一，虽然早在商汤时期就纳入了进贡属地的范围，但也只是定期地将地方特产的珠玑翠羽等“为献”罢了。在行政管理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合浦古越先民们也因此乐得“仰潮上下”，取翠羽、采珠为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南平百越”，也只是象征性的“抚有蛮夷”。所以当秦始皇派遣五十万大军，挥师南下，攻取陆梁地以为岭南三郡的时候，包括合浦在百越先民们“皆入丛薄中……莫肯为秦虏”，依据险恶的地形与秦兵开展了六年的浴血对抗。由此可见，在海丝路未开辟通航之前，南珠文化的表现形态是自然的，自生自灭、没有任何社会属性的，只有秦始皇设置了岭南三郡，置东南一尉以治理，同时又“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还派出一万五千名中原未婚女子到岭南“以为士卒作衣补”，实际给士兵们组成家庭之后，南珠文化的积累才有了一个固定的载体，那就是家国形态的出现。

后来，南越王赵佗奉行“越汉和亲”的政策，促进了百越民族的汉化，也加快了百越族群进入奴隶社会的进程，国家的法律制度规范了人们的社会道德行为、家庭的人伦观念。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之下，南珠文化的积累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了，这就是家国形态。因为，从这时起，南珠文化的积累就要建立在国家与家庭的基础上面，要服从于国家意识形态及家庭道德观念的需要。

最初以军事作用为目的而开通的海上丝路，因此也推动了百越族群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古越族群不再是“仰潮上下”，自生自灭，游离于国家政体以外的群体，而是要承担责任与义务的臣民，这就是“家国形态”在南珠文化积累中的重要意义和规范作用。此后产生的衣、食、行、住文化，四时节气中的民俗行为，无一不是在家国形态规范中存续发展。合浦境内有南越王朝时期的糠头山、南越王行宫等历史遗址，就是南珠文化的物质积累中的家国形态之一，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吏治形态

在南珠文化积累中，影响最大就是吏治形态，这也是南珠文化最辉煌的篇章，因此而影响了几千年间，老百姓对吏治政绩的期待，合浦珠还”也就是其中的一个经典。吏治形态最初的代表人物是东汉光武帝时的费贻，汉桓帝时的孟尝。费贻因其为官清廉正直，勤政爱民，有所作为而得珠乡百姓的爱戴，郡民以其廉洁政风而作地名，故有廉山、廉垌、廉州、廉江、廉泉。孟尝因其治郡有方而得珠还之名，为千秋后世敬仰。以还珠作名的事典物迹在珠乡比比皆是，深切地寄托了老百姓对清官政治的期待和祈求。此后，因此产生的吏治形态群体：有芒鞋不踏名利场的苏轼，为民请命的李逊拒收珍珠扇的危祐，历行清正的张夔、不持一珠的张岳，为官要与是邦名符，一肩一仆来去的徐柏，吏民挽辕相送的康基田等，成为南珠文化积累中的主流，吏治形态几乎渗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层面。如文艺方面的《珠还合浦》，政治方面的《乞罢采珠疏》、乞罢内臣疏》；经济方面的《采珠行》、珠池叹》及至当代的采珠节、国际珍珠节；军事方面的“媚川都”等，都是特色鲜明，感情强烈的寄情托意。正如《越南志》中所寄托的：国步清，合浦珠生，此实国家宝瑞。”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的表现形态，以珍珠为载体的，以合浦为名，包容了海丝路多种元素的吏治形态，其生命力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自古到今都是独一无二的。

珠市形态

海上丝路的对外贸易功能，为南珠文化的积累提供了多元化，全方位的吸纳环境和条件。在《汉书》的记述中，合浦是不产谷实，海出珍珠。朴实的珠民不懂得商贸交易，被外来奸商欺诈，经常是升酒斗米易珠。随着海丝路的开通，中原的货物与人流来到合浦，不只是简单的货物交换，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合浦的特产结构和社会生产力结构。

