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起源

佛教的起源及其宗教哲学思想※
（1936年11月）
佛教同基督教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佛教之在东方，亦同基督教之在西方，无论在一般的历史演变上，在社会生活上以及人类的精神上，都曾起过巨大的作用，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它还或多或少地支配着或影响着我们东方千百万人的生活和灵魂。缅甸人和暹罗人至今还视佛教为唯一的国教，其虔诚崇奉几与中世纪欧洲人之崇信基督教无异。就是我国和日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农民们，其中大多数的信仰（假如他们有信仰的话）也还没有脱离佛教的影响。消极的精神与因果报应之说，还深深地潜伏于无数人们的血管之中。由此便证明佛教还是一种潜在的势力，即令在现在来重新对它加以检讨，还不能算是已经失掉现实的意义了。
在佛陀出世之前，印度的雅利安族（Arya——原为白种，与欧洲希腊人，罗马人等出于同一祖先）社会已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已经由原始的氏族共产制度进到封建王国的边界上了。大约在纪元前千五百年顷，雅利安人以游牧民族由波斯侵入印度的五河流域（即今般遮布一带），征服原有的土著民族（Dravida和Kalaria族等），才开始从事农业的定居生活。随后更逐渐向东方的恒河流域进展。到佛陀降生时已经占领整个的恒河流域，而开始向德干高原及南印度开拓了。自雅利安族开始进展五河流域至佛生，这一千年间，史家通称之为“吠陀时代”。因为反映这一整个时期的史实遗留有最古的典籍四吠陀（Veda，为赞美神祗的颂歌）及其后来附加之《梵书》（Brahmana）和《奥义书》（Upanisad）等。四吠陀中以《梨俱吠陀》（Rgveda）为最古，其代表的时代约与雅利安族停居五河流域的时期相当（约在纪元前1500——1000年）。《梵书》和《奥义书》则约可代表开拓恒河流域的时期（约当纪元前1000——500年）。《梵书》又可代表这时期中的前半期，《奥义书》可代表后半期。《沙磨吠陀》（Samaveda）。《夜尤吠陀》（Yajurveda）和《阿达婆吠陀》（Atharvaveda）等大约为从五河到恒河之过渡期间的产品，故可代表着过渡的时代。
新的阶级的产生，自然要威胁到旧特权阶级的地位和利益。首先感觉到这种威胁的是聪明的婆罗门——垄断当时一切指挥的知识分子。因此婆罗门便想尽种种方法，利用当时人民对于神的迷信，把自己高高地举起在一切人民的头上，攫取了一切特权。它擅自将人民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Vaisya，包括工商农等）和首陀罗四姓（即四个等级）。它并援引《梨俱吠陀》中的“原人歌”（Purusa Sukta，此歌定非《梨俱吠陀》所原有，大概为婆罗门得势后所伪造附加于其上者），谓由原人之头生婆罗门，由其肩生刹帝利，由其腿生吠舍，而首陀罗则由其足所生。企图以此证明“四姓间有先天的差异”，为神所命定，绝对不能更改。依据这种伪造的原理，于是婆罗门便将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权利都重新加以分配。它说（又是一种伪造）婆罗门的保护神为祈祷主（Brhaspati——所谓梵神宇宙之主宰神中之王），刹帝利的保护神为恩陀罗瓦奴那（Indra-Varuna），吠舍的为一切神（Visvedeveh），至于首陀罗则连保护神都没有（见Pancavimsa《梵书》）。其次，它声称自己是“人神”，应当受人民的“布施”（婆罗门所收受的布施，等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所受之“什一税”），就是说，它如天神一样，应当领受人民的供物。这种为婆罗门至上主义。它按四姓的阶位规定各自的终身职务。它把自己放在神与人的中间地位，一方面代表神对人民表示神的意志，另方面又替人民向神求福免祸。所以祭神便成为它唯一的职务，也就是它唯一的能够操纵人民生死祸福的特权；因为人民只有经过它这个经纪人才能接近神，向神办交涉。正因为这点，它把祭神的颂歌书《吠陀》经抬高到与神同等的地位，凡《吠陀》中所言者均认为是神的意见，是神圣的法律，绝对不能移易，人民只有遵守的义务（谁要是违反了《吠陀》的教言，就是表示对于神的反叛）。