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一组老照片!云南知青大返城揭秘
转发一组老照片!云南知青大返城揭秘
转发一组老照片！云南知青大返城揭秘30年前，赴滇成都知青在绝食前宣誓：不回城，毋宁死！为了回家上京请愿“知青大返城”的率先行动，为什么偏偏是云南知青——30年前知青大返城的肇始内幕本文的“云南知青”，限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他们总计约10万人，在全国1700多万知青中，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一，但他们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云南：其一是思想文化领域，从这片红土地上走出来的有王小波、钟阿城、陈凯歌、邓贤、冯学敏、晓剑等，他们当中的作品影响深远；其二是1978年底，由云南知青发韧的大返城风暴，最后终结了长达10年的中国知青运动，从而引发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城市。
知青返城风暴为何没有肇始于更穷困的农村插队知青，没有肇始于汇聚了30万之众的北大荒知青，也没有肇始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知青，更没有肇始于禀性刚烈的新疆知青，却肇始于山川阻隔、民风淳朴的西南边陲，并迅速波及全国。
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云南知青？云南知青的基本构成据《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
不难看出，云南兵团的知青主体，主要来自外省市。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从此拉开上山下乡大幕。
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知青，他们年龄差距很大,从高六六届到初六八届。
由于“文革”前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功底，政治敏锐，思维活跃，加上家庭背景等原因，在知青大返城之前，八千多名北京知青中的大部分都离开了兵团，包括陈凯歌和王小波。
上海知青多为六九届初中生，重庆知青和成都知青年龄最小，但生性耿直，敢作敢为，特别是重庆知青，他们少年时就见识了全国最大规模的武斗，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斗性格。
知青岁月（58）下乡到云南边疆
知青岁月（58）下乡到云南边疆下乡到云南边疆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的号召。
1970年，我们初中毕业后，听从党的召唤，服从祖国的分配，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6月与10月，我们在座的知青朋友们离开了上海，奔赴祖国的西南边陲，前往地处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的勐省，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团所在地。
从此，我们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在实践中锻炼成长的道路，同时也担负起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重任。
在白塔山下，在南碧河畔，我们知青们在那儿生活工作劳动了九年，这是我们最富有活力，最朝气蓬勃的人生阶段啊! 九年来，勐省的山山水水到处都留下了知青们的身影，在橡胶林、甘蔗地、茶叶林、桔子地、水稻田，在发电、建筑、榨糖、机务、综合加工、医疗卫生，教书育人等，到处都留下了饱含着知青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在白塔山上，有一个知青最集中的连队，在老职工的带领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天斗地、不畏辛劳、在荒山坡上建起了水泥厂，这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唯一制造水泥的工厂，该厂在建设边疆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知青们对自己的上山下乡经历总是刻骨铭心的难忘。
1970年6月13日那天，蓝天白云，天气格外晴朗，这是穿长袖衬衫的季节。
中午刚过，我们这些初中毕业的学生，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也可以说，这时，我们从学生转化为知识青年了，在各个集合点集合后，大客车把我们送到了上海北火车站，知青专列已经敞开车厢大门等候着大家了，才十六七岁的知青们与亲人们告别的时刻快到了，在高音喇叭的不断催促下，大家上了列车，聚集在各车厢的窗口，亲人们对远行者的嘱咐，知青们对亲人们的眷恋，一切情感都凝聚在默默对视中，火车站的高音喇叭抢先一步，整个火车站里都回荡着《毕业歌》《大刀向鬼子门的头上砍去》的歌声。
3点50分，火车在鸣笛后慢慢的启动了，这时车厢里、站台上一下子爆发出生离死别般的哭声，高音喇叭声压不住悲伤的哭声，车厢里知青们把头伸向窗外，把挺直的身体向窗外延伸，延伸得高一点，再高一点，为的是再多看一眼亲人，送行的人们跟着火车向前移动，知青专列在雄壮的歌声和悲伤的哭声的交杂声中慢慢的加速，把送行的人们抛在了后面，在深深的情感驱动下，最后还是有人跑步送行到站台的尽头，火车很快离开了站台，带着知青们无限的憧敬和美好的理想，向着远方呼啸而去！而知青家庭的亲人们，回去后的那些天真不知道是怎么度过的……知青专列经过三天四夜的不停奔波，穿越了南方的六省一市到达了云南省的省会四季如春的昆明，在昆明休整了一天，那天我们住在云南大学的礼堂里，白天大家到昆明市里逛逛，看个新鲜。
082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
第一封公开联名信
景洪掀起的回城波澜终于冲击到了我们这个紧靠国境线的最偏僻的农场分场．1978年11月，分场首次召开要求返城的知青大会，平时农场领导最头疼，认为最调皮的几个知青充当了头头。如4分场4队的“乱泡”(此外号极其不雅，但为了真实，只好直言不讳了)，就是一位不为人上人，便为阶下囚的角色，很不安分，组织了这次大会。平时很乖的孩子，那些领导很信任的积极分子啦，党团员啦，都异常服贴地听从他们的指挥．这个时候．有谁不想回蜮呢?会场特别有秩序，为了防止授人以柄，大家都非常平和，非常瑾慎，力戒过激行为。会场上完全没有往日的喧嚣，没有串进串出的人，每个生产队的知青都整队入场，随之而来的是安静的听众和激昂的讲演者。讲演无非就是陈述知青回去的理由，陈述知青的痛苦的现状．控诉极左路线对知青的迫害。讲演的内容，丁惠明起草的第一封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都已经作了很好的概括，不妨摘要如下：
一，为数不算少的少数知青，走上了犯罪道路，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二、有的知青因生活无聊，精神空虚，抽烟．酒，偷盗，赌博，打架，闹事，作风腐化．
三、有的知青刚到边疆，工作学习尚算努力日益消沉，终于麻木不仁．
四、有的知青乱谈乱爱，以寻求刺激；有的早恋早婚，造成的烦恼不一而足， 自叹一辈子完了。
