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演进与借鉴

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演进与借鉴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演进与借鉴人类文明的历程便是人与自然协调的过程，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便是一部环境保护与破坏的冲突史。

经济学最理想的状态便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经济机制与生态机制的和谐。

然而，文明的历程往往忽略了把握人与自然的结构，历史深处的忧虑被现实证明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程。

当我们重新扫视中国兴衰的历史坐标时，会清晰地发现，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当代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内涵是殊途同归的。

（一）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从仰韶文化开始，经历农业技术进步的龙山文化时期，到夏代初，这里的农业已有了3000年历程。

当时实行大面积的“刀耕火种”，《管子·揆度》中讲道：“黄帝之王，……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

而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萌生了持续发展的思想，最初是不自觉的，甚至迷信的。

人们曾把山川与百神一同祭祀。

《诗经》中有“是飨是宜，降福既多”①的说法，《国语》中又指出，九洲山川河湖，生产物质资源，所以要保护和祭祀。

可持续发展最本质的涵义在于通过阐明人与自然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明确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力，使人类经济活动合乎理性，形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其突出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经过漫长的演进，人们对生态资源的保护由不自觉的、模糊的阶段发展为自觉的清晰的阶段。

到东周时，其目的已相当明确。

它承认了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的不可否认性，但主张合理而有计划地应用。

春秋时已有保护正在怀孕和产卵的鸟兽鱼鳖以永续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的法令；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②，避免生态资源发生代际供求矛盾；荀子在《王制》中讲道：“草木繁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礼记·月令》中更有气候、生态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孟春，草木萌动之时，“牺牲毋用牝（母兽），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

管仲指出，“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

先秦这种永续发展的思想，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到秦汉时，理论上已达到较高境界。

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刘安邀集宾客合写的《淮南子》，对先秦环保思想作了系统总结，是古代生态环境保护最完善的论述。

其中，《主术训》中有一段话，集中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故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认为这样才会出现草木繁华，物种繁多，生机勃勃的景象。

生态效益是形成经济效益的环境基础，而经济效益则是生态效益得以改善的外部条件和社会环境。

贾思勰对于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指出：“丰林之下，必有仓庾之坻”。

唐宋时期许多诗词也反映了这种思想。

明代朱熹提出“天人一理，天地万物一体”之说，确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内涵与原则，与今天我们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点是一致的。

然而历史证明，经济发展往往付出沉重代价，即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依赖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支持，因而，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客观地说，某种意义上的掠夺）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理性的人类应该学会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间寻找平衡，而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超越资源环境的承载极限，因为生态的退化往往是不可逆的。

历史上惨痛的教训数不胜数。

《水经注》中记载越王勾践的采伐，“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不久，又“使楼船率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

如果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况且他的行为对于当时森林资源丰富的时代讲，危害性尚可忽略，那么，历代大兴土木，毁林建都，造成荒漠化、沙化和植被退化，日积月累，造成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原始森林全面缩减，则是毁灭性的。

尤其元建都大都，大肆砍伐原始森林，有人在诗中愤怒地写道：“滦人毁巨松，童山八百里”。

这同时造成水土流失，泥沙淤积，许多河道曾有的舟楫如云，千帆竞发的局面已成如烟往事。

加之长期列国纷争，伐木立寨，甚至毁林灭敌，无休止的破坏欠下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债务。

人是自然最大的受益者，也成为最大的破坏者。

对此，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指出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清代散文家梅曾亮分析指出，开垦山地造成水土流失殃及平地山田。

但这些宝贵思想多在血与火中沦陷，对环境的掠夺却日积月累，成为今天许多地区千疮百孔的凄惨景象的历史根源。

恩格斯说：“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

③”与天地相参，是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

尽管历代都不免有破坏现象，但与西方从雅典时代开始，就走上的征服万物与自然之路有本质区别。

在中国，从庄子“道法自然，返朴归真”的自然主义和谐到孔孟的“尽心知性”、“与天地参”的伦理主义和谐，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思想流派。

（二）资源是稀[1] [2] 缺的,而人类的需求则是无止境的。

正是这种稀缺性，使可持续发展承担着合理配置资源，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供给的重任。

人口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促进与制约并存的关系。

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的比例问题，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和提高资源的生产能力。

资源的稀缺存在于一切时代与社会，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形式。

漫长的年代里，中国曾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中国是农业古国，而农业资源包括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土地与劳动力是其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

先秦时，地广人稀，广袤的土地生产资源缺乏相应的生产者与之结合，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

人口是社会经济生活主体，劳动力是生产力构成因素和生产关系体现者，从人类迈入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人口经济关系在古代文献中便得到论述。

