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对南珠文化积累的影响

海上丝绸之路对南珠文化积累的影响北海历史文化话题之十二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及其应用，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开发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的同时，也为当地的文化积累开拓了新的领域，南珠文化现象就是其中最具标志性的反映。

南珠文化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下称海丝路）是一种共生的社会现象，其内涵的伸展与包容当然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纵观海丝路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转移的历史过程，就会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南珠文化的表现形态就会各有不同，除了折射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之外，更重要的是为后世保留了大量的、珍贵的史实事典，为后人的研究考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本文就海丝路发展过程中，南珠文化的诸种形态及其成因作一略述。

家国形态家国是一切文化现象的载体，南珠文化中的家国形态，是催生南珠文化的第一要素。

合浦古属百越乌浒族群居住地区之一，虽然早在商汤时期就纳入了进贡属地的范围，但也只是定期地将地方特产的珠玑翠羽等“为献”罢了。

在行政管理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关系。

合浦古越先民们也因此乐得“仰潮上下”，取翠羽、采珠为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南平百越”，也只是象征性的“抚有蛮夷”。

所以当秦始皇派遣五十万大军，挥师南下，攻取陆梁地以为岭南三郡的时候，包括合浦在百越先民们“皆入丛薄中……莫肯为秦虏”，依据险恶的地形与秦兵开展了六年的浴血对抗。

由此可见，在海丝路未开辟通航之前，南珠文化的表现形态是自然的，自生自灭、没有任何社会属性的，只有秦始皇设置了岭南三郡，置东南一尉以治理，同时又“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还派出一万五千名中原未婚女子到岭南“以为士卒作衣补”，实际给士兵们组成家庭之后，南珠文化的积累才有了一个固定的载体，那就是家国形态的出现。

后来，南越王赵佗奉行“越汉和亲”的政策，促进了百越民族的汉化，也加快了百越族群进入奴隶社会的进程，国家的法律制度规范了人们的社会道德行为、家庭的人伦观念。

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之下，南珠文化的积累是具有社会属性的了，这就是家国形态。

因为，从这时起，南珠文化的积累就要建立在国家与家庭的基础上面，要服从于国家意识形态及家庭道德观念的需要。

最初以军事作用为目的而开通的海上丝路，因此也推动了百越族群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古越族群不再是“仰潮上下”，自生自灭，游离于国家政体以外的群体，而是要承担责任与义务的臣民，这就是“家国形态”在南珠文化积累中的重要意义和规范作用。

此后产生的衣、食、行、住文化，四时节气中的民俗行为，无一不是在家国形态规范中存续发展。

合浦境内有南越王朝时期的糠头山、南越王行宫等历史遗址，就是南珠文化的物质积累中的家国形态之一，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吏治形态在南珠文化积累中，影响最大就是吏治形态，这也是南珠文化最辉煌的篇章，因此而影响了几千年间，老百姓对吏治政绩的期待，合浦珠还”也就是其中的一个经典。

吏治形态最初的代表人物是东汉光武帝时的费贻，汉桓帝时的孟尝。

费贻因其为官清廉正直，勤政爱民，有所作为而得珠乡百姓的爱戴，郡民以其廉洁政风而作地名，故有廉山、廉垌、廉州、廉江、廉泉。

孟尝因其治郡有方而得珠还之名，为千秋后世敬仰。

以还珠作名的事典物迹在珠乡比比皆是，深切地寄托了老百姓对清官政治的期待和祈求。

此后，因此产生的吏治形态群体：有芒鞋不踏名利场的苏轼，为民请命的李逊拒收珍珠扇的危祐，历行清正的张夔、不持一珠的张岳，为官要与是邦名符，一肩一仆来去的徐柏，吏民挽辕相送的康基田等，成为南珠文化积累中的主流，吏治形态几乎渗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层面。

如文艺方面的《珠还合浦》，政治方面的《乞罢采珠疏》、乞罢内臣疏》；经济方面的《采珠行》、珠池叹》及至当代的采珠节、国际珍珠节；军事方面的“媚川都”等，都是特色鲜明，感情强烈的寄情托意。