血的签名公开联名信发出一段时间了，仍然没有什么回音．知青们感到非常绝望，终于，一场大罢工开始了．知青成立了一个以丁惠明为首的罢工委员会，发出了请愿书．宣布罢工。知青头儿“乱泡”等成天忙于联络、演讲，人们戏谑他天天在“开糖厂”．“开糖厂”指得是说话激动，口吐白沫，如同榨糖时榨槽中溢出的白沫。罢工期间，在委员会的要求和领导下，整个农场社会秩序极好．平时鸡鸣狗盗之徒都有所收敛，平时好勇斗狠的家伙也规规矩矩．因为丁惠明曾说过，“谁捣乱，就取消他的签名资格。”因此，调皮者都不敢。4分场场长周万祥则继续对知青中的党员、干部施加压力，要求他们退出罢工和请愿。在罢工期间，开始了请愿书的签名征集活动．请愿书(即第三次公开联名信)的抬头是“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敬爱的邓副总理”。请愿书的开头是：“我们x x x x x名云南的知识青年，在饱经风霜已达八年之久的今天，奋全力鼓起了最后的勇气，庄严地选派有全权资格的代表，组成请愿团，前来北京向您们提交这份凝结了我们全体签名青年整个生命热情和寄托了我们全部人生信念的请愿书．这或许是种冒失的行动，但确实是出于迫不得已，甚至临近绝望，请原谅吧!”结尾则是各单位征集的签名。签名知青总数不详，按8万西双版纳知青的一半计，则起码也有4万人参加了签名．其它分场的情况不知道，4分场的签名是用血书写的．要求每个生产队一份，每人划破手指，用血署名，然后再集中起来。这时有一个问题，有些知青已有了第二代，这批娃娃要不要署血名呢?当母亲的很为难．划破小孩的手指头则太残忍，不要说当母亲的心疼，就是旁人看了也不忍心。台上经过短暂讨论，同意孩子蘸着父母的血签名．在请愿罢工期间，还开展了募捐活动。每个连队都收了100～200百元(那时知青的工资只有31元，还得是全勤)．4分场管这个事儿的叫“来革命”。这小子以前叫来金富，大概是父母盼他能发财。文化革命以后，他贴出告示，宣布革“金富”的命，慷慨地说：“今天，若有人问我来干什么，我就骄傲地告诉他——‘来革命’!”于是便改成了这个名。在募捐中，我们碰到原党委书记骆卫疆，他很慷慨，捐了10块钱，只是要求不披露姓名。整个农场的机关完全瘫痪了。西双版纳有8个总场：景洪．橄榄坝、勐海、小勐伦、勐遮、勐捧、勐满、勐腊。其中除了橄榄坝农场以外，其余7个农场全部投入了罢工请愿活动．
知青大返城的历史能这样编纂吗
知青大返城的历史能这样编纂吗知青大返城的历史能这样编纂吗?一名上山下乡亲历者的感悟随笔近日外出几日，到我们一衣带水的不友好邻邦走了走。
出发前，一直在看央视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作为一名曾经的知青，很关注剧中关于知青大返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描述。
当我看到一幕幕与历史事实有很大出入的情节在眼前闪过时，久违的茫然思绪在心中慢慢升腾。
难道文革中涉及1700万年轻人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以任人如此“打扮”吗？回到北京后，即写下了以下文字。
至于电视剧的编剧们是否能够看到、博文的内容是否会有众多人浏览或产生争议等问题，都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历史真相将会通过互联网的广为传播，与千千万万普通知青所写下的回忆一起，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真实。
我作为这场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无论是站在历史的高度还是从思想感情上，都不能接受这部电视剧将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历史混在一起编纂的创作方法。
文革中知青大返城，是当年身在云南边疆的普通知青们自己拯救自己、呼吁改革的勇敢尝试。
但编剧不顾众多文革中上山下乡的亲历者还在世以及大量详实资料记载的事实，把一页页虚构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重要人物和场景搬上屏幕，与一些真实的历史大事件混在一起展现，无论编剧出于什么考虑，这些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为子孙后代了解中国的知青史、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研究知青史都造成了人为的混乱。
特别是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喉舌传播到海内外，对历史和现实所造成的影响也是无法估量的。
电视剧描述了邓小平1976—1984年政治生涯中最为辉煌的八年。
所有出场的中国政界重要人物均“实名制”，描述的也是这一时期有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
但在表现关乎1700万知青命运的大返城事件时，却采用了“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创作方法，那些一幕幕虚构的人物和场景，让我有理由怀疑，电视剧中其它的情节，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我们作为文革中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亲历者，不可能了解那个特殊的年代国家层面的很多问题，更不可能站在国家的层面考虑问题，但作为过来人对这段历史还是清楚的。
我们要回家——千难万险返城路
我们要回家——千难万险返城路我们要回家作者：梁志雄（已故）许多知青朋友都把原来下乡插队的地方称为第二故乡，我也是。
毕竟，知青们插队时间短的在那里生活了两三年，走得最晚的在那里生活了七年。
不论早走迟走，都把自己一段青春年华留在了那里。
那份对第二故乡的眷念之情是真切的，虽然凝成这份感情的过程是痛苦的。
但是，故乡和家还不一样，故乡是一种眷念，有了机会总想去看看，探望探望那里的乡亲、那些曾经一起艰苦劳作的朋友。
而家却不是这样。
家，是心的归宿，是自己想要和至亲长辈兄弟姐妹聚在一起生活的地方，是尽一切可能要回去的地方。
车轮滚滚，把我们送到了遥远的地方，与自己的家远隔千里。
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们，转眼间就变成了农村孩子，或者说变成了农村青年。
艰苦的环境，炎热的气候，劳碌的农活，枯燥的生活，如果是少数民族村寨，还有与乡亲们互相听不懂的语言障碍。
更有那些地少人多的寨子，知青下去分享和稀释了老乡们的劳动价值，由此产生的无法回避的矛盾。
这些东西汇聚在一起，对知青们形成了物质的、精神的巨大压力。
从下乡的那一天开始，知青们的内心就萌发了要摆脱压力的愿望和冲动。
回家，和家人在一起，过上一种有归属感的生活，或者至少是回去短暂地感受一下家的呵护和温存，就成了知青岁月里始终不渝的向往。
带着对未来的企盼和对家的向往，知青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试探和努力。
说实在话，要让这些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年轻人长期呆在一个艰苦的地方好好劳动，真的很是勉为其难。
虽然许多知青做到了，不少知青则采取了躲避的态度。
下乡不久，听说有的同学办了家庭照顾、病残手续没有下乡，有门路有办法的知青就想方设法办家庭照顾、办病残回城。
那时办家庭照顾办病残好像也没有什么标准，批准了的就回城，没有门路没有办法的就办不了。
于是就听说有的知青用锡箔纸剪成小圆片贴在后背某个地方，X光一照居然就“确诊”为“肺结核”。
也听说有知青吃了某种药物可短时间内心率紊乱，拿到了心脏病的诊断书。
我经历的知青回城
我经历的知青回城作者：叶辛来源：《百年潮》2008年第10期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下乡知青通过各种途径大规模回城，一时间形成一股大潮，这对知青个人、农村、城市乃至整个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尤有回响。
我也曾是到贵州插队的一名上海知青，由于写作《蹉跎岁月》、《孽债》等知青小说，接触和采访了大量的下乡知青，对知青回城的整个过程比较熟悉。
