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人格结构的理论和实证比较_王登峰

心理学研究中西方人格结构的理论和实证比较王登峰,崔　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871;空军大连疗养院,大连116013)摘　要:本文旨在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系统探讨中西方人格结构的差异和人格测量工具的适用性。

根据人格结构的词汇学假设以及跨文化比较的策略,中国人的“大七”人格结构表现出与西方“大五”人格结构的显著差异;因此修订西方的人格量表需要首先探索其量表结构,并增加新的项目。

实证研究的结果支持了人格结构差异源于对行为的解释及对行为归类的差异。

文中还讨论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和重视跨文化比较的意义。

关键词:人格结构;跨文化比较;量表修订;大五;大七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3)05-0109-12收稿日期:2003-05-08作者简介:王登峰(1965—　),男,山东安丘人,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270469)资助项目。

一、研究和测量中国人人格的途径到目前为止,研究和测量中国人人格的途径主要包括三类。

第一类,也是主要的,是直接修订西方的量表。

[1-7]第二类是近年来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们开发的一些直接针对中国人特点的人格模式或人格量表。

[8-11]第三类是完全参照中国人的特点编制的测量中国人人格的量表。

[12-15]第一类工具,即修订的西方量表在测量中国人的人格时假设,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与西方人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所谓的“修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去除明显不符合中国文化特点的项目,如“我每天都去教堂”,这时可能会增加与中国文化类似的项目进行替换,也可能不增加。

其次,不是对原量表的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确认其结构,而是针对每一个分量表进行因素分析或项目分析,以删除极端不适合的项目。

目前被广泛使用的人格量表,如EPQ [12]、EPQ -R SC [3]、16PF [5]、NE O PI -R [4]等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进行修订的。

然而,到目前为止的大量研究表明,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与西方人相比有显著的差异。

[4,10-15]因此,这类人格量表由于修订时的假设本身就是不成立的,应用于中国人时会存在结构性的问题。

第二类研究途径是针对第一类量表存在的问题进行的探索。

例如,张妙清等[8,9]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证明了“大五”因素模型具有文化的共通性,但却没有包括某些文化的独特因素,如中国人的“人缘”、“面子”及“和谐”等观念,并在指出沿用西方量表的不足之后,编制了中国人人格评定量表(Chinese 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 y ,CPAI )。

CPAI 是目前在西方文化以外编制的最大规模的多相人格量表之一,它由22个人格量表、11个临床量表和2个效度量表构成。

除效度量表外,平均每个量表有15个项目,项目总数为510个。

CPAI 的编制首先广泛收集与中国人人格特质有关的概念,从中归纳、分类出若干重要的人格构念,再为每一个人格构念编制项目。

项目来源包括已有的个性研究报告、中国经典和近代著名小说以及各类民俗谚语集等。

通过项目选择、评定和统计分析,最终确定量表的项目。

第40卷第5期2003年9月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Peking U niversity (Phil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 )Vol .40,No .5Sept .2003110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　台湾的杨国枢和香港的彭迈克[10]采用杨国枢和李本华[16]的人格特质形容词词表研究了“中国人描述性格所用的基本向度”。

他们首先将杨国枢和李本华的557个词分为他人取向、事物取向和个人取向的形容词三组,然后将以上每一组词按其好恶度分为正性、中性和负性形容词三组,分别从九组中随机抽出1/3的形容词,共得150个词。

以近二千例大学生为被试,要求被试用这150个形容词分别描述以下六个熟悉的目标人物:(1)自己的父亲;(2)自己的母亲;(3)最熟悉的一位同性朋友;(4)最熟悉的一位老师;(5)最熟悉的一位邻居;(6)自己。

因素分析的结果,以150个形容词描述六个不同的目标人物时,共得到4—5个主要因素,在不同的目标人物下最常抽得的共同而独立的主要因素有三个:“善良诚朴—阴险浮夸”,“精明干练—愚蠢懦弱”和“热情活泼—严肃呆板”。

研究者还将此结果与Norman[17]所得的西方人格五因素模型(FFM)进行了比较,认为该结果中的第一大因素(善良诚朴—阴险浮夸)与FFM的A因素(愉悦性)和C因素(公正严谨性)相似;第二大因素(精明干练—愚蠢懦弱)与FFM的E因素(外向性)相似;FFM中的N因素(神经质)和O因素(开放性)则分别与“镇静稳重一冲动任性”和“智慧文雅一浅薄粗俗”(非主要的共同因素)相类似。

王垒[11]采用大学生被试描述实际自我、理想自我和应该自我时出现频率在4%以上的形容词(分别为51、51和50个),让被试进行自我评定。

因素分析分别得到了五个、三个和三个因素。

其中描述“实际自我”的五个因素与西方的“大五”人格结构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在内容上存在较大的不同。

以上研究尽管考虑到了中国人的独特性,但由于方法的局限,还未能把握中国人人格的全貌。

CPAI [8,9]的编制虽然是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中选取的人格维度,但难以囊括所有的人格特点,而且量表中包括了大量的从西方量表中选取的项目。

