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广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题目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姓名任津辉
教育层次自考本科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校广西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张俊杰
目录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2)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5)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8)
参考文献： (10)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任津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
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

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

”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

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

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

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

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

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

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等多重交融的状态。

这种时代心理的典型表现，就是辉映千古的元曲。

”②确实如此，来自北方大漠的蒙古人南下中原，从而使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撞击，在这种文化的碰撞中，两种文化逐渐由互相冲突走向融合，使以汉族文人为主体的元曲作者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民族性格特点。

蒙古族入主中原，一方面必然使两种文化互相冲突，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之互相影响，在某些方面最后甚至互相融合。

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是狭隘片面的。

此正如王季思先生在《元曲的时代精神和我们的时代感受》中说：“我们在考察元代的时代特征时，过分强调了民族之间的冲突、斗争，看不见当时不同民族之间有互相转化、互相融合的一面。

至于当时北方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尚武精神，在歌曲和音乐上的积极影响，更少注意。

而把元曲的时代精神只理解为反抗民族压迫，这是未免狭隘和片面的。

”王先生特意提到“歌曲和音乐”，而这正是最能体现民族特点的文化组成部分，故我们就以此为例，谈谈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民族性格和对待音乐不同的审美观念上表现出的互相冲突和互相融合，从而对元曲的繁荣所起的作用。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由于民族和地域的差异，以蒙古族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和以汉族文化为代表的中原农耕文化，具有不同的民族性格和地域特点。

从总体上看，草原游牧文化表现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等特点。

由于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其文化基本上还处在奴隶社会时期，
加之他们的草原生活习俗，使他们与中原汉文化及已被汉化的民族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他们没有固定的住房，住的是用木杆和毡子搭起来的帐篷，圆形，不用时可以随时折叠起来，卷成一团，当做包裹。

当他们必须迁徙时，把它们一起带走。

他们在张搭帐幕时，常常把出入口的门朝着南方。

除了运送帐幕的这些车子外，还有一种双轮的上等轿子，质量很好，构造精密，上面也用黑毡子覆盖着，虽然整天下着大雨，车子里面的人也不会受潮。

鞑靼人的妻儿子女，日用器皿，以及必需的食物，都用车子运送，由牛和骆驼拉着前进。

家庭里面凡有什么买进卖出的商业(生意)由妇女经营。

也就是说，丈夫和家庭所需的一切物品，都是由妇女准备；至于男人的时间，全部用来狩猎、放鹰和军事生活方面。

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隼和最优良的猎犬。

”③宋人赵珙在《蒙鞑备录》中说：“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争。

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

此乃久住燕地，袭金人遗制，饮宴为乐也。

摩喉国王每征伐来归，诸夫人连日各为主礼，具酒馔饮燕。

在下者亦然。

其俗多不洗手，而每拿攫鱼肉手有脂腻，则拭之衣袍上。

其衣至损，不鲜浣濯。

妇人往往以黄粉涂额，亦汉旧妆，传袭迄今不改也。

上至成吉思汗，下及国人，皆剃婆焦如中国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

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

”他们即使进入了中原，在生活上仍然保留着他们固有的生活习惯。

“蒙古人从事游牧生活，因地制宜，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忽迷思’(马奶酒)便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

”“进入农业地区以后，蒙古人喜爱马奶酒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

皇帝和贵族都养有专门供取乳用的马群。

‘车驾行幸上都，大仆卿以下皆从。

先驱马出健德以及诸王百官，各以脱罗毡置撒帐，为取乳室。

’”④正是甘甜的
“马奶酒”滋润着勇猛的草原上的剽悍民族，形成了蒙古人豪迈尚武、直率旷达的民族性格。

加之，他们当时还处在奴隶制社会制度时期，因此，他们大脑中还没有严格的礼法。

“蒙古建国之初，制度简朴，对于朝觐拜见及君臣议事等礼节没有严格规定。

”⑤正像明人叶子奇在《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中说：“(蒙古)起自漠北，风俗浑厚质朴，并无所讳，君臣往往同名。

”他们不像汉族要避讳，尊卑界限分明。

即使业余生活，他们也仍然保留着草原文化的风俗。

“游牧民爱好的娱乐活动，并没有因为他们走进了城市而被摈弃，而是继续发扬光大。

于是在都城周围，就有了专门的猎场；都市中则每年都要因射柳和竞走等而大大热闹一番。

”⑥
由蒙古人的生活习俗而形成的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的特质。

这是一个崇尚竞争、勇敢善战的民族，他们更喜欢的是有高兴事时尽情狂欢，有伤心事时放声长哭，无须压抑、无须造作的直率。

这与礼教传统已经相当完备的中原民族确实在文化上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尤其是在忽必烈之前，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其他民族过程中推行杀掠、屠城、强占民田为牧场、变俘虏为“驱口”，严重地破坏了早已进入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中原地区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