下面，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大家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响应号召下农村要讲知青回城，就得先说一下知青是怎么到农村去的。
1968年12月21日晚上，新闻广播中播出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他们高中、初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
各地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
第二天，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发表了毛主席这段最新最高指示。
当时有一些青年热血沸腾，十分积极，咬破了手指，写了血书，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从种种渠道感觉到了城乡差别很大，不是很想去。
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代，寻找各种理由不去农村的，还是少数。
我的态度既不十分积极也没有推脱，我和大多数人一样——随大流，这是我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高潮是在1969年的春天，我就是在1969年3月31日到贵州农村去插队的，当时去插队的情景现在还历历在目。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天还是蛮凉的，我记得坐上火车时，外面还穿着一件棉袄。
当时我们举着红旗、戴着大红花，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我们是一腔热情去接受再教育，觉得应该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
那时我们年轻，非常虔诚，也很狂热，当然现在看来也有点盲目。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好儿女志在四方”，这是我们当时的口号。
现在我脑海中还回响着当时的这些声音。
除了豪迈，我的声音中还有些许的悲凉，当时我想：到农村去扎根一辈子，我们是不会再回来了。
三个北京知青的返城之路
在时间流逝了十几个年头之后，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那场声势浩大、把一座城市堵得发慌的知青大返城。
当他们经过十余年的奋斗，又重新在城市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当每个城市人都在忙忙碌碌奔着自己的日子的时候，那批由于种种原因滞留在城市外、连末班车也没有赶上的人们自然只有被人遗忘了。
尽管每座城市的人事部门都制定了这样那样的有关政策，在城市能够承受的前提下，陆续解决这个延续了几十年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总还有划在杠外的。
于是，有些人就用自己的方式，回到了原本也属于他们的城市在北京的黑户口中，就有一部分是北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我只为他们中的几个画了张素描：务实的常君常君1976年被分配到某煤矿中学教书后，就失去了返回故里的权力教师算国家干部，你就不算是知青了’。
常君一面加紧提高自己，一面做着返回北京的梦。
他以初中毕业生的资格考上了省里的一流大学。
毕业后，又在自己任教的煤矿中学里担任了数学教研组组长。
他知道，返京梦一旦成真，那么，无论回到北京干什么，竞争都将是异常残酷的。
1987年，他辞职了，把老婆孩子留在煤矿，只身一人回到北京闯世界。
他贷款2万元，在一条还算繁华的街道上开了一个小酒吧。
小酒吧高雅幽静。
柔和的霓虹灯、典雅的高背椅、温馨的音乐，还有墙上的那幅大写意山水画，在喧嚣的北京城里，这里可算得上是一个世外桃源了。
生意挺火，光顾这个小酒吧的，不光有大学教授、工程师、记者、个体户，还有大鼻子老外。
他们都看中了这个酒吧的文化氛围和每天20小时的营业时间。
我问常君：发了吧？他很自豪地回答：反正不到半年就还清了贷款！下一步呢？干个大的，再盖个饭店！那你的老婆孩子、你的户口&&车到山前必有路！常君不那么健谈，可走的每一步都是踏实的。
他对自己的每一句话都负责。
不安分的马君正值不惑之年的马君，在经济生活中可不是一帆风顺。
他二十郎当岁就当上了一个生产队的会计。
他人长得漂亮，虽然只有初中文化，鬼主意却多得出奇，常有惊人之举。
“病转”：知青的艰难返城路-精品文档
“病转”：知青的艰难返城路上世纪60年代末，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波及到上海的每个家庭。
到70年代初，有100多万上海知青告别城市和亲人，奔赴遥远的农村或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代人的命运骤然被改变。
但十年不到，历史的走向突然出现了拐点，几十万知青通过顶替、病退等各种办法像潮水般返回上海。
回城后的知青把上山下乡的艰难经历变成了打拼的动力，通过各自不懈努力和勤奋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在各行各业中脱颖而出。
1968年12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这也是向全国的城市青年下达了上山下乡的动员令。
上海的父母亲在听到广播的同时，也知道了自己儿女命运的走向。
那时上海火车站和客运码头是这场运动的起点，汽笛一响，那里便成了哭声的海洋。
上海知青梁陈勇当年走的时候只有16岁，他记得自己去火车站的路上还很坚强，但当火车要开时摒不牢了，“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
上海知青励亚力去江西时身高还不到1.5米，他父亲送他哥哥、姐姐时没有流泪，送他时却泪流满面。
泪别“小芳”回城去上世纪90年代最吸引观众的电视剧《孽债》，讲述了云南农场的知青们大返城的故事，电视中大批农场知青争先恐后地去敲农场公章、开返城证明的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那些大返城的知青更是难忘的经历。
这是城市的诱惑，是上海的召唤。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这首当年盛行的歌曲，其实就是大返城之歌。
按照当年的返城政策，知青如果在农村结婚就不能回城。
于是一些与农村“小芳”热恋的知青，为了返城而不得不含泪告别“小芳”，不得不把那段美好的乡村爱情埋葬在彼此的心中。
有一段拍摄于1998年的纪录片《寻梦当年》，片中知青刘家奇曾在江西那片红土地上有过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
他的“小芳”叫田螺，是一位勤劳、朴实、善解人意的乡村姑娘。
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田螺姑娘知道已留不住城里小伙子的心了，临走前她帮他收拾好行李，他在她家吃了最后一顿饭。
1965—1968年,杭州知青1011人分三批来到宁夏,黄河边上把根扎
1965—1968年，杭州知青1011人分三批来到宁夏，黄河边上把根扎贺兰山下无悔青春撰文｜从慧1995年11月出版的《永宁县志》中这样写着：“1965年9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知识青年634人来到永宁县插队落户，分到杨和、胜利、增岗、李俊公社和水宁县农场(东升)安置。
