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介绍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又称“新美国模式”，是指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发动新保守主义革命后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莱茵模式”是指莱茵河流经的国家，即瑞士、德国、荷兰等西欧国家，也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奉行的经济模式。

欧元区的国家属于这个模式的范畴。

“新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的差别，可以从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三个方面分析。

从宏观经济看，美国赋税水平低，欧洲赋税水平高（两者的税收收入大约各占GNP 的30％和40％）；从中观经济看，两种模式对企业的投资方式不同，美国企业主要是金融市场融资（约占80％），欧洲企业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约占60％—65％）；从微观经济看，企业的领导方式不同，美国是股东领导企业，欧洲则是合作管理制。

“新美国模式”体现了新保守主义所倡导放弃管制、削弱国家作用的所谓“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原则，“莱茵模式”则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产物，德国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是“莱茵模式”的典型。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又称新美国模式，该模式信奉尽量少的政府干预、鼓励自由竞争、推动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的便利化。

在过去的20年中，这一模式推动了整个美国经济保持了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受到了政治家和学者们的大力推崇。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的“华盛顿共识”，实质就是在推广这一发展模式。

上世纪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更是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教材，没想到的是，学生尚未毕业，老师出了问题。

在次贷危机滋生、演变和爆发的整个过程里，处处可以看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影子。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的金融自由化速度开始加快，严格遵守多年的清规戒律纷纷被打破，政府对于金融部门的控制更多转向了推动金融发展，金融企业利润在上市公司中所占比例逐步上升，最高峰时达40%。

利润激增更加刺激了华尔街大佬们的野心，各种各样的衍生产品充斥市场，随之而来的是利润的更快增长。

金融行业的超常规发展不但冲昏了从业者的头脑，也蒙住了监管者的眼睛。

监管者开始相信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金融机构的自律行为完全可以防范风险。

于是，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逐渐放宽，金融机构的杠杆比率不断上升，金融衍生产品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

但此次贷危机爆发的事实最终证实，这些玩意很不靠谱。

市场化、自由化和法制化是美国金融发展史给我们提供的有益经验，但凡事都有个度，次贷危机告诉我们，经济运行和金融行业发展应当远离盎格鲁-撒克逊生产方式，过度自由必将带来灾难。

纵观危机的发生过程，可资借鉴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无限制刺激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泡沫化现象，靠资产价格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二是金融行业发展需要与实体经济相协调，风险只会被金融工具分散，而不会消失；三是金融监管必须加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需要理顺。

美国人相信经济会持续增长，现在借钱将来也会赚回来，所以他们的消费需求总是会超过居民收入。

中国的情况显然不同，国内的储蓄率几乎是全世界最高，寅吃卯粮不符合中国人的消费习惯。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的购房群体尤其是投资购房群体中，杠杆比率依然不低，再加上房地产被当作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个行业同金融行业的联系又最为紧密，一旦楼市价格深度调整，个中风险不言而喻。

美国的教训表明，单纯依靠资产价格上涨支撑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反思之前选择的发展策略，在楼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多保持一份清醒。

长期以来，美国的金融体系一直是国内学习的榜样，我国金融体系的建立基本是按照美国的模式在推进。

随着重组和上市的完成，国内商业银行的美国模式之路是越走越快，金融行业的各个子行业大幅扩张，走出国门的步伐逐渐加快，金融创新不断提速。

但次贷危机的教训说明，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不仅不能最终消除风险，反而会使风险在更广的范围扩散，一旦危机爆发，其影响非常巨大，这警醒国内金融业在推动金融创新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切勿贪多求全。

跨国并购同样如此，金融行业更多体现为一种文化，不同国家的金融机构兼容性差，监管者和金融家们对此应有清醒认识。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金融监管上放松得过了头，但这一模式在实体经济中仍然适用泡沫破裂阴影3月，英国房价下降2.5％，为1992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过去十年，英国房价上升了171％，两倍于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幅。

英国信贷市场的紧缩意味着，3月房价数据并不是一个意外。

当流动性下降时，泡沫破裂不可避免，英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似乎已经来临。

你可能还记得英国抵押贷款机构北岩银行，它已经破产并被国有化了。

它拥有1130亿英镑资产，占英国GDP的8.2％，而贝尔斯登的资产仅占美国GDP的3.6％。

相比美国媒体对贝尔斯登连篇累牍的大幅报道，英国公众对北岩事件显得相当平静。

另外，在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澳大利亚是目前全球房地产市场中风险第四大的国家。

IMF表示，澳大利亚的房价被高估了25％（我预计更高）。

尽管诸如珀斯等部分地区的房价似乎有些疲软，但澳大利亚仍未出现类似于英国或美国的房价调整迹象。

澳大利亚市场安然无恙的原因在于利差交易（carry trade）——国际投资者以2.25％的利率借入美元，或以0.5％的利率借入日元，买入澳元，享受7.25％的高利率，其结果是源源不断流入的资金支撑了该国的房地产市场。

高企的商品期货价格提高了澳大利亚的出口收入，并维持了该国的高利率。

而高利率可能将抑制其房产泡沫。

在泡沫破裂苗头出现时，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将削减利率，从而使利差交易出现逆转，资金将流出该国，这将加速其房价下滑。