正如《越南志》中所寄托的：国步清，合浦珠生，此实国家宝瑞。

”可以肯定地说，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的表现形态，以珍珠为载体的，以合浦为名，包容了海丝路多种元素的吏治形态，其生命力所具有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自古到今都是独一无二的。

珠市形态海上丝路的对外贸易功能，为南珠文化的积累提供了多元化，全方位的吸纳环境和条件。

在《汉书》的记述中，合浦是不产谷实，海出珍珠。

朴实的珠民不懂得商贸交易，被外来奸商欺诈，经常是升酒斗米易珠。

随着海丝路的开通，中原的货物与人流来到合浦，不只是简单的货物交换，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合浦的特产结构和社会生产力结构。

珠市因此应运而生，形成了固定的商贸机制，这就是成为广东古代四市（广州花市、东莞香市、廉州珠市、罗浮药市）珠市。

而东南亚乃至波斯湾的商人为了与中国扩大商贸往来，也通过海丝路始发港作为货物中转站，珠市的交易形式和选择品种也得到了扩展。

珍珠不再只是“贸籴粮食”，而是在交换农具，布匹，陶瓷等日用品中起到了硬货币的作用，也可以与东南亚商人交换玛瑙，水晶，琥珀等舶来品。

随着贸易种类的增加，珠市的功能也随之扩展，逐渐成为信息汇集的中心。

唐代项斯在《蛮家诗》中描绘珠市的盛况：“领得卖珠钱，还归铜柱边。

看儿调小象，打鼓试新船。

醉后眠神树，耕时语瘴烟，不逢寒便老，相问莫知年”。

这时的珠市景况无异于一幅珠乡风情画，卖了珍珠的珠民，来到铜柱边，这里有耍把戏的（调小象），有新船下水庆典的，有祭社的，有朋友聚会的，这里当然就是珠市。

卖珠老汉于是也加入这个聚会中，唱醉了倚树而眠。

这里展示出来的珠乡的民俗风情，正是海丝路注入南珠文化中的闪亮元素。

迁徙形态在海丝路注入南珠文化中的所有元素中，最奇特的就是迁徙形态。

可以这样说，迁徙形态是随着海丝路的开通而派生的。

据史料记载，在王莽专权的25年间（公元1—25年），通过海丝路迁徙到合浦的朝廷高官，自王太后，国丈以下至太守以上者，有姓名记录者二十多名。

此后，合浦以乎也就成了迁徙安置朝廷官员的“特区”，因此也引出了许多轶事传奇。

如京兆尹王章妻子在合浦做珍珠生意致产数百万，董恭死葬合浦，中山王太后隐居合浦之谜。

到了宋代，大学士、礼部尚书苏东坡获赦从海南渡海北上来到合浦小住等等。

期间有多少悲欢离合，浮沉荣辱，几多辛酸忧患，由此浇育出南珠文化园地中的苦涩青果，点缀着海丝路的千古幽思，万世烟云，为南珠文化的丰富多彩留下了苍凉的特色。

墓葬形态以海丝路始发港乾江为分布扩散点，布面积达67平方万公里，数量超过一万座的汉墓葬群，是海丝路的又一杰作，也是一个千古之谜。

根据《后汉书》记载，为当时合浦郡的总人口为86617人，这是时辖五城（五县）的人口总数，合浦县的人口大约也在四万左右。

从汉墓群的密集程度和近年考古挖掘发现的墓葬规格来看，这些墓群肯定不是因土著居民而产生的。

已发掘的墓葬表明，墓主人的身份大多是太守级以上的官员，墓中的陪葬品也不是普通百姓家所拥有的。

从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水晶、琉璃、玛瑙、琥珀等物品，大都是通过海丝路从外国传入的，反映出当时的商品贸易种类之外，也直接反映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化上的异同，同时也折射出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引发的社会变动。