”这短短的四五十个字，蕴涵着一代知青十多年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据有关资料显示：1965年、1960年、1968年，浙江杭州知识青年分三批共1011人到宁夏支接当地建设，其中914人在永宁县的4个公社和一个农场下乡插队。
如今50年过去了，当年的那段历史几乎没有多少文字的记载，当年那些生龙活虎的一代少年娃，把他们的青春、热情和理想都奉献给这片土地，他们与永宁当地的乡亲结下了似海深的亲情。
村村都有知青点秋老虎的威力不大，乡村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和玉米地被炙烤着，越发显得油绿油绿。
一进杨和镇南全村（原北全村）村口，就看见村支书带着几个干部在清扫小路边上的麦秆，几位老者正等在村部会议室里，他们是当年的队长王学仁、会计杨生福、保管员沈万明和给知青做过饭的张梅芳老人。
四位老人坐在一起，一边津津乐道地聊过去的事儿，一边问村干部要来返乡知青的名单，一页页地翻着找他们认识的知青。
王学仁队长说：“等他们回来了，都别说俺们的名字，坐在一块让他们认一认。
”大家一致同意：“好！就这么办。
”沈万明老人是当年村里的保管员，他回忆说：“1965年上半年时，县里、村里都下了通知，说要派知青来，听说有杭州知青来，大家伙可高兴了，早早就开始准备。
当时，是我带着村民给知青盖房子的，我们盖了6间房，现在那些房子都不在了。
到了秋天，他们就来了。
”北全村一共分来了9个知青，6女3男。
几位老人虽然年岁大了，耳朵背了，可知青的名字却都能一个不落地说出来，模样也记得消消楚楚。
永宁所有被接收的知青，都住在老乡家。
老乡还给知青打了热炕，可这些南方娃处睡不惯炕，后来都扒掉换成床了。
这些娃娃可吃苦了张梅芳老人今年70岁了，当时她给知青做饭时也就30多岁。
一组40多年前的知青下乡照片，勾起过往的记忆
知青动手盖房子。
开着拖拉机秋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知青修建桥梁。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知青们在养猪。
1970年，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知青与农民下地劳动。
知青们与彝族自治县的老人话家常，熟悉的炭火盆。
1950年代1970年代先后有数万名知识青年响应号召来到北大荒地区开垦荒地改造沼泽
一组40多年前的知青下乡照片，勾起过往的记忆
1950年代—1970年代，先后有数万名知识青年响应号召，来到北大荒地区，开垦荒地、改造沼泽。翁乃强于1968年开始，一路跟随知青，记录他们的生活。 图为：1968年，知青们刚刚乘船来到北大荒新建的知青点。
关于知识青年返城运动
♨“我们花了300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 民也不满意。”——邓小平
♨ 历史，对于旁观者是一段故事，对于亲历者，却 是切身的喜悦和感伤 ——《舌尖上的中国》
谢谢
二、大年纪
♨1968年12月，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 要”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发展为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大 运动。 ♨1978年云南知青的集体抗争事件拉开了全国知青大返城的序幕。 ♨1978年的年底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 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 1978年12月14日，罢工知青向州委正式提出北上请愿的要求，并在未获同 意的情况下，强行组队北上。冲突再次迅速升级，又一轮斗争开始了。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南知青为例
一、知识青年简介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广义泛指有知识的青年，一般指受过高等教育的 年轻人。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1970年代末 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 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 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总数的估计在约1200万至 1800万之间。
♨1978年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 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一个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 ，致使当日应由昆明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连接京沪、京广、 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 ♨1979年1月23日晚上7点整，通电的最后时限已到，中央调查组依然杳无踪影 。当晚9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共计311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经 过庄严宣誓后，一一进入绝食现场。 ♨1979年2月上旬，云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 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的精神。此消息很快在云南垦区各农场传播开了，知青 们闻风而动。很快，知青返城大风暴就从云南蔓延到了全国。上山下乡运动，就 此宣告终结。
“病转”知青的艰难返城路
“病转”知青的艰难返城路上世纪60年代末，一场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几乎波及到上海的每个家庭。
到70年代初，有100多万上海知青告别城市和亲人，奔赴遥远的农村或农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代人的命运骤然被改变。
但十年不到，历史的走向突然出现了拐点，几十万知青通过顶替、病退等各种办法像潮水般返回上海。
回城后的知青把上山下乡的艰难经历变成了打拼的动力，通过各自不懈努力和勤奋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在各行各业中脱颖而出。
1968年12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这也是向全国的城市青年下达了上山下乡的动员令。
上海的父母亲在听到广播的同时，也知道了自己儿女命运的走向。
那时上海火车站和客运码头是这场运动的起点，汽笛一响，那里便成了哭声的海洋。
上海知青梁陈勇当年走的时候只有16岁，他记得自己去火车站的路上还很坚强，但当火车要开时摒不牢了，“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
上海知青励亚力去江西时身高还不到1.5米，他父亲送他哥哥、姐姐时没有流泪，送他时却泪流满面。
泪别“小芳”回城去上世纪90年代最吸引观众的电视剧《孽债》，讲述了云南农场的知青们大返城的故事，电视中大批农场知青争先恐后地去敲农场公章、开返城证明的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那些大返城的知青更是难忘的经历。
这是城市的诱惑，是上海的召唤。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
