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离职老总杨新泉我与中瑞的恩怨真相

经营管理理念南辕北辙

赢周刊：对于这些不满，你有没有向董事们提出过？

杨新泉：都及时反映过。有的确实做了改善和纠正，但还有很多没有解决，有的则出现反复。例如招聘工作，在7月下旬已经恢复了，执行董事陈时升曾同意安排参加武汉招聘会。但在9月份，组阁又再度严重受阻——这是直接导致我辞职的原因。

赢周刊：你多次提到组阁受阻和董事们安插亲信的问题，也提到过中瑞的办公室主任张琼瑶就是郑胜涛安插到中瑞来的，并特意为他设了一个本来没有的职位。你觉董事们是出于什么心理这样做？对你工作产生了严重的阻力吗？

杨新泉：董事长有这样做，其他董事中有几个也是这样。

其实我的观点是举贤不避亲，即使是董事的亲戚和朋友，只要适合这个岗位，推荐过来都无所谓。但问题在于董事会早就提出过：每个公司都不能派人进中瑞。

而且部分他们安插进来的人根本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工作，我要的是这种人，他给的是另一种人，这样如何开展工作？我对于张人天此前是否曾在神力集团工作过，迄今一无所知。

老实说，我对温州人的评价是很高的，但温州这个区域不是诞生高端职业经理人的地方：温州人老板很多，优秀的人都成为了老板，如董事们这些人，不可能做你的职业经理人，这是职场的现实，我们也请过人力资源专家专门做过调查分析。从股东那里派些普通职员过来没问题，但高级人才只能通过到外地招聘解决。

赢周刊：对于"两权分离"没有实现的原因，中瑞曾打过一个比喻，说他们想把总裁送上高速公路后，再让他自己把握方向，而你进入中瑞不到三个月，还没有到放权的时候，他们希望在你熟悉温州、熟悉中瑞后再慢慢放权。他们对你本人有说过这个想法吗？你觉得你的能力和对中瑞的了解程度是否能让中瑞放心"放权"？

杨新泉：类似说法确实提过，但当中的含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逐步放权是适宜的。但是，不迅速搭建经营团队，总裁孤身一人，不深入经营活动中，能了解什么人、什么事？能上什么路？

企业对于高管层的选拔，最主要是要考察对象的教育背景、从业经历和业绩。在建立有效监督机制后，唯有放权才能鉴别真伪，不放权又何以检验对象的能力和人品？

其实在投资决策、人、财等大的问题上，我本人完全赞成先由执行小组负责；把关也是必须的，不然我一个人怎么承担起这种责任呢？但这不等于连一些具体的事项都要由董事会直接安排，由他们介入到所有具体事务当中，我连出个差都要向这个那个打报告——如果连这种小事情我都没有能力判断，你怎么会从几万人中把我选出来？

我觉得他们对我的定位根本不是对总裁的定位：你就是一个业务骨干，一个部门经理，我今天叫你去干什么事情你就去干什么事情。

从最近中瑞开的新闻发布会看来，他们要的总裁还是执行他们决议的一个角色。"总裁执行董事会决议"这句话是对的，但关键是什么决议，如何执行。

在一个正常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下，应该是由董事会制定一个投资规划或经营目标，总裁就拿出执行方案，并带领经营团队去实现——这才是执行。

但他们的执行方法却是：我今天叫你去上海出差，明天叫你去南京出差，后天到广州……是事项性执行层面的。

这两种"执行"的差距是很大的，有本质上的不同。现在他们的表现就是：他们就是经营层，下面的经营班子就是部门经理的角色。

赢周刊：那么在你看来，股东不真正放权的原因是什么？是由于股东们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还是经营管理理念上的分歧？

杨新泉：主要是经营理念上的问题。在公司的治理、经营思路以及对于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上，与部分股东都存在着一些原则上的分歧。

具体体现在很多管理的措施制度上，包括用人的错位和用人的制度。董事会的投资顾问俨然扮演着总裁的角色，参与项目考察、对外活动。还比如劳动保护、国家规定的四金、用人合同的签订等。虽然目前有很多企业都在违反劳动保障制度，但中瑞不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小企业，你有这么远大的目标，就必须广泛吸纳社会精英加盟，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计较，因小失大。

比如说我们招聘时，你可以把总裁的薪金定为10万或100万，但花10万招来的人跟花100万招来的人是不同的。

我去的时候，副总的薪金定为15万，我提出过，这样是招不来好的副总裁的。我委托行家做了广州、上海、武汉同行业的薪资调研，在上海，正常一个同行的投资经理平均年薪都在40万到50万。

这些分歧，有些通过沟通已经解决了，但有些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而且据了解截止到11月底，我在时的所有外地员工都或被辞退，或自己离开中瑞了，看来中瑞目前的掌权者对外地人、文化有接受障碍。

赢周刊：你在中瑞这几个月内，既然没有得到应有的放权，那么你的具体工作是什么呢？

杨新泉：1.围绕开业典礼前后做很多组织管理的具体工作；2.组织招聘，搭建团队，建章立制；3.受董事会委托，制定中瑞发展战略规划草案；4.组织项目评估和业务谈判。

平均持股伤害"效率"

赢周刊：你与中瑞几位股东的相处情形如何？据一些"知情人士"的说法，你只跟其中一两位股东相处较好，跟其他几位都无法沟通，尤其和董事长的关系非常不好，是这样的吗？

杨新泉：我与大多数股东沟通很好，但许多观念并不一致。沟通好坏与理念是否相同，两者不是一回事。

与少数股东的关系确实存在问题，但实质上反映出来的是股东之间的问题，我曾经及时地反映过，也做过努力调和，最终无能为力。

至于跟董事长，我们的私人关系还不错，但在工作上，董事长可能受个别人的蒙蔽，对我的支持力度不够。

赢周刊：但我们知道你在中瑞时曾经发生过一件小事情：你发信息给一位高层，叙说你对董事长的不满，结果错发到董事长的手机里——这是否能说明你对董事长的不满已经溢于言表，并影响了你跟股东，还有股东跟股东之间的关系？

杨新泉：发信息的事情是有的。

9月9日晚上，我对白天会议上郑董出尔反尔、阻挠我组阁的说法、做法感到非常气愤。我已进入中瑞4个月了，还不能顺利组阁搭建起班子，但是董事会主要负责人还要我拿出今年和明年的经营计划，包括财务预算。中瑞是刚刚成立的公司，连明确的经营业务都尚待确定，怎么有可能做这一步工作？这是明显的刁难！

当晚我决定辞职，并简要地写了一条短信，概括了我的辞职理由和下步的打算。可是，信息本来要发给王董的，却错发给了郑董。我的手机是英文显示，ZhenTaoWang和Sheng

TaoZheng 在我酒后点击错了。

第二天上班前，我电话告诉王董我已决定辞职，并把昨晚错发信息的事告诉了他。后来为避免给王董造成麻烦和影响他与股东间的关系，在何建国副董事长求证错发信息的事时，我说了善意的假话："是故意发给郑董看的，把问题挑明了好些。"事后，王董对我说："你不应这样说，应该实话实说。"但在信息里，我只是说了我客观地对事情的总结，不是说郑的坏话，其实对于存在的问题我已经跟几位董事、从不同角度和程度讲过不止一次了，比如说郑强行塞人，包括在组阁问题上出尔反尔，我认为不妥当，还有纵容投资顾问干扰经营管理秩序——这些都是大家知道的。但整件事不存在挑拨股东关系的因素，它是我辞职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