杨国枢和彭迈克[10]的研究中所用的形容词既不是中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无偏样本,又有相当一部分译自英文形容词,因此难以确认是否测量了中国人人格的整体结构。

王垒[11]的研究中所揭示的实际上是“目前意识中的”人格特点,而不是完整的人格结构。

第三类研究途径是根据西方成熟的人格研究途径,采用完全本土的方法探讨中国人的人格结构。

王登峰等[18,19]在系统收集词典、文学作品和被试实际用于描写具体人物的形容词的基础上,通过对词表的化简和被试评定,得到了中国人的人格结构,由七个因素构成。

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测量中国人人格的量表———QZPS(问卷形式)[13,15]和QZPAS(形容词评定)。

[20]这项工作完全采用西方学者探索人格结构的方法和途径[21-24],所不同的是采用中文词典选取形容词,由中国被试进行评定。

因此,如果西方按此类方法得到的是西方人的人格结构,那么这里得到的也应该是中国人的人格结构。

二、西方的人格测量工具能否用于对中国人的测量?以上三类探索和评估中国人人格结构的途径中,除第三类以外,第二类的影响在不断增加,也得到了许多有意义的结果和比较广泛的应用,但由于本身能否测量“完整的”中国人人格特点尚且存疑,这类工具的使用还需特别慎重。

相比之下,国内心理学界对第一类工具的使用还是最广泛的,不幸的是,这一类工具的问题也是最大的,有必要对其危害进行详细的论证。

采用西方人人格量表能不能测量中国人的人格结构?一种观点认为是可以的,尽管中国人和美国人、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不同,但是人类会面临相似的生活压力,因此也有着相似的人格结构。

从人格的进化理论(evolutionar y personality theor y)来看[25],人格结构是人类适应环境要求,实现自身生存和种族延续目的的产物之一(其他如器官的形态、功能,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反应等)。

由于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人类的生理结构、器官形态以及功能、生理反应等都应该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人格结构也不例外。

这也是Costa和MacCrae在1997年得出的结论,认为大五人格结构是universal 的,适用于所有人的主要依据。

[26]另外一种观点也是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即文化的差异可能会造成人格结构的不同。

由于文化的影响造成人们承受不同的压力,或者说在不同文化下人们面临的压力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对于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而言,东方人和西方人尽管在人类面临的压力方面是有相似性的,但由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造成这两种文化下人们承受的生活压力的不同,因此与之相适应的人格结构或人们的行为特点也会不同。

西方对人格结构的探索始于1936年Allport 和Odbert [21]根据人格的“词汇学假设”[27]对英文人格特质形容词的系统搜索和分类,这一工作是西方的“大五”人格结构[23,28]模型建立的基础。

从“词汇学”假设出发研究人格结构的必然结果,就是文化或语言的局限性。

以英语为例,英语中描述稳定人格特点的形容词反映的是使用该语言的人们的特点,对它们的分析理应得到描述人格结构的维度,但这样的结果只适用于以英语为母语的群体。

[12,23,27]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特点与西方人有着显著的差异,这一点必然会在相应的人格结构中有所体现。

因此,在使用西方的人格量表测量中国人之前,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人格结构是否相同或相似?这涉及中西方人格结构比较的策略和结果。

由此引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西方的人格量表中的项目能否代表中国人的典型行为?这涉及人格量表的项目内涵问题。

鉴于“大五”人格结构在西方心理学中的巨大影响以及测量“大五”人格结构的量表(NE O PI .R )[29]的广泛应用,以下对西方人格结构和人格测量工具的分析和讨论就主要以大五和NEO PI -R 为对象。

三、中西方人格结构比较的策略中西方人格结构的比较属于跨文化比较的范畴。

Jone Berr y 曾经提出跨文化比较的两种模式[30,31],一种称为“imposed etic ”,即“强制的一致性”策略。

“etic ”是语音学(phonetics )的词根,关注的是不同的语言中描述同样内容的字词发音的相似性。

“etic ”是共同、共同性的意思,或者一般性;“emic ”是音位学(phonemics )的词根,研究每一个音节和发音的含义的不同,因此就用emic 来代表文化的特异性。

所谓强制的一致性是指使用某种文化下建立起来的概念和工具去测量另一种文化下人们的特点,再根据这个结果比较不同的文化是不是有相似的特点。

具体来讲,如果用NEO PI -R 测量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比较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和西方人是否相似,那么就属于John Berry 所提出的“强制的一致性”比较策略。

“强制的一致性”策略的问题就在于概念和工具的使用。

NEO PI -R 是西方文化的概念和工具,用它去测量中国文化下的人们,实际上是把西方文化的概念强加给中国人,这样得到的结果只可能是数量或程度上的差异,而不可能体现人格结构的差异。

因为这种比较的前提就是人格结构的相似或相同。

这样的比较只能得到跨文化的相似性,而不可能发现任何实质性的跨文化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