”这首当年盛行的歌曲，其实就是大返城之歌。
按照当年的返城政策，知青如果在农村结婚就不能回城。
于是一些与农村“小芳”热恋的知青，为了返城而不得不含泪告别“小芳”，不得不把那段美好的乡村爱情埋葬在彼此的心中。
有一段拍摄于1998年的纪录片《寻梦当年》，片中知青刘家奇曾在江西那片红土地上有过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
他的“小芳”叫田螺，是一位勤劳、朴实、善解人意的乡村姑娘。
在知青返城的大潮中，田螺姑娘知道已留不住城里小伙子的心了，临走前她帮他收拾好行李，他在她家吃了最后一顿饭。
邂逅云南返沪知青大军
容， 那些他 们的真切感情 ， 那车厢 内青春飞扬的气氛 ， 仍
在 眼前 。我 当时遭受着知青们带给我的强烈感情 中 击，
他们 当中不仅没有一人说及在云南 的苦难 ， 反而是满腔 希望， 期待 着全新生活 。这些青春 期男男女女 ， 开心 地
色。当时 ， 我很是思绪万分 ， 我们这个 国家， 为什么总是 不 停地折腾 ， 为什 么非要让人 骨肉分 离远去他 乡 ， 为什
姐大我七八 岁 ， 初 中时在上海遇见 ， 已是小港人妻 ， 前 几 年还 电话联 系过 。那次上海姑妈家相遇 印象十分深刻 ， 我 尚是十六七岁少年 ， 表姐 已然典 型上海美女 。我太太
时， 听说那地方 与上海相 比非常落后 ， 反正上海人在 那 边是没 法过 日子 的。我堂姐的妈妈 ， 也就是我 的姑婆 ， 成天想念宝 贝女儿 ， 十分痛苦 。后来 ， 他 们家通过各 种
关系 ， 最后以生病和嫁 人为 由， 回到 老 家镇 海 小 港 。 表
车到杭 州 已近一 时 ， 夜班 公交 带我 穿过深 重 的夜
行他们 。他们为 了能回上海 ， 得编造种种 理 由， 那位说 话 的知青 ， 似乎是 以生病 名义返沪 。通过关系开各种病 情证 明 ， 也算是 中国特色 ， 至今盛行 不衰。 中国人 出于
无奈的造假 ， 最后演变为全 民受害 ， 知青返城恐是原点。 ３ ０多年 过去 了， 知 青们 那些说话 内容 、 那些真切 感情 ， 那
居然有二位云南知青 ， 可见 当年这事在上海涉及 之广。 上海 知青在 列车 上 ， 正你 一嘴 我一 舌说得 非 常热
闹。有一个横 卧在行 李架 上的男知青 ， 探身俯首 向他的
回知青点感慨
回知青点感慨岁月往事2011-05-14 17:44:04 阅读42 评论41 字号：大中小订阅下乡43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青点8名同学又踏上了回乡之路，这已经是我回大连后的第4次回乡。
每次去都有不同的收获。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和这一次。
阔别岫岩农村25年时，我和知青点的同学们一起去寻找当年丢失的梦和青春……。
我们重新踏上这片土地，还是那么熟悉，那山、那水、那人，一切依旧。
要说变化也就是多了几间瓦房，老乡们穿的还是补丁衣裤，山村的沟沟岔岔、河流小溪还那么静静的躺在那儿。
25年过去了,旧貌依然没有换新颜,让我看了都心痛……。
25年来,党的政策逐步在向农村倾斜，希望农村早日富裕起来。
然而，这里的状况依旧，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唯一感染我的是老乡们的那份热忱。
他们听说当年的知青回来了，三三两两纷纷来到村头，叙述离别的情怀，谈得最多的当然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插队往事。
乡亲们的真诚让我们又走进了家家户户,他们把家中珍藏的好嚼咕（好吃的）全拿了出来招待我们，那场面真是感人。
离别时老乡们洒泪告别的情景令我至今挥之不去。
上周，我们又踏上了这片热土，眼前这片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过去的茅草房不见了，家家户户都住上了瓦房，浓郁的现代农村气息使我感受时代的变化和历史的变迁。
丹大高速公路已经建到了离村不远的地方，如果通车，这里定会发生巨变。
村庄里很肃静，几乎见不到人，后来才得知，除了在家留守的老人，年轻人都进城了，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家家有冰箱、彩电、电话，年轻人进出都用手机联系。
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已成为现实。
我心里瞬间畅亮了，这才是我真正想看到的，并由衷的祝福他们越过越好！今天我们来过，以后还要再来。
因为，我们的青春留在了这里，这里还有梦，还有当年的牵挂，还有失去的年华……。
所以，我们不会忘却，不会忘却过去那段辛酸的插队生活……。
序西双版纳5万知青掀起的大返城运动从开始到结束，已过去三十二个春秋，那声势宏大、群情高昂的场面仿佛历历在目、作为当年大返城运动和橄榄坝大绝食的参与和见证人，这一生什么都可以忘，就是忘不了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挟持中央调查组共同绝食”。
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解析
云南知青大返城风潮解析（原作者：周公正）2010年06月22日来源：上海知青网作者：周公正编辑：楼曙光保护视力色：值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在此对那个年代、那一代人作一个学术理论上的探讨是一次具有历史责任感的相会相知。
我作为一个云南知青在四十年前的12月21日这一天踏上了"知青"的人生道路，去回匆匆、是刻骨铭心的，借此研讨会将我们云南知青又是如何大返城的最后一幕情况作一个大致的介绍，供诸位了解。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新中国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别和青年学生深入实际，深入民众的需要举措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
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的发表。
标志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突发为一场运动不可理喻地席卷了中国大地。
其时，上山下乡"一片红"成为了"文革"的一个"战略部署"，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运动推向极端，由此改变了一个时代的面貌，扭曲了一代人的命运。
历经十年，终于在1978年秋冬云南知青高举义旗，集体抗争，掀起了时为震惊全国的知青"返城风"。
一：云南知青解读云南知青主体是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来自于北京、上海、四川、昆明的青年学生，197 0年3月正式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下辖4个师，22个团，94个营，805个连，兵员共计20万人。
其中知青11万人，约占兵团总人数的55％。
据1973年10月统计共有在册知青95128人，其中北京知青5035人，上海知青35052人，四川知青41712人，昆明知青7229人。
1974年6月，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撤消，成立了云南省农垦总局，各师改为农垦分局，各团改为农场，实行企业管理。
至1978年冬知青大返城时，还留有京、沪、渝、蓉、昆等城市知青7万余人。
由于云南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地域、气候及民族的特殊性，十年上山下乡运动将京、沪、川三地青年学生的性格特征融汇成了云南知青区别于其他地区知青的特质和价值观。