最早可见于《易》、《诗》中。

《易》的卦辞主张人口增加，《诗经·国风》许多篇章直接以恋爱、婚姻、家庭为主题，把人口和土地看得同等重要。

希望人口增殖的思想与当时农业自然经济是相适应的。

农业生产中，土地与劳动缺一不可。

墨翟被看作第一位系统分析人口问题的思想家，明确主张“富国、众民”。

他把土地、人口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考察，已注意到土地与人口比例问题，提到“率万家而城方三里”，不管这种比例是否失真，在诸位将相皆以据守城池，调遣众民为荣的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

商鞅提出，“民过地，地过民”都不好，并以韩赵两国为例证明，认为地广民众未必富强，地狭民寡未必贫弱，问题在于能否充分发挥人口与土地的效力，这是当代集约经济思想的雏形；他还开始人口统计，以正确推行富国强兵政策。

管仲提出单纯增加人口和土地未必富强，人口与土地必须在量上对应，才能形成真正的生产力，这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很有意义的，他还指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反对过度修建房屋挤占土地。

荀子在前人基础上指出要以土地资源现有量来增加人口，估量人力发展生产，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他未结合生产方式考察，但他的量地立国，计利富民，收支相抵的思想对人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仍有巨大意义。

韩非认为，争与不争，关键在于财富多少，不是绝对量，而是与人口相比的相对量多少。

他断言人口是成倍增长的，比马尔萨斯早2000多年考察人口与财富比例，在世界人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先秦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土地及资源的稀缺性未明显体现出来。

以后历代统治者，尤其是王朝建立之初，大多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加上税赋形式的集中和简化，农业的进步，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扩展。

有学者推测，明朝万历年间，人口已逾亿。

到清前中期，开垦区域已向西部丘陵山地推进。

农业社会造就了庞大的人口，而人作为生产者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作为消费者的消费又是再生产的一个环节。

清代洪亮吉的《治平篇》，在人口问题上论述广泛，分析具体，是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高峰，他分析了人口数量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矛盾，论述人口与物价、就业、社会秩序的关系，提及了人口增长应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相适应，今天看来仍是科学的。

历史上进步人士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精辟见解，我们可以将其归为一点：人口数量的增大，对资源利用不能超过资源开发与更新速度，否则，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正是古代持续发展的核心之一——经济与生态，荣则共荣，枯则共枯，必须把发展理解为人与自然及之社会之间的持续与协调、平等互动的统一过程，决非经济的孤军奋战。

（三）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的外部负效应。

经济活动波及经济体之外时，也即产生了外部效应。

而我们讲的外部负效应从本质上讲，是私人成本社会化。

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意识的限制下，中国古代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造成了巨大的外部负效应，主要是自然生态的破坏和经济效益的下降，历朝历代为了解决外部负效应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和和尝试，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解决外部负效应的途径之一是通过法治和财政税收，使造成外部不经济者承担社会成本。

这里的税收，中国古代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征收山泽园林税（类似于现在的资源税）。

征收山泽园林税（不同朝代称法不同），其目的固然是扩大财政收入，但客观上对抑制外部负效应起了积极作用。

获取资源，本身必须付出成本。

许多资源，其成本和价格很难确定。

如优美的环境，繁华的城市生活，都是一种资源，但由于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得到，只能用另一种方法计量其价格，就是为得到这种资源必须支出的费用。

如体力、财力的支出，迁居费用，获取户籍的费用，对中国古代居民而言，为得到资源，有时还得买通官府，打通环节，并承担种种税收。

据《周礼》载，西周时便有了山泽税的征收，以后又有了矿税、盐税等诸多种类。

同时，也加强了法律的完善和实施。

早在殷商之时，就有了禁止在街道上倾倒垃圾的规定，并视其为犯罪，与《汉谟拉比法典》有相似的内容。

《韩非子》载：“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手”；西周《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坏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伐崇令》是我国较早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而且极为严厉）；商鞅在秦国实行法治，也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秦墓出土的《田律》是世界上最早的环境立法之一，反映了依法保障持续发展的思想，“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及雍提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北宋甚至以皇帝下诏的方式重申保护禁令，命令基层官吏捕拿违反禁令的人。

类似的规定是很多的，因此过度开采和利用资源，有时也要承担受罚、被刑、伦理道德谴责的风险，要付出巨大的甚至生命的代价，有助于降低外部负效应。

遗憾的是，古代官府开征的山泽园林税范围较窄。

许多资源虽为国有，但使用权下放民间时，界定并不明晰。

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难以考虑自己行为对他人的外部影响。

加之执行时官吏的扭曲、破坏，往往造成民不聊生，适得其反。

法律的执行，又受到王朝更替的限制。

生态环境在“禁”与“弛禁”中不断受到掠夺，而且官府在力图使外部不经济减弱时，如果不从自身做起，并持续下去，则无法达到预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