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宋元嘉_四学_制度及其与南朝学术史之关系

论刘宋元嘉“四学”制度及其与

南朝学术史之关系

李俊

提要南朝学术史中，刘宋元嘉年间设立儒、玄、史、文“四学”是带有开创性意义的历史事件。本文通过比较“四学”中儒学馆与国子学的关系，分析“四学”所以能成立的原因、性质，及其借鉴国子学之内容；在此基础上，再拓展考究其他三馆格选生徒的方式和课授内容，并分析各馆课授内容与各自的学术传统的关联性，藉此澄清像“文学馆”之“文学”等概念的内涵。

关键词元嘉四学国子学格选课授内容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孕育孳乳期，各种学术思想由混沌而趋分裂明朗，逐渐形成各自的发展脉络。各种与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事物也随着潮流的涌动应运而生。其中尤其显著且重要的莫过于宋文帝为了表现自己的文治教化，于元嘉十六年（439）设立的儒、玄、史、文四学。从学术分化独立演变的角度来看，将史学、玄学、文学各科独立尤具意义，不管三馆所涉及的具体内容为何，这表明某些学术思想已经具有外化为现实制度的能力，对后续历史的展开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不言而喻，了解和研究“四学”是一项能够辨明南朝学术思想脉络的工作。目前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主要集中在教育和文学方面，因着眼较为宏阔，所以与“四学”相关的一些史实之辨析却仍欠分明，从而也影响到理论的准确性。要而言之，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四学”与国子学（史书中或简称国学）之关系。受史家的影响，今人往往将“四学”视为国子学的替代品，但其中却别有情由。第二，关于“四学”所涉及的内容，除了儒学馆有较多的记载外，其他三馆的相关资料都比较少。以至于人们对玄学、史学、文学存有种种误读。

以上这两个问题一直是笔者研读南朝历史时所关注的重点。笔者希望通过讨论儒学馆与国子学的关系，来确定“四学”本身的性质，进而辨析其他三馆所涉及的内容，以澄清像“史学”、“文学”的内涵。关于前者，史书中尚有可供勾稽的史料，后者能够直证的材料则非常有限，于此我们可以通过研讨时代学术思想的特征来求证，因为“四学”虽然并非学术思想变动所直接导致的结果，但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学术思想变化的一个结果。如此便可将“概念”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从而获得较为严谨的认识。今将相关史料加以整比，略次论述，通其条贯如下，希望能为关心本论题的人提供一份参考。

一从儒学馆的政治渊源及其与国子学的关系论“四学”之性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分裂变动，各种思潮呈现为相激相生，相斥又相溶的态势。在这样的变动中，文化机构不仅是思想的外化，同时也表达出人们对某种思潮的认同和维护。刘宋时期的元嘉“四学”就属于这样情况。

元嘉“四学”的儒学馆与传统的国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沈约《宋书》以为，当时国学未建，宋文帝诏立“四学”以兴文教，但唐代最重要的制度史著作《通典》在述及南朝文教机构之设置时，并不把元嘉“四学”作为晋代以来国学制度的一部分。《通典》只提到宋明帝时代设立的总明观，但据史书所载，总明观本是以元嘉“四学”为参照设立的，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不言自明。比《通典》更早的《唐六典》，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也将“四学”与唐代当朝的弘文馆联系在一起。“后汉有东观，魏有崇文馆，宋元嘉有玄、史两馆，宋太始至齐永明有总明观，梁有士林馆，北齐有文林馆，后周有崇文馆，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训生徒，若今弘文馆之任也。”①“四学”与“总明观”等机构并举而列。弘文馆虽也是文教机构，具有多种功能，但与国学实有区别，可见唐人在这一问题上具有一定的默契。不过，到元代马端临编《文献通考》时，又将“四学”述于国学变迁之中。孰是孰非，莫衷一是，也很少有人诠其始末。将欲描述“四学”在南朝学术史中的意义，则必先辨明儒学馆与国学之关系。关于二者之区别，若能将推动二者成立的不同动因分析清楚，则最易使人理解。

“四学”之设立，据《南史·宋本纪中》记载，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

上好儒雅，又命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各聚门徒，多就业者。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焉。②因此，史书一般都以元嘉十六年“四学”并建，但详考史实，“四学”的设立并非一年中事。上文所述史实实际上是接在元嘉十五年文帝为庐山隐士雷次宗开馆之后的，属增设的三馆。儒学馆的设立时间，《宋书》雷次宗本传有着清晰的描述：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③