必修三专题五2 人民教育事业的发展
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参加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次考试。
1977年恢复高考
1983年“三个面向”
1995年科教兴国
什么是科教兴国？
“科教兴国”是指全 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 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 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 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 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 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 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 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 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教育问题：4%跨越不了的鸿沟
教育投入总量不足(1990年，中国的教育经费占国 民经济生产总值的3%，1995年下降到2.44%，而1995年
世界平均教育经费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4.9% ，1999
年回升到2.78%。2003年中国教育经费占GDP的3.41
%）；义务教育资金严重短缺；义务教育在不同地区的
正在安徽大学就读的苏明娟（《希望工程宣传画》 中的“大眼睛”）2005年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
1991年4月15日“希望工程”开始实施。这是中国 第一所希望小学——安徽金寨希望小学的校门。
点燃西部教育的星星之火
有一流的教育，才能成为一流的国家。
——温家宝（2006年7月18日）
高等教育的发展
青年学生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号召，到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人民欢 上图为知识青年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劳动的场景 送 下图为1978年冬到1979年春云南知青请愿返城场景
毛主席，你是 我的偶像—— 一个毛的超级 FAN
七二一大学：工农兵学员在上课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 点）的请示报告》。 具体规定：学制，根据各专业具体 情况，分别为2至3年。另办一年左右 的进修班。学习内容，设置 “以毛主 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 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 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
78年云南五万知青下跪向中央请愿回城(组图)
78年云南五万知青下跪向中央请愿回城（组图）知识青年指从1950年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或高中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
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校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
从这一年开始共青团开始组织农场，鼓励和组织年轻人参加垦荒运动。
当时，美术家朱宣咸1958年创作的作品《知识青年出工去》，就非常典型生动的记录了在那个特定时代知识青年的画面。
1962年开始有人提出要将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化地组织起来，1964年，中共中央为此特别设立了一个领导小组。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高考停止，到1968年为止许多中学毕业生即无法进入大学，又无法被安排工作，此外66至68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得中共领导机构意识到他们需要寻找一个办法将这批年轻人安置下来，以免情况失去控制。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1969年许多年轻人因此下乡去农村。
全国也开始有组织地将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
从1971年开始，知识青年在农村的许多问题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同时中共开始在城市中将部分工作分配给下放的知识青年。
不过这样回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大多数是通过关系得到回城的机会的。
到1976年连毛泽东也感觉到知识青年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定对这个问题重新做考虑。
但到这时为止每年依然有上百万知识青年被分配上山下乡。
毛泽东的逝世使知识青年问题暂时被搁置。
1977年高考被恢复，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
成都市知识青年赴云南支边大事记
成都市知识青年赴云南支边大事记1955年7月6日，团中央在《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中，提到拟动员一部分城市中未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
紧接着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又说：“我们觉得，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的、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
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学生和无职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1957年3月，云南省农垦局成立。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
计划从1958年到1963年，从内地动员几百万青年到这些参加社会主义开发和建设工作。
使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逐步地同内地一样获得迅速发展，并责成农垦部负责此项工作。
1965年，首批四川知识青年赴云南农场支边，被分到德宏、临沧、红河三个垦区。
其中，成都知青于10月10日、12月6日离蓉。
1969年10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原云南农场的基础上组建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由昆明军区代管。