“旧制，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

”⑦如蒙古人在攻打金国的过程中，从1213年冬到1214年春，前后三个月间“凡破九十余郡，所破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畜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邱墟矣”(《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9《鞑靼款塞》)。

如此的作为确实与中原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突。

而中原民族，尤其是汉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礼乐文化的积淀，到了宋金时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生活规范和伦理制度，有
严格的等级秩序。

在此规范下形成了汉族讲求礼仪、崇尚温和、不喜张扬等民族性格。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其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历来重视音乐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功利审美观。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日：“乐所以成性。

”刘宝楠《论语正义》日：“乐随礼以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

”在孔子看来，“乐”的本质与“礼”相同，目的都在于使人正心修身，成就“仁”性，所以他经常把礼乐相提并论，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等等。

基于这种政教功利审美观，孔子对音乐自有其赞扬和批评的标准。

他所赞扬的是《韶》、《武》一类善美兼具(孔子对《武》乐稍有不满，认为虽尽美而未尽善)、“雍容和鸣”的雅乐，认为这类音乐有利于政治教化。

他所批评的是“郑卫之音”和“郑声”，认为这种音乐歌曲从歌词内容到曲调演唱都不符合“尽善尽美”和“雍容和鸣”的雅乐标准，情感宣泄太过分，超过了常度(即所谓“淫”)，不利于政治教化，因此主张“放郑声”。

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既如上述，而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又如何呢?《元史·礼乐志》日：“古之礼乐，壹本于人君之身心，故其为用，足以植纲常而厚风俗。

后世之礼乐，既无其本，唯属执事者从事其间，故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观听耳。

”这里所说的“古之礼乐”与“后世之礼乐”，其时间界线是指南北宋之交时期，因为下文论及礼乐发展史时肯定北宋礼
乐仍然“号为古雅”，而“及乎靖康之变，礼文乐器，扫荡无遗矣”。

这样，元代礼乐当然属于“后世之礼乐”了。

古之礼乐，目的在于“植纲常而厚风俗”，这正是中原农耕文化的礼乐观念；后世之礼乐，目的在于“美声文而侈观听”，这正是包括蒙元草原游牧文化在内的礼乐观念。

《元史·礼乐志》又说：“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若其为乐……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

这里清楚地说明，肇兴于朔漠的元朝，礼乐制度与中原不同，除在个别极为庄重的场合采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是受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详见后文)之外，其他场合仍从蒙古族风俗，多用俗乐(即“燕乐”)。

所以，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并不一味追求“植纲常而厚风俗”的政教功能，而主要追求“美声文而侈观听”的愉悦性和观赏性。

正像《蒙古秘史》所说：“蒙古人欢乐，跳跃，聚宴，快活。

奉忽图刺后，在枝叶茂密、蓬松如盖的树周围，一直跳到出现没肋的深沟，形成没膝的尘土。

”他们的民族性格使他们难以对讲求含蓄、以教化为目的的高雅的文艺感兴趣，他们对娱乐性的歌舞有特别的嗜好。

元代的教坊乐部规模非常庞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元代宫廷中也经常由教坊司演出各种歌舞和杂剧。

正由于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草原游牧文化的冲击下，中原农耕文化在元代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的“礼崩乐坏”的局面，许多传统观念都被怀疑淡化，甚至遭到否定反对。

这种文化观念的变化，是使作为俗文化范畴的杂剧在元代繁荣的直接文化因素。

如前所说，中原以孔子诗学精神为核心的音乐歌曲审美观念给予音乐歌
曲以重教化的功能，从而把音乐歌曲也纳入了社会伦理的范围内。

孔子就说：“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

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

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

”(《礼记·仲尼燕居》)《礼记·乐记》也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乐统同，礼辨异。

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

”中国文化给予了礼乐以伦理的调节功能，而以“礼”为主，“乐”是它的附庸。

音乐歌曲表达人的感情必须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追求温柔含蓄的风格。

这种文化氛围恰恰不利于戏曲的发展。

由于戏曲艺术其本质上就属于民间大众化的艺术，它追求的风格恰恰是大众化的通俗直率，它的主要功能不是“载道”，而首先是娱乐。

这就使大众化的戏剧从本质上与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精神发生冲突，故它一直只能在民间流传，难以登上封建官方文化的大雅之堂。

只有到元蒙统治时期，蒙古人人主中原，以愉悦为主要目的的草原游牧文化居于了主导位置，几千年的汉族文化传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蒙古军队的铁蹄在踏碎中原与南方山河大地的同时，也颠覆了汉族旧的传统思想与传统观念，文化思想上形成了一个断裂，断裂的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断裂制造者的极大愤慨，如郑思肖等一批由宋人元的遗民，有一种天崩地裂、世界末日的感觉，对失去的、传统的一切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另一种是过去被排斥、抑制或可能被认为是异端的思想、行为失去了制约力，能够决堤而出，加之游牧民族原始生命力的驱动，它所提供的是截然不同于汉族传统的异质文化，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汉族伦理文化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同时，伴随蒙古族统治而来的异质文化使当时社会呈现出一种清新、蓬勃的气象，展示出一种民族与文化融合的新姿。