这叫做《吠陀》神圣主义。因此，婆罗门后来又制造了各种《梵书》、《奥义书》（有一部分《奥义书》为刹帝利所作）和《经书》（Sutra）等，依照自己的意见以解释和发挥《吠陀》，使《吠陀》中的教言更能有利于它这个阶级的地位。婆罗门不仅垄断了祭神的特权，而且垄断了一切知识，它视自己为《吠陀》或其他传说的唯一保有者。不论是刹帝利或吠舍，要想学习《吠陀》或其他知识，都必须从师于它。它给刹帝利规定的任务是：执干戈以御外敌，保护宗教（即婆罗门教），保护有情的（婆罗门和吠舍的）财产，维持境内的安宁秩序。并规定刹帝利必须以婆罗门为帝师，不但不得向婆罗门收租税，还必须纳款于婆罗门，名之为“布施”。刹帝利向人民所收之租税数额，每由它代表确定（以上这些规定，均见载于Baudhayana和Apastambiya法典之中）。吠舍（农工商等）的任务是：终生经营各自的职业，虔祭神灵，供奉婆罗门，献纳租税于刹帝利等。至于首陀罗，既沦为奴隶，除以劳动服事上面所叙之三姓外，当然不能有任何权利。不许经营独立的生活，不许祈祷神灵。因此婆罗门称自己与刹帝利和吠舍为再生族（Dvija意即除父母所生之第一生外，尚能从宗教方面获得第二生命），称首陀罗为一生族（Ekojati）为宗教所不屑救之贱民。甚至连听唱《吠陀》赞歌也不许，而加以恐吓说：“如果首陀罗故意听闻《吠陀》之诵声，则其耳聋，口诵《吠陀》则舌烂，心念《吠陀》则心坏等等”（Kautbuma法典）。由此可见婆罗门代表当时上层阶级对于首陀罗之压迫和键视达到何等的程度了！此外，婆罗门更进而严厉地规定着四姓不得互通婚姻，企图以此种人为的方法去永远隔离四姓，使不致混乱血统，因而得以保持那种“神圣”的等级制度（关于四姓的权利义务备载于《梵书》和《法经》Dharma Sutra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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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尔茨费德（Herzfeld）在其所著《古代犹太贸易史》（Commercial History Of Jews In Antiquity）中叙述纪元前六七世纪以前从东方到西方的商业道路时，曾有这样的一段说：“……还有别的一条路线，从波斯到格尔拉（Gerrha）收集巴比仑及印度的货物，横贯阿拉伯而达到彼德拉（Petra）。再由彼德拉分为三条路线：一条到埃及。”这便显然证明古代的印度已经加入古代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诸国的国际贸易圈中了。
但我国向来研究佛教的人们，殊少站在科学的批评的观点上，他们不是为了专门宣扬教义，就是把佛学当作闲余消遣的玩意儿。这样，自然不能产生什么有价值的结果。近年来的“佛学家”中更发生两种新的倾向：一是否认佛教的宗教性（见欧阳竟无所著《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南京支那内学院刊印），一是使佛教科学化（见商务印书馆出版《唯实研究》王季同“序言”），这在表面上似乎是进步的现象。但实际上，前者不过是企图抹去佛教中那些原有的粗野的宗教迷信（这是佛教之所以成为佛教的所在），替它再披上一件单纯的玄学外衣，后者则企图将本质上原与科学正相矛盾的佛教施以现代科学的洗礼而已。日本与西方的佛教研究家，在方法上要比较进步些，但他们亦不能超越他们的形式逻辑所允许的范围。就他们的方法所能产生的结果，至多亦只能提供一些较有价值的材料，却不能给我们以理解佛教奥秘之钥匙。
我们如果要想真正了解佛教，不但必须抛弃一切迷信、成见、玄谈以及种种牵强附会的玩意（如以佛教言附会现代科学），而且还必须脱离形式逻辑的束缚。必须运用现代的历史研究法从客观上去探求佛教的起源，从它在印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去显露它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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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刊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卷第四期（1936年冬季号），发表时用“欧伯”笔名。