1970年3月1日，根据昆明军区颁布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编制表》，昆明军区抽调和配备了约2700名现役军人干部，完成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
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设在思茅，下辖四个师共32个团。
到1971年7月，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近10万人。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全国12个生产建设兵团和西藏农建师的师以上干部170余人在北京参加“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
会议确定：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的一支武装生产部队，既是生产队又是战斗队工作队。
平时以生产为主，劳武结合，亦兵亦农亦工。
会议确定，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关系隶属解放军各大军区，无论是大军区直接领导还是大军区委托各省军区领导，都必须服从所在省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
兵团党的建设、政治思想工作、平时工作、行政管理、军事训练、指挥调动、战备装备由军区负责；生产建设、财务、物资由省区革命委员会负责；年度计划、长远规划由兵团统一编制，纳入所在省区的计划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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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一组老照片！云南知青大返城揭秘30年前，赴滇成都知青在绝食前宣誓：不回城，毋宁死！为了回家上京请愿“知青大返城”的率先行动，为什么偏偏是云南知青——30年前知青大返城的肇始内幕本文的“云南知青”，限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
他们总计约10万人，在全国1700多万知青中，所占比例不足百分之一，但他们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云南：其一是思想文化领域，从这片红土地上走出来的有王小波、钟阿城、陈凯歌、邓贤、冯学敏、晓剑等，他们当中的作品影响深远；其二是1978年底，由云南知青发韧的大返城风暴，最后终结了长达10年的中国知青运动，从而引发全国上千万知青像潮水般涌回城市。
知青返城风暴为何没有肇始于更穷困的农村插队知青，没有肇始于汇聚了30万之众的北大荒知青，也没有肇始于得风气之先的广东知青，更没有肇始于禀性刚烈的新疆知青，却肇始于山川阻隔、民风淳朴的西南边陲，并迅速波及全国。
历史，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云南知青？云南知青的基本构成据《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知识青年；1970年3月1日，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下辖4个师，32个团，分布于西双版纳、德宏、临沧和红河地区的荒蛮丛林，兵团先后接收知青10.4万人，其中北京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
不难看出，云南兵团的知青主体，主要来自外省市。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从此拉开上山下乡大幕。
最先抵达兵团的是北京知青，他们年龄差距很大,从高六六届到初六八届。
由于“文革”前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功底，政治敏锐，思维活跃，加上家庭背景等原因，在知青大返城之前，八千多名北京知青中的大部分都离开了兵团，包括陈凯歌和王小波。
上海知青多为六九届初中生，重庆知青和成都知青年龄最小，但生性耿直，敢作敢为，特别是重庆知青，他们少年时就见识了全国最大规模的武斗，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斗性格。
云南知青的基本待遇：口粮40斤，工资28元，房自盖，菜自种。
他们的任务是砍伐森林，种植橡胶，但是当文化迥异的各地青年汇聚到边疆，经碰撞、摩擦、浸润、融汇，逐渐形成云南知青的个性特征：思想活跃、敢说敢做。
两封信和一个女知青之死当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推行10年后，暴露的问题亦越来越严重：上千万知青在人多地少的农村与农民争工分、争口粮；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在招工、招生、参军、入党、提干等问题上，后门风盛行，以至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现在社会上对知青问题议论很多。
四个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3月，重新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与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现在搞的上山下乡，不是个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嘛！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
我们第一步应该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中央高层的信息，怎么会传到遥远的云南边疆呢？“当时知青并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动向，这一切，是从一封信开始的。
”1978年10月，一封《给邓小平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知青中悄悄流传，作者是景洪农场十分场(原云南兵团一师一团十营)学校的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
信中列举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运动造成的“三不安心”问题，认为局面已经“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希望中央领导能够重视，丁惠民说：“这封信还隐约表达了回城的愿望”。
其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知青作为“文革”遗留物，虽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但有关部门一时还顾不上、也拿不稳，“但全国都在拨乱反正，为什么对关系千百万家庭稳定的知青问题，却讳莫如深呢？”第一封信捺上300多个知青指印，寄往国务院。
国务院按常规批转云南省处理，自然没有了下文。
知青们没有气馁，又写了第二封信，发起者仍是丁惠民。
在第二封信中，明确提出了回城要求。
到12月初，联名信的签名超过万人，以它为媒介，在西双版纳6万知青中，一个以回城为目标的群体正在形成，丁惠民与重庆知青刘先国、上海知青胡建国组成了三人核心小组。
恰恰此时，上海女知青瞿玲仙之死，引发轩然大波。