珠市因此应运而生，形成了固定的商贸机制，这就是成为广东古代四市（广州花市、东莞香市、廉州珠市、罗浮药市）珠市。而东南亚乃至波斯湾的商人为了与中国扩大商贸往来，也通过海丝路始发港作为货物中转站，珠市的交易形式和选择品种也得到了扩展。珍珠不再只是“贸籴粮食”，而是在交换农具，布匹，陶瓷等日用品中起到了硬货币的作用，也可以与东南亚商人交换玛瑙，水晶，琥珀等舶来品。随着贸易种类的增加，珠市的功能也随之扩展，逐渐成为信息汇集的中心。唐代项斯在《蛮家诗》中描绘珠市的盛况：“领得卖珠钱，还归铜柱边。看儿调小象，打鼓试新船。醉后眠神树，耕时语瘴烟，不逢寒便老，相问莫知年”。这时的珠市景况无异于一幅珠乡风情画，卖了珍珠的珠民，来到铜柱边，这里有耍把戏的（调小象），有新船下水庆典的，有祭社的，有朋友聚会的，这里当然就是珠市。卖珠老汉于是也加入这个聚会中，唱醉了倚树而眠。这里展示出来的珠乡的民俗风情，正是海丝路注入南珠文化中的闪亮元素。迁徙形态在海丝路注入南珠文化中的所有元素中，最奇特的就是迁徙形态。可以这样说，迁徙形态是随着海丝路的开通而派生的。据史料记载，在王莽专权的25年间（公元1—25年），通过海丝路迁徙到合浦的朝廷高官，自王太后，国丈以下至太守以上者，有姓名记录者二十多名。此后，合浦以乎也就成了迁徙安置朝廷官员的“特区”，因此也引出了许多轶事传奇。如京兆尹王章妻子在合浦做珍珠生意致产数百万，董恭死葬合浦，中山王太后隐居合浦之谜。到了宋代，大学士、礼部尚书苏东坡获赦从海南渡海北上来到合浦小住等等。期间有多少悲欢离合，浮沉荣辱，几多辛酸忧患，由此浇育出南珠文化园地中的苦涩青果，点缀着海丝路的千古幽思，万世烟云，为南珠文化的丰富多彩留下了苍凉的特色。

墓葬形态

以海丝路始发港乾江为分布扩散点，布面积达67平方万公里，数量超过一万座的汉墓葬群，是海丝路的又一杰作，也是一个千古之谜。根据《后汉书》记载，为当时合浦郡的总人口为86617人，这是时辖五城（五县）的人口总数，合浦县的人口大约也在四万左右。从汉墓群的密集程度和近年考古挖掘发现的墓葬规格来看，这些墓群肯定不是因土著居民而产生的。已发掘的墓葬表明，墓主人的身份大多是太守级以上的官员，墓中的陪葬品也不是普通百姓家所拥有的。从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水晶、琉璃、玛瑙、琥珀等物品，大都是通过海丝路从外国传入的，反映出当时的商品贸易种类之外，也直接反映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化上的异同，同时也折射出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引发的社会变动。如汉初，吕后专权时，禁止向南越王国一带进行农具等金石铁器的交易，因此，使得南越相吕嘉有借口造反。魏晋时期，朝廷禁止珠民与交趾进行珠市贸易，以防“珠迁交趾”的事件重演。

这些历史事件除了记载在史籍中之外，相当一部分是从汉墓中发掘出来的铁器、陶器等通过考古查证的。此外，从合浦汉墓中还发掘出稻谷的种子，忍冬花，荔枝等物证，又见证了合浦早在汉代就能利用中草药治病，印证了合浦荔枝作为贡品的史实，可见稻谷在当时是珍贵品。合浦汉代墓葬形态所反映出来的多种社会元素。生动而又确切的印证了海丝路所具有的军事、经济、文化、政治多元化功能。正是这些多元化功能的社会效应，为南珠文化深厚而又丰富的积累，提供了时代条件和社会基础。因此，形成了合浦汉墓葬群中，有谪臣苦旅，有铁马金戈，有楼船帆影、有佛教通道之说，而被专家称为“岭南汉文化第一品牌”。

民俗形态

以合浦“俗有四民”为主体的民俗风情，是海丝路为南珠文化积累增添的亮丽色彩。明代王士性《广志绎》中记述：廉州中国穷处，其俗有四民：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二曰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三曰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惟耕垦为活；四曰疍户，舟居穴处，仅同水族，亦解汉音，以采海为生。郡少耕稼，所资珠玑，以亥日聚市，黎、疍壮稚以荷叶包饭而往，谓之…趁墟‟。”在“俗有四民”中，除了“疍”民之外，其他三类都是沿海丝路进入合浦的移民：东民是客家人，客民是做生意的商人，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