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诗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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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清代的诗、词、文
第一节清代的诗
清诗数量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而且流派很多,诗话如林,呈现出唐宋以后诗歌创作的复兴局面。
清代诗歌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
一、清初期(顺治、康熙两个朝代)
清初诗人,就其生活道路,政治态度和诗歌风格可以分为两大类:反清的明末遗民和降清的明末遗民。
1、反清的明末遗民
这些人入清后不同清朝统治者合作,积极投入抗清斗争,他们的诗歌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杜濬、归庄、阎尔梅、钱澄之、申涵光、吴嘉纪等。其中成就最大的是顾炎武、屈大均、吴嘉纪。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出身于“江东望族“。明末参加过复社,入清不仕,积极投入抗清的武装斗争。抗清失败后他十谒明陵,遍游华北,到处奔走,不忘兴复。有《日知露》、《亭林诗文集》。顾认为“文须有益于天下”,又说:“诗主性情,不贵奇巧”。他的诗歌剧作重视地时间了他的这些主张,大都写国家民族兴亡的大事,有十分丰富的历史内容,或托物寄兴,或借景抒情,或吊古伤今,都充满着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感。诗风沉浑悲壮、苍凉劲健,诗如其人。他的诗对清代诗歌,尤其是清初和晚清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
作品选《精卫》诗中作者以精卫自喻: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表示一定要以精卫填海的精神来从事恢复故国的事业,对于那些“有成窠”的燕雀,即那些降清的士大夫,表示了无比的轻蔑。
2、清代的明末遗民
这些人虽也是明末遗民,但他们或者降清,或者参加清朝科举,或被清同志者聘请出山。又都为清政府服务了。有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施闰章、宋琬、毛奇龄、朱彝尊、陈维菘、姜宸英、彭孙遹、王士祯号称大家。而以钱谦益、吴伟业、王士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明万历进士。官至侍郎,在南明福王政权中任礼部尚书。清兵攻陷南京,他率领文官投降,任礼部侍郎,不久辞归。以后又和抗清活动有联系。写过一些怀念故国,悔恨平生的诗。
钱诗名很大,被推为一代宗师,著有《投笔集》。他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他论诗及对明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也反对“公安
派”的空疏、“竟陵派”的狭窄。主张写诗要“有本”,做到既有性情又有学问。他是宗宋派的领袖,对清代诗歌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在其影响下,崇尚宋、元,一时成为风气。
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晚号梅村,江南太安人。在“江左三大家”中,实首屈一指。他写诗学唐人格调,是当时尊唐派领袖。
他的诗社会内容丰富,大豆是追怀往事,感慨平生,字里行间渗透了兴亡之感、家国之恨。他也有些作品反映了人民的痛苦,描绘了农村的破败景象。他长与歌行:《圆圆曲》、《永和宫词》、《鸳湖行》、《楚西行》是其代表作。《圆圆曲》以陈圆圆和吴三桂的悲欢离合故事为线索,展现明末清初的广阔历史画面,寄托了诗人的兴亡之感。篇中对吴三桂为个人私利而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交易的贩卖行为的批判,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吴伟业的诗歌将李商隐色泽浓丽的笔法和白居易铺排的特点结合起来,形成自己沉郁苍凉、气势磅礴,语言华丽,格律严谨,开阖自如,声色并妙的风格。其缺点是情绪低沉,用典过多。
王士祯(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他是神韵派诗人的代表。论诗以神韵为宗,创作力求超脱,认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是诗的最高境界。他认为古人作诗,只取灵感到来的那一瞬间所获得的“超妙”来构成意境,不像古人只在篇章结构上下工夫。其实,他说的“神韵”是要求诗歌有一种淡远的境界和含蓄的语言。
处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王士祯未能引导诗人面对现实,只着眼于形式,追求虚无缥缈的“神韵”,只能使诗人脱离现实,削弱诗歌的现实性与战斗性。
王士祯的诗缺少现实内容(深刻的社会内容),摹山范水,咏古吟物是他最喜欢写的题材。但其诗在艺术上也确有可取之处,特别是近体小诗,写得融情于景,意味悠长。如《真州绝句》:
红干多是钓人居,柳陷菱塘一带疏。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写渔村夕照,红日西斜,江边一切都抹上红色,树荫下一片叫卖鲈鱼之声,生机盎然。
二、清中期
清代中叶,在残酷政治压迫和文化专制下,大批知识分子钻进故纸堆里,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所代表的进步文风发生了转变,诗歌开始离开现实主义道理,向着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方向发展。就诗歌创作的成就而言,清中叶不如清初。
清中叶诗歌流派,大体上沿着清初尊唐、宗宋的路子,发现了格调派、肌理派、性灵派,也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其中影响最发的是沈德潜、
翁方钢、袁枚。他们各代表一流派。郑燮诗无所依傍,自成一派,也很有特色。
1、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年间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有《归愚诗文集》、《说诗晬(zu ì)语》,另外还编选了《古诗源》、《唐体别裁》、《明诗别裁》、《国朝诗别裁》等诗集,体现了其诗论。沈是继王士祯后,的诗坛大家,根据他的老师叶燮在《原诗》中提出的理论,创“格调说”。
他作诗重格调,首先强调诗歌要为封建政治和社会教化服务。他说:“诗教之尊,可以和性格,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从这种封建的功利主义出发,他提倡“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其次,强调学习古人的法度和格律,要长久地沉浸在古诗之中,“充养既久,变换自生,可以换却凡骨也。”他说:“诗不学古,谓之野体。”他主张在广泛学习古人诗法的基础上,掌握古人的声律和模拟古人的格调。“格调说”仍是一种拟古主义的诗歌主张。翁方钢(1733—1818)字正之,号覃溪,直隶大兴(今属北京市)人。乾隆时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诗文之外,精通金石考据之学,著有《复初斋诗文集》。
翁论诗既不满于“神韵说”,也不满于“格调说”。认为“神韵说”肤浅空疏,“格调说”则过于食古不化,所以另辟“肌理说”,以补前二者之弊。“学者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言志集序》)。
“诗必砰诸肌理而文必求其实际,(《延晖阁集序》)。
2.袁枚(1716—1797):字子才,好简斋,又称随园先生,浙江钱塘人。乾隆时进士,做过江宁等县知县,中年以后辞官,筑随园于江宁小白上上,过着闲适的生活。著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及笔记小说《新齐谐》,袁枚是性灵派的代表,他论诗标举性灵。:“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作诗不可无我。”“诗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即是主张:①张写诗必须表现诗人自己的个性才情和亲身感受②主张写诗要创新,事物在发展,诗歌也应随之变化。“味欲其鲜,趣欲其真”,把真实的感受同诗人的个性,生动活泼地表现出来,这就是“性灵说”真谛。“性灵说”反对模拟古人,认为“诗有工拙,而无古今”,讽刺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古董店”。他认为“温柔敦厚”的诗教,不过是是教的一个方面,并不代表孔子诗教的全部内容,也不是唯一准则,他主张用“兴观群怨”来代替。
袁枚的诗空灵、流利、新巧,确是从作者心灵中来,也表现了诗人的个性。如《马嵬驿》。
分析《马嵬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