这种现象，诚如恩格斯论述欧洲民族大迁移
所说：‘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郡是野蛮时代的东西。

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

’一个野蛮的民族可以拯救垂死的文明民族，可以给一个僵死的世界带来生机和活力。

杂剧就是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在元代文化造成的断裂缝上破土而出的。

由于戏剧思想的被抑制，戏剧力量长期积聚而没有喷发，马背民族的铁蹄踏碎了千年冰封的汉族河山，也踏裂了戏剧喷发的那根神经，于是，成熟的戏剧形式——杂剧诞生了”。

⑧刘桢先生这段论述非常精辟，说明了元杂剧与蒙元文化的密切关系，真可谓一语中的。

元杂剧的繁荣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产物，恰恰是在传统文化猝然断裂的缝隙间茁壮而出的，所以，在它的身上明显带有蒙元文化的胎记。

赵义山据《中原音韵》等对元曲所用335支曲牌作过统计，其中出于唐宋词者约112支，出于诸宫调者约22支，出于大曲者14支。

三者加起来共148支，仅占全部曲牌的五分之二稍强。

⑨其余大部分曲牌当来自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民间歌曲。

正如明人王世贞在《曲藻·序》中所说：“曲者，词之变。

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

”因此，元曲的繁荣，直接的原因就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介入带来的结果。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华夏民族，对于外来文化既有本能的抵御，也有更多的吸收。

蒙汉文化在碰撞、对峙中又渐趋交流、互相影响，逐渐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以至于在某些方面最后互相融合。

而民族文化的交流本来就是互动、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的。

对元代统治者来说，他们虽然坚守草原游牧文化的民族特点，力避被中原农耕文化所同化，但要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实行有效统治，就不能对中原农耕文化中能有效维系统治的礼乐文化一概加以反对，而必须有选择地加以采用。

前文曾提及元代在庄重场合亦用中原礼仪和雅乐，这实际就是有选择地采用汉族文化。

《元史》和其他相关资料记载了元代统治者接受汉族文人与已经汉化的契丹族文人及女真族文人的建议而选用汉族礼乐制度的很多事例，就是证明。

如果说蒙古人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对汉文化主要采用的政策是“破”，那么从忽必烈登上汗位后对汉族文化主要采用的就是“立”。

忽必烈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一改前任大汗对汉文化排斥的态度，听取了很多汉文化专家的建议，采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他于公元1260年阴历三月即汗位，五月十九日就“建元中统”。

在他之前，自成吉思汗起，取国号为大蒙古，而无年号，直到第四任大汗蒙哥时，仍然如此。

所以，忽必烈的改元建号对蒙古人统治来说很有进步意义，也是他主动向汉族文化靠拢的标志。

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下诏“建国号日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

为了更好地有利于对中原地区统治，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不顾蒙古贵族质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⑩命令刘秉忠修筑中都城，至元八年，刘秉忠“奏建国号日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

从此，大都就被定为元朝的都城。

“把大都作为首都，不但可以加强蒙古政权在中原的统治，还可为确立正统中原王朝地位并进而实现统一全国的政治目标奠定基础。

以上都为陪都，通过定期的巡狩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并保持大量的蒙古
旧俗，对蒙古民族的发展亦会有很大的好处。

”同时，忽必烈还吸收了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官员制度，“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仪，造都邑，遂命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之官。

其总政务者日中书省，秉兵柄者日枢密院，司黜陟者日御史台。

体统既立，其次在内者，则有寺，有监，有卫，有府；在外者，则有行省，有行台，有宣慰司，有廉
访司。

其牧民者，则日路，日府，日州，日县。

官有常职，位有常员，……于是一代之制始备焉”。

在统治汉族的过程中蒙古人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使蒙、汉两种文化在融合着。

注释：
①宋濂等：《元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6版，第1345页。

②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页。

③《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第62——63页。

④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⑤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⑥史卫民：《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页。

⑦宋濂等：《元史·耶律楚材传》（十一），第3459页。

⑧刘桢：《勾栏人生》，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

⑨赵义山：《王国维元曲考源补正》，载《文学遗产》第1999年第5期。

⑩宋濂等：《元史·高智耀传》（十），第3073页。

参考文献：
1、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7。

2、北师大古籍所编：《元代文化研究》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3、史己民著：《都市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越尔巽等编：《元史稿》 [M] 中华书局1998年排印本。

5、元史馆原编：《元史列传》 [M] 台湾明文书局清代传记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