瞿是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知青，因怀孕难产，在农场卫生所大出血身亡。
这一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农场并非最严重的，却因死得其时，引发数千人抬尸游行，一百多部拖拉机包围了草菅人命的场部医院。
示威的知青向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涌去，沿途农场知青不断加入抗议队伍。
12月8日，在西双版纳首府景洪，“云南各农场知青联席会议”召开。
这次会议的代表共120多人，代表们的入场证很特别，全是知青的签名，每个代表至少要持有100人以上签名才能入内。
会议目的是：商讨“北上请愿”事宜。
丁惠民被推举为总指挥，组建北上筹备组。
会后，知青们发布《北上宣言》，决定15日那天派代表进京。
10日，北上代表团尚未组建好，第二届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京闭幕的消息传来，该会议决定次年(1979年)再派遣80万知青下乡，更重要的是，“会议还决定不再承认兵团知青的身份，而把我们作为一般农场职工对待”。
丁惠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消息也让知青代表产生了重大分歧，一批人要求立即北上，但丁惠民认为时机不成熟。
最后通过筹备组表决，丁惠民的主张被否定，43名代表先行北上。
1978年12月16日首批请愿团在景洪宣誓出发，徒步踏上北上征程通关，昆洛公路上的一个重要隘口。
首批请愿团跋涉400余公里刚到此地歇息。
随团携带的4000余元经费，瞬间神秘被窃，使得已经是疲惫不堪的队伍，顿时陷入无钱无粮的绝境。
加之过往车辆均接到云南有关方面通知，拒载北上知青，首批请愿团滞留通关动弹不得。
为不负北上重望，请愿团员被迫阻断昆洛公路，向过往司机、群众宣传北上精神，最后一支受感动的解放军车队，主动搭载请愿团员驶向昆明。
首批请愿团多次与云南省委、农垦当局对话，争取同意北上。
昆明街头反映农场知青现状的漫画首批请愿团与云南省委和农垦当局几天的对话、谈判是激烈而又尖锐，一方主张严禁进京就地解决问题，承偌改善农场知青待遇。
一方仍然坚持北上向中央反映问题，知青要回家。
双方观点南辕北辙，对话谈判常常是两方大拍桌子不欢而散。
首批请愿团清楚地认识到：知青要回家必须找中央，与云南方面无谓的纠缠只能是坐失良机。
在昆明几天的募捐已经筹集了少量进京经费，时不待我立即强行北上。
1978年12月22日晚10：30分，首批请愿团打着红旗列队前往昆明站。
当请愿团以23快手表和证件作抵押购票时，得到车站方面明确回答：“就是有钱也不会卖票给你们”。
请愿团无奈之下，强行冲站登上发往北京的62次列车，当局立即停发62次列车，并将情况迅速报往中央。
62次列车的停发，立刻引起了大量旅客的不满和社会对知青的同情。
更有不少过往昆明的知青前来车站声援，一时昆明站人山人海局面混乱。
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指示这时反馈云南：“如实在不行，请愿知青可派数名代表进京反映情况”。
为配合国务院工作，请愿团主动撤离车站，与云南省委就进京人数问题艰难地谈判。
虽然请愿团作出大幅度让步，但云南省委仍坚持不准进京上访。
双方僵持不下，谈判破裂。
1978年12月24日晚10：00时，首批请愿团再次打着红旗强闯昆明站，遭到了有组织的暴力袭击。
由于事前有纪律要求，先遣队员保持着极大的克制。
但闻讯赶来的各农场途经昆明的知青和过往旅客震怒了，为了保护请愿团员，双方扭打起来。
不断有人受伤，现场一片混乱。
为了表示对暴力袭击的严重抗议和避免继续有人受伤，请愿团员愤而抬上受伤团员卧上了铁轨，进行卧轨绝食。
西南大动脉瞬间瘫痪，数万旅客滞留车站。
首批请愿团的告全国人民书。
消息传开，举国哗然、朝野震惊。
国家农林部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临危受命，率领国务院工作组紧急飞往云南。
次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签发“三点紧急通知”：“一、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不允许任何个人和组织随意拦截；二、殴打民警和铁路工作人员是违法行为，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政府将依法严肃处理；三、在昆明的农场知青要尽快返回农场，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搞好抓革命促生产。
昆明站大批军警开赴实施戒严、清场，疏散旅客，高音喇叭不断广播国务院通知，对卧轨知青进行反复劝诫警告。
并不断传达国务院：“实在不行，可派数名代表来京反映情况”的指示。
在云南省委领导和已经抵昆的国务院工作组亲临卧轨现场的劝导下，首批请愿团见同意代表进京的目的达到，为不继续恶化事态，饥寒交迫的请愿团员们才抬着受伤的队员，含泪撤离卧轨24小时的现场。
艰难北上与仓促离京1978年冬天的形势空前紧张！这种过火的局面是丁惠民最不愿意看到的。
当第一批北上代表在昆明火车站闹僵时，第二批代表紧急暗渡陈仓。
发着高烧的丁惠民被知青们抬过了澜沧江，“我是准备死在路上了”。
50名代表经过艰难辗转，终于从昆明城边一个叫读书铺的偏僻小站上车，绕道成都北上。
途中，24名代表因喝酒、赌烟，被丁开除，就地下车，返回各自的城市去为代表团募捐。
12月27日，剩下的26名代表到达北京，国家农垦总局接待了他们，又冷又累的知青们换上了簇新的军大衣，得到了医疗、食物和住宿，但他们最大的愿望是“要见邓副主席”，并提出如果邓副主席太忙，也可由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见。
知青们给“国家领导人”下的定义是，“必须是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以上”，并认为，“邓副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人”。
1979年1月6日，历经坎坷的首批请愿团最后十一名代表，终于抵达北京1979年1月8日，北京飘起鹅毛大雪，首批请愿团打着红旗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十一名队员默跪在雪地中，每人身上都挂了一个字牌，组成了“我们要见华主席邓副主席”的十一个大字。
从上午到下午，在凛冽的寒风中犹如一座座悲壮的冰雕。
引起无数首都群众、外宾的围观拍照，不少人失声痛哭。
天安门前跪雪在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宣誓在北京街头刷标语1979年1月1日，国家农垦总局发出1号文件，承认知青请愿代表团性质合法，同时强调应该复工。
1月10日，代表们终于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接见者是新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被接见的代表限定为10人。
丁惠民说，1月10日上午的那次接见，气氛不很融洽。
面对那位以军垦驻屯闻名的老将军，“我们不能再像与自治州、省调查团的‘谈判’时那样针锋相对。
”丁记得王副总理是在时任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的陪同下，接见代表团的。
老将军一身藏青色中山装，风纪扣紧扣，银发整齐往后梳，拄一根拐杖。
大家鼓掌后，本以为能听到几句亲切的问候，没想他表情严峻，突然将拐杖往上一扬，又咚咚地在地上狠狠杵，接着就是排炮般的严厉训斥，“不是批评，是训斥”，代表们大气不敢出，“完全被老将军的威严震住了。
他训斥我们丢掉了军垦的光荣传统，现在全国都在抓纲治国，你们却闹事，对得起国家吗？……”代表们全懵了，没人敢提返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