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

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

新闻背景

年初，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刘燕文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和系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批后，

报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根据审查结果，北大认为赞成未过半数，决定不授予刘燕文博士学位，只授予其博士结业证书。年多来，刘一直多方反映，未果。年月日刘燕文向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北大推上被告席。年月日和年月日法院两次公开开庭审

理此案，并于最后一次开庭中当庭宣判北大败诉：撤销北大不授予刘博士学位的决定，责令北大重新审查并作决定，责令北大在判决生效后两个月内向刘燕文颁发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

对这个案子，我一直是抱着一个特别兴奋的态度来看的，当然兴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本

案跟自己所服务的这所大学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大学的毕业生状告自己我们的大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更令人兴奋的一点是，被告与原告分别由我的同事和――在一个不严格的意义上讲――我的学生代理，他们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一争高下，这的确很令人开心。当然刚

才两位原告的代理人和我们被告人的代理律师，两家都澄清了一些观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澄清，是关于职务和承担职务的特定人的分离。我想律师这样一个职业是非常特殊的，像湛老师刚才所说的一番话，提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问题。当然他的同情心我也是很能理解的，昨天他还跟我说，一方面自己是作为一个老师，对学生有着无比的爱心和无比的同情心，

让自己的在法庭上与自己所在学校的毕业生对垒，常常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角度错位，但是另外一方面律师必须为自己客户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客户利益而作斗争。这两种角色相互分离，我记得孟子曾经说过职务和与人之间区分的道理，这里则更是两种职务角色的冲突。

不知道职务与人之间的分离是不是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非常重要原理？湛老师刚才说希望一

审的时候代理被告，二审时代理原告。我想，他实际上可以这样，同一审级的时候，就可以

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在这边辩论一会儿，在那边辩论一会儿，自己与自己打架。当然，

这只是个玩笑。

对于这起诉讼，我曾经有一点顾忌，那就是，担心外部权力借此机会，以司法的名义干涉大学的独立，对学术自由与独立是否会产生某种不良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是担心司法权会过度行使。我们都记得法国的托克维尔讲过，在美国任何政治性的事务都可能变化为法

律的问题，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如今强调依法治国，可能人们会以为法院管的事务越宽

越好。但我还是有点顾忌大学的自主、大学的独立跟法院的权力直接进入大学之间是否会发

生冲突。按照何兵先生的话来说，司法的阳光照耀到科学的殿堂，司法的阳光绝对不仅仅是阳光，有时可能是粗暴的、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急风暴雨，有可能对科学的殿堂有某种负面的

影响，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但是后来海波把他的一个代理词用传给我，我看了里面的代理词，我觉得有一种欣慰感。虽然大家法庭上各自代表自己的客户，但是在代理词中，你们却提出了非常深刻，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教育管理，大学的管理，以及司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到教育管理，能够通过什么样的进路，进入到这里边的一系列十分重大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作出很有见地的论证。所以，我自己感觉特别兴奋一点是，这一场诉讼已

经超越了这个案件本身，超过刘燕文个人利益的本身。正如刚才两位所说的，如果相关机构不尊重处理问题的基本程序的话，今天可能是刘燕文，明天是你我，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案件的意义在这里。

我没有看到我的同事湛中乐教授的代理词，我只是看到一面之词，这一面之词让我感觉比较有意义的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它为司法进入高等教育管理领域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进路，

通过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法官意识到了哪个进路是合理的，哪个进路是不合理的。很清楚，一篇专业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水准的判断不是法院的事务，法官不应该走到这个领域里面，它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法官也像学五食堂的师傅一样，或者说法律系的教师一样，没有办法判断一篇无线电领域的论文是否达到了博士毕业论文的水平。寻找一个既不涉及专业判断，又能够给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的进路，以及这个进路对进行有说

服力的辩析和论证，是这个案件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点。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原告的代理词里，我看到了他们对于包括学位授予制度在

内的现行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中存在的种种缺陷所进行的分析。在一个法庭之上，一个公开的场合，通过非常严密的论证来指出这些缺陷所在，是本案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方面。比如说，

校级学术委员会的组成，是否足够合理，外行学者评价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合法性，都是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说法官不能判断论文本身的质量，但是如果我们又赞成一个完全不

懂物理学的学者可以对论文质量进行判断，这在逻辑上不免自相矛盾。何海波的代理词给我的感觉比较有意思的另一点是，他对于民主程序中的弃权票的意义，以及弃权票带来的影响，进行了一番很有意思的剖析，尽管篇幅所限他没有办法进行更深刻的剖析。我们近代以来学习西方的民主，的确有许多地方我们没有学到它的精髓，或者说我们误读的某些东西。比方说弃权票，在学术委员会决定一个事关某个个人切身利益的事项的时候，投弃权票到底意味着什么，允许不允许有这样的弃权票，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也应当考虑，在校级委员会

这个层面上，投反对票的委员是否应当提出自己的理由。事关毕业生命运，你应当极其负责，一个来自中文系的委员，投物理系学生的反对票，认为学生的论文不够博士论文水平，你的理由何在？你应当把它写出来，并且加以公布，这样名落孙山的学生也会心悦诚服。与此相关，我觉得我们的民主中，对某些程序的理解是有偏差的，尤其是普遍的无记名投票的做法。

实际上，民主审议的决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无记名投票，一种是记名投票。记名投票在某

些场合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例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判决案件时便是记名投

票，而且投赞成票和反对票的大法官都必须给出详尽的理由。我们的学术委员会在决定某个

教师是否能晋升职称的时候，最好是记名投票，因为无记名人们便难以知道，比方说，姜明安教授投的是谁的赞成票。人们根据姜教授的投票行为可以对他进行监督，我们可以判断，

你到底是否适合做这样一种尊贵的角色。但是我们现在普遍实行无记名投票，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特定人的责任，无从判断他到底称职不称职，也无法调动委员们的责任心。所谓集体负责的结果往往是集体不负责。此外，个别委员个人的好恶，往往能

决定当事人的命运，这是个偶然性很大的决策方式。在审议过程中，一些微妙的因素，例如有人为你登高一呼，或者相反，有人似乎是不经意地说出一句貌似平和，而实际上杀伤力极强的点评，就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我们的制度为什么要容忍这个偶然性，如何减少这种偶然性，把这个东西提出来，将非常有利于改进我们的学位制度，以及相关的委员会制度和教

育管理制度。

就本案而言，第三个有意义的方面是，我觉得原告方的两个代理人非常注重强调司法先例的

重要性。他们在试图用法官前面判决的那个案件来影响法官对本案的判决结果，而且特别点明这是类型差不多的案件，审理的法官又基本上是同样几个法官，前面的案子是这样判的，

后面的案子为保持法律的统一性，为什么我们要作出另外一种判决呢？这种论证方法很有说

服价值。我觉得如何维护法律的统一性是司法实践中是相当要紧的东西。我们的公民都生活在统一的法制之下。法制的统一不仅仅要体现在我们的立法规范是统一的，而且还必须体现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候的法官所适用的法律规范以及他们对于相关法律条文的解释应当是

统一的。虽然在我们国家不承认司法先例的强制性约束力，然而先例可以有说服性的拘束力，有引诱性的拘束力，这个拘束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法官不能对类似的案件昨天一个判法，

今天就自己掌嘴，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要是那样的话，法律的可预期性将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