另一方面，商品和货币乃至高利贷资本跟着商业的触须伸入农பைடு நூலகம்，刺激了私有制度的发展，同时又因有奴隶大农场的设立，于是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度发生动摇，土地变成可买卖的商品了。这样，在乡村中又产生了无土地的农民和拥有大宗土地的地主，这恰同城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互相对立——这便是在古代印度氏族共产社会的废墟上所展开来的一副新的阶级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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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陀时代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
佛教的创立者大家都公认是佛陀（Buddho）。佛陀的生存年代虽至今尚无一致的确定见解，但东西学者，大概都认定他是纪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间人（纪元前565——486年）。这恰当古代印度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
当婆罗门这一姓的人口日见增加，日趋于奢侈纵欲的时候，它便巧妙地想出了开辟财源的方法，那就是增立各种各样的祭祀名目，或将久已废弃的祭祀重新提出加以确定，迫令其他等级的人们按期举行。这种倾向在《梵书》中已很明显地表示出来了。迄到后来的《天启经》（Srauta Sutra）和《家庭经》（Grhya Sutra）中更有详细的规定。在《家庭经》中所规定的祭典有二类，其名目繁多，难以尽举。即家庭中定期的主要祭祀必须举行者亦有七种之多。甚至一个人由托胎出胎以至结婚期间所必须举行的重要祭祀亦有十二次（如受胎礼，成男礼，分发礼，出胎礼，命名礼……）。《天启经》中所规定之祭典名目亦是同样地不可胜数。其中有所谓供养祭（Haviryajna）一类，包括最重要的祭典有七种。有苏摩祭（Somayjna）一类，亦包括有必须举行的八种祭祀。以上这两类祭典都必须敦请婆罗门代为举行。不用说，每举行一次必须有一定的报酬（所谓“供物”）。并且连报酬的物品数额亦有明确的规定呢（如在国王举行的“力饮祭”中，便规定国王须布施婆罗门牛百七十头，衣服十七，车十七，黄金十七，即是一例）。所以祭祀举行得愈多，婆罗门的收入也就愈富。正因为如此，婆罗门也就愈加多多地规定祭祀的数目，愈加提高祭典的尊严与重要，愈加注重祭祀的仪式制度。这叫做祭祀万能主义与上叙的《吠陀》神圣主义和婆罗门至上主义，统称为婆罗门教的三大纲，其被重视，恰等于后来佛教中的所谓三宝——佛法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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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经济的发展自然要形成新的阶级，促进新的阶级的对立。我们前面说过，在五河流域时代，只有征服民族（雅利安族）与被征服民族（首陀罗）的区分，尚无阶级的存在。但在这时，阶级的对立便已十分明显而且很尖锐化了。自然这种形势是经过长期间的逐渐发展所形成的。最初是由那些氏族的族长队伍中发生两种拥有专门技能的分子：即祈祷神灵的祭司和指导战争的军事领袖。但在起初，这两种分子除分任祭神和指挥战争外，尚无何种特权。随后因占领的土地日广，经济日见发达，财富日见增加，于是祭司们和军事领袖们便逐渐攫取了各种剩余产品归为己有，并替自己规定种种特权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废除原有公社选举制（原来的祭司和军事领袖均由公社全体会议选举和罢免），把他们的职位改为终身制和世袭制。这样，便产生了婆罗门（Brahman——祭司）和刹帝利（Ksatriya——贵族）两个特权等级。当时商业发达，新的商业城市兴起时，又产生了商人，手工业者和游民无产者的新阶级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