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文学批评研究

周作人文学批评研究周作人的文学批评在五四时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而使他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新民主主义论》）代表五四时期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艺思想的人，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胡适，因为他最早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推动了文学革命运动。

然而周作人要比胡适深刻的多，他很早就看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局限性，而提出了必须进行思想革命的问题。

1919年3月，他发表了《思想革命》一文，指出：“中国人如不真是‘洗心革面’的悔改，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无论用古文或白话文，都说不出好东西来。

”在这前后，周作人写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几篇文章都谈到了思想革命的问题，他在《人的文学》中指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

”纵观周作人早期文学批评理论，它的核心便是“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思潮和别的思潮一样，并不是与世俱来纵贯古今的东西，而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人道主义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作家、思想家们用来反对封建主义束缚，要求思想解放的理论武器，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四时期，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宗法观念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就成为当务之急。

周作人从欧洲资产阶级思想武库里搬来了人道主义，矛头直指封建主义。

虽然，当时欧洲已出现了反动的人道主义，但在中国，人道主义仍有它的进步性，成为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同盟军。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里感慨：“生四千余年，现在去还讲人的意义，重新要发现‘人’，去‘辟人荒’。

”五四时期，许多有识之士，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姿态，投入了“辟人荒”的战斗，其中最突出的是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开始将人的解放由个性解放的最低层次推进到阶级解放的最高层次。

而周作人却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去考究人、发现人。

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

”这种说法包括两种含义，其一，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着重点在动物，因为原来是动物，所以人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

从这里，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有“兽性的遗传”——肉体的欲望要求，即兽性的一面。

其二，人又是从动物进化的，着重点在进化，因此，“人的内面生活比动物更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的能量”。

从这里，他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除了肉体的欲望以外，还有“灵魂”的愿望，精神的要求，即“神性的一面”。

既然“人是灵肉一致的人”，人性是兽性与神性的结合，那么，符合这种人性发展的理想的人的生活，势必既不同于禁欲主义的超于人间的“人性以外人力以上”的纯然灵的生活；也不同于纵欲主义的低于人间的纯乎肉的生活，而应该是以人间为本位的顺乎人性合乎人理的灵肉一致的生活。

实际上，周作顶礼膜拜的“人”恰恰是一个抽象的、超“人间性”的图腾，其实质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推及于类”（《文学的讨论——玖月葵》），还可以用这样一个循环式来表述：利己——利他——利己，利己是起点，也是终点，这就是周作人倡导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亦即人道主义。

很自然，人道主义便成为周作人文学批评的中心思想。

周作人的早期文学批评是很注重思想革命的。

他的思想革命与鲁迅一样，目的是为了改造“国民性的灵魂”，使中国人从封建专制制度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从非人的生活中挣脱邮来，过上人的生活。

这一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新文学身上了。

周作人在讲到自己的文章时说：“如或偶有可取，那么所可取者当在于思想而不是文章”（《苦口甘口·序》）。

在《瓜豆集·自己的文章》里又说：“看自己的文章，假如这里也有一点好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

”在评价别人的文章时他也“带有一种偏见”，总多“留意其思想的分子，自己写时也是如此”（《过去的工作·过去的工作》）。

就拿他一生创作数量最丰的散文小品文来说，“生命仍然是在思想”（舒芜《周作人后期散文小品文的审美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辑），这里正好用的着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一》里的一个比喻，假如除去了思想的分子，他的小品散文就“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了”。

即使周作人当了汉奸后，他所鼓吹的仍是思想问题，那就是要中国人民树立“大东亚主义”的“中心思想”，替其日本主子做奴化宣传。

周作人运用蔼理斯和弗洛伊德的学说来反对封建禁欲主义，在文学上主张大胆描写爱与两性生活，并提倡正常的性教育。

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提倡禁欲主义，中国的儒教也大谈“男女之大防”，宋元之后，道学家尤其在这上面大做文章。

这种道德观念是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所以受到周作人的批判。

周建人曾指出：封建礼教“向来看两性关系是非常卑下而且秽亵，以为男女之间，除了严防以外，更无别法，甚至于夫妻之间，也有‘男居外，女居内’。

深宫闺门固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周建人《性教育的理论与实际》）。

这样，在“万恶淫为首”的封建教条的严酷钳制下，人最起码的本能欲望也不能得到正常的满足。

另一方面，中国假道学的空气浓厚，官僚和老头子不必说了，就是青年也这样。

有些人看了心琴画会的画展，不去评价绘画艺术成就的大小，却绝口称赞“绝无一幅裸体画，更见其人品之高”；对此，周作人感慨万千：“中国之未曾发昏的人们何在，为什么还不拿了‘十字架’起来反抗？我们当从艺术科学尤其是首先的见地，提倡净观，反抗这假道学的教育，直到将要被火烤了为止。