雷次宗元嘉十五年（438）出山至京城，文帝为“立儒学馆于北郊”，④筹备至十六年乃正式招纳生徒，而同时又设立玄学、史学、文学三科与之并峙。从时间先后来看，这三科成立受儒学馆之促成。换句话说，这三科所以设立的原因有别于儒学馆。这是三科与儒学的区别，留待下文详论，此不赘。

一般认为，儒学馆的设立是因为国学未立。但若探其深源，本事却是潜藏着另外一番政治考虑。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即如史家所言，因当时国学未立所以才设立这样四个学馆的说法可信，那么，我们就必须追究国学未能设立的原因以

①②③李林甫等著，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54页。李延寿：《南史》卷2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46页。

沈约：《宋书》卷93，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93—2294页。

及复建不具有可能性。然而，就可能性而言，国学之复建似无障碍。国学直接的源头是西晋的国子学。西晋时期因太学生泛滥，晋武帝于咸宁四年立国学，以与太学并立，永嘉之后，江左政权立国学，时废时兴，沿袭不改，而太学则变得有名无实。①时至刘宋建国，国学虽未复建，但国学制度依然存在，朝廷保留有博士、助教等官职，复建似无障碍。宋武帝永初三年正月，既诏有司立学，未就而崩。文帝直到元嘉十九年才修复国学。可见，国学的修复尚需时机，而儒学馆与国学有所分别已不证自明了。其次，就主持儒学馆的雷次宗来说，虽然儒学修养很深厚，在学馆中遍授经传，但他不肯接受朝廷所授予的任何职务，身份一直是处士。再次，朝廷所保留的祭酒、国学博士，助教跟儒学馆没有什么关系，更不参与儒学馆的活动。可见，雷次宗与儒学馆有着独特的纽带相联系。我们认为，这根纽带就是文帝政治上的需求，即借兴文教而行“招隐”的举措。

在我国古代，隐士通常被看作是一种特别的政治资源。西汉吕后就曾借助张良之力，请出隐居的“商山四皓”以稳定太子的地位。《后汉书·逸民列传》曰：“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车之征贲，相望于岩中矣。若薛方、蓬萌而不肯至，严光、周党、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怀人，斯固所谓‘举逸民天下归心’者乎！”②“举逸民而天下归心”道出了招隐的实质。后世帝王屡相仿效，即宋武帝刘裕亦莫能外。据《宋书·隐逸·周续之传》载，他曾为隐士周续之“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③宋武帝刘裕身份低微，为隐士周续之开馆的真正目的显然可见，跟东汉光武帝一样，礼遇隐士完全是一种政治策略，其实并无弘扬儒学的意图。宋文帝礼遇雷次宗与宋武帝如出一辙，儒学馆的成立并不是为了设立一个能替代国学的机构。它只是礼遇隐士的一种方式，深蕴着政治意图。政治才是推动儒学馆成立的根本动力。此后雷次宗又回归庐山继续隐居，元嘉二十五年（448），文帝再行招隐，为他“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在雷氏的身上，虽然学术与隐士互为表里，但在文帝的眼中，雷氏始终是一个带有象征意义的隐士，至于他的学术则是依附在这一内核上的外衣，而依附在他学术上的儒学馆则更是外衣上的披风了。

由此可见，儒学馆的性质与国学截然不同。那么以儒学馆为首的“四学”与国学之区别亦无须多辩了。虽然如此，历史上“四学”与国学之相混淆仍不可免，如元人马端临将“四学”之立述于国学教育变迁之中。之所以如此，大概跟“四学”与国学关系确为密切有关。首先是他们前后相承。元嘉二十年（443），文帝正式下诏复建国学。史书虽然未言“四学”罢于何时，《宋书·礼一》的一条记载说，“元嘉二十年，太祖将亲耕，以其久废，使何承天撰定仪注。史学生山谦之已私鸠集，因以奏闻。”④这条史料说明史学馆在元嘉二十年时尚未罢废。元嘉二十一年（444），主持史学馆之何承天与主持文学馆之谢元因事相互纠纷，同时被罢免，而史书不言二馆的接任者，可知二馆那时已经不存在了。结合这两条事例，我们可以断定“四学”罢废实在国子学重建之时，即元嘉二十年左右。后来仿“四学”而设的总明观也是因国学重建罢废，此例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印象。

①

②③参见《南朝“二学”考》，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220—227页。

范晔：《后汉书》卷83，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56—2757页。

沈约：《宋书》卷93，第2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