最终，澳大利亚的房地产泡沫将彻底破裂，类似于现在的美国或英国。

只不过由于处在高位的商品期货价格的支撑，这一情景的出现还需要更长时间。

IMF认为，爱尔兰的房屋市场是发达国家中估值最高的。

爱尔兰以其媲美于亚洲国家的GDP增长率，被称为“凯尔特之虎”。

大多数人将其成功归因于有利的商业环境，但其经济繁荣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地产泡沫，现在仍不清楚。

过去五年，该国房价飙升了200％。

2005年，爱尔兰建筑部门的劳动力占据了总劳动人口的13％。

目前所有的库存房屋中，有25万套处于空置状态（占15％），而在五年前，这一数字仅为10万。

近期，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房产报价出现了大幅下挫。

看来，爱尔兰似乎正重蹈香港房市崩溃的覆辙。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通常都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国家，他们的语言都是英语，且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许多明显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共同特征。

他们常常因其良好的经济表现而受到知识分子和大众媒体的赞誉。

IMF和世界银行推崇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鼓励发展中国家效仿盎格鲁－撒克逊国家。

不过，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时，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都将面临困境。

这或许将引发一场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模式的大讨论。

我并不认为房地产泡沫仅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经济体。

中国、东欧、印度、中东和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目前都在经历房地产泡沫，这已经成为全球普遍现象。

西班牙的泡沫还与英美一样，已经破裂。

格林斯潘据此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到责备。

但问题在于，他的政策是引发全球泡沫的最重要因素。

由于全球化和IT技术的发展降低了通货膨胀对货币供应的敏感度，格林斯潘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资产价格的全面持续上扬。

其他各国央行也将货币政策保持同等宽松，以避免本币大幅升值而出口竞争力减弱。

由此，格林斯潘成功地将其货币政策输往全球。

不仅美国，全世界都应该为今天的金融灾难谴责格林斯潘埋下的祸根。

IMF及其他研究机构以租金、利率、收入等独立变量建立模型来预测房地产市场的估值。

问题在于，当房产泡沫夸大了经济表现时，所有变量也都被扭曲。

我一直在观察一国房地产占GDP的比率。

目前那些面临泡沫破裂的国家，该比率上扬幅度一度高达50％－100％。

不同的涨幅代表了不同的泡沫规模。

目前，全球房地产市场的价值高估很可能超过了GDP的50％（或25万亿美元）。

随着泡沫的逐个破裂，调整过程将会是痛苦的，并出现房价下跌和通货膨胀。

全球经济正进入滞胀阶段，并可能维持三年或更长时间。

得与失泡沫破裂给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投下了阴影。

该模式信奉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程度的竞争、自由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并在推动经济增长和抵御冲击方面显示了非凡的能力和弹性。

许多人认为，缺乏足够的监管是泡沫的根源。

这可能会令“冷战”之后主导知识分子思想的自由市场价值观受到激烈挑战。

我认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金融监管上放松得过了头，但这一模式在实体经济中仍然适用。

人们需要从当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是——金融业并不是一个普通产业，它需要严格监管以避免金融危机发生。

整个世界已经忘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在90年代末期放松了许多保护金融体系长达60年的管制条例。

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信奉货币主义理论，她在1979年上台后开始大刀阔斧的放松管制改革。

她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打击工会力量，对内推行自由市场，对外采取自由贸易，并实行资本的自由流动。

这些措施重振了英国经济，使其GDP增长率从70年代的1.9％提高至80年代的2.6％。

经济增长延续到了90年代和21世纪的头十年。

里根1980年入主白宫时，他也抱有和撒切尔夫人同样的理念。

他弱化了工会力量，解除市场管制，信奉自由贸易。

并在电信业放松管制、引入竞争，引发了有益的改革和创新。

事实上，没有管制的放松，就没有互联网的产生。

尽管不太为人所知，澳大利亚在1983年后也进行了放松管制的改革。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澳大利亚的改革发生在工党主政时期，它放宽了货币管制，在金融、电信、交通部门引入竞争，削弱了工业部门的贸易保护，但政府并没有打击工会力量。

最后这点成为该国采矿业扩张缓慢的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欧洲和日本自“二战”以来实行的严格监管模式仍未改变。

相比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欧日经济的下滑经常用于反证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优越性。

但是，90年代末期的盎格鲁－撒克逊革命在两个领域做过了头。

首先，大萧条以来实行的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出现了放松。

例如，再次批准全能银行的设立。

当旅行者集团与花旗集团合并时，它需要推翻1933年实施的旨在将投资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旅行者集团的桑迪威尔（Sandy Weil）说服了国会修改该方案，促成了两大机构的合并。

20世纪90年代，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政府将其对金融部门的政策由控制风险转向了推动金融业发展。

这一政策的转换源于金融部门的游说。

在美国，金融企业的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利润的份额从20年前的5％上升到了高峰时期的40％。

鼓鼓囊囊的钱包使得金融部门有更大的动力游说政府，使后者搬掉阻碍金融业扩张的绊脚石。

金融是服务实体经济的，因此相对于实体经济，它的规模应该保持稳定。

当它保持着快于实体经济的扩张步伐时，隐患可能就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