”（《两天的书·净观》）“要被火烤了为止”这句话，是从法国作家拉伯雷那里借过来的。

正如周作人自己所说，讲这话者“未必有殉道的决心”（《两天的书·与故人论性道德书》）。

但是周作人这样说，还是有很大的反封建的勇气的。

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薄伽丘等人的作品，周作人推崇备至，“因为他们有一种非理法主义显现于艺术之中”，蔑视宗教用来禁锢人们的种种清规戒律。

他多次引用英国十九世纪中叶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主张，认为人应当有正常的性生活，因此，他提倡净观。

正是从这种净观的理论出发，他变为，性本能“在现代文明底下，常难得十分满足的机会”，所以必然“非意识的喷发出来”，在文艺创作中寻求变相的满足，“无论是高尚优美的抒情诗，或是不端庄的（即猥亵的）小说，其动机仍是一样。

”（周作人《沉沦》）在谈到猥亵的歌谣时，他认为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一般男女关系很不圆满”而造成的“两性的频闷”（《猥亵的歌谣》）。

他多次引用一行诗“嘴唱着歌，只在他不能亲吻的时候”来说明这个问题，意思是：只有当人不能亲吻（即性欲得不到满足）时，才需要用唱歌的方式来发泄被压抑的性欲。

所以他说：“猥亵的歌谣，赞美私情的种种的民歌，即是有此动机而不实行的人所采用的别求满足的方法”，并进而认为“其实一切情诗的起源起都是如此”（《猥亵的歌谣》）。

周作人这些高论深深地打上了弗洛伊德学说泛性论的印记。

周作人支持那描写爱情的文学，为一些被攻击为“猥亵”、“不道德”的作品辩护。

当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和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受到封建卫道士们指责诽谤的时候，周作人旗帜鲜明地说《蕙的风》能够“放情地唱”、“是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倘若大惊小怪，以为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那有如见了小象还怪它比牛大，未免眼光太短了”（《自己的园地·情诗》）。

对封建卫道士的有力回击还是对《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的充分肯定，“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它的价值在于写出了一个青年“生的意志与现实的冲突”，“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批判和抗争”（《自己的园地·沉沦》）。

周作人在作了深刻的分析后写道：“我临末要郑重地声明，《沉沦》是一件艺术的作品，但他是受戒都的文学，而非一般人的读物……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在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对于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儿童’们却是极不合适的。

还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严肃的人们也没有诵读的资格；他们会把阿片去当饭吃的。

关于这一层区别，我愿读者特别注意。

”后来，郁达夫在回顾他的这本处女集出版后的情况时曾说：“在这一年（1921年）的秋后，《沉沦》印成了一本单行本出世，社会上因为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

后来，周作人先生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淫秽，骂我造作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

”（《鸡肋集·题辞》）在以后出版的《达夫代表作》的扉页上，郁达夫还写下了这样一段题辞：“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

周作人在肯定爱情描写的同时，又划清了它与色情文学的界线。

周作人对“色情狂的淫书类”是持否定态度的。

他认为问题不在写作材料，而在作者的态度，比如，同是写“人间兽欲”，法国莫泊桑的小说《一生》是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

“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

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觉满足，又多带些玩弄与挑拨的形迹。

”（《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1932年3月到4月，周作人在辅仁大学演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首先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文学新见解：文学无目的性的主张。

其次，他特别推崇晚明小品文，尤其是公安派和竟陵派的作品。

认为这是揭了反叛的旗帜，一扫复古的风气。

周作人非常赞赏他们的性灵讼，甚至把公安派和竟陵派看作是近代新文学的源头，认为五四文学革命“产生了胡适的所谓‘八不立义’，他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灵性，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

”所不同的只是“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对于周作人这种看法，林语堂极力称赞。

他在《新旧文学》一文中认为周作人“把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派和竟陵派”，“所以现代散文为继性灵派之遗绪，是恰当不地的话。

”周作人的散文小品创作步明末公安、竟陵两派“独抒灵性”的后尘，而对同行们的批评，他所奉行的艺术标准便是闲适与趣味，一种冲淡朴纳的风格。

他在《竹林故事·序》中说：“冯君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一面独自走他的路，这虽然寂寞一点，却是最确实的走法，我希望他这样可以走到比此刻的更是独殊的他自己的艺术之大道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