如汉初，吕后专权时，禁止向南越王国一带进行农具等金石铁器的交易，因此，使得南越相吕嘉有借口造反。

魏晋时期，朝廷禁止珠民与交趾进行珠市贸易，以防“珠迁交趾”的事件重演。

这些历史事件除了记载在史籍中之外，相当一部分是从汉墓中发掘出来的铁器、陶器等通过考古查证的。

此外，从合浦汉墓中还发掘出稻谷的种子，忍冬花，荔枝等物证，又见证了合浦早在汉代就能利用中草药治病，印证了合浦荔枝作为贡品的史实，可见稻谷在当时是珍贵品。

合浦汉代墓葬形态所反映出来的多种社会元素。

生动而又确切的印证了海丝路所具有的军事、经济、文化、政治多元化功能。

正是这些多元化功能的社会效应，为南珠文化深厚而又丰富的积累，提供了时代条件和社会基础。

因此，形成了合浦汉墓葬群中，有谪臣苦旅，有铁马金戈，有楼船帆影、有佛教通道之说，而被专家称为“岭南汉文化第一品牌”。

民俗形态以合浦“俗有四民”为主体的民俗风情，是海丝路为南珠文化积累增添的亮丽色彩。

明代王士性《广志绎》中记述：廉州中国穷处，其俗有四民：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二曰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三曰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惟耕垦为活；四曰疍户，舟居穴处，仅同水族，亦解汉音，以采海为生。

郡少耕稼，所资珠玑，以亥日聚市，黎、疍壮稚以荷叶包饭而往，谓之…趁墟‟。

”在“俗有四民”中，除了“疍”民之外，其他三类都是沿海丝路进入合浦的移民：东民是客家人，客民是做生意的商人，俚民是少数民族。

四民的居住环境不同，职业不同，方言不同，民俗礼仪也不同，这就形成了南珠文化中多元化的民俗形态。

客家人迁徙到岭南及合浦一带的，最早可以追溯到两晋时期，大规模迁徙则是从明清间进入合浦。

客家人的迁徙已经证实，迁徙路线完全是依照海丝路航线行进的。

客家人来到合浦，不但带来了中原农耕种技术，农产物种，生活方式，也带来了独具特色的民居———客家土围楼，带来了客家山歌，客家山塘，客家祠堂，客家村场，客家谱牒，这些客家特色风物，随着“东民居东廓”而保留在合浦东部地区，随着时代的发展，合浦客家民系也融入当地社会主流，并以其卓行独立的客家精神，影响、推动着当地社会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客民居城郭”是出于生意上需要，这些客民大部分也来自中原，因此“懂国语、业商贾”。

由于客民流动性的比较大，南去北往间，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事物，自身的生活方式与习俗也成了一个大杂烩。

比如：居城郭”中的客民们，没有祖祠之类的宇宙，每有年节祭祖拜精神，都是各家各户，当天对地的秉烛焚香烧纸钱。

斯时，满街案台，通天神佛，蔚为大观。

这种习俗保留至今天，吸纳了其他民系的风俗习惯，但变化不大。

特别是语言方面，最有趣的就是“马留话”，在客家方言中，将居住在廉州及周边的居民称为“马留人”，这些居民所说的方言即谓“马留话”。

这与史书称马援征交趾，班师回朝时，在交趾，合浦一带留下部属帮助当地“蛮夷”发展生产，这些人就称之为“马留人”，他们所说的语言称之为“马留话”是一致的。

“四民”中的俚民不懂国语，住在深山野岭、洞穴而居，应属少数人，对合浦社会生活发展影响不大。

这部人后来融入了其他“三民”之中，没有留下很明显的文化特色。

作为土著居民的“疍民”，虽然在经济上、政治上没有什么地位，但对当地的文化影响是深远的，“疍家棚”、疍家人”、疍家风情”至今仍成为一种民俗热点。

特别是疍家人对天后娘娘的崇拜，使得凡有港口，码头甚至可停船之处都有“天后宫”，“天妃庙”，三婆庙”。

随之而生的是与崇拜天后娘娘有关的民间行为，如游神，开春等。

廉州民间歌舞“老杨公”、何仙姑”等，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天后崇拜中的表现形式。

合浦“俗有四民”的风情民俗，是南珠文化中绚丽的画卷，也是海丝路上最具兼容性的文化现象。

人文形态南珠文化中的人文形态，除了记诸于正史的文臣武将，王公贵族，如费贻、孟尝、马援、高骈、苏轼、伯颜、范椁等之外，还有许多精彩的历史片断未被张扬，这些精彩的片断大都定格在民间文化之中，在民众生活中广为流传，更能体现出海丝路对社会各层面生活的渗透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