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心得：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的司法认定

工作心得：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严重”的司法认定
《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规定，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以“情节严重”作为入罪标准，但由于尚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致使在实务司法人员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不一，直接影响到对行为人的定罪量刑。

因此，参考近似罪名的司法解释，从犯罪对象、犯罪手段、犯罪主观目的及动机等方面，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对该罪名“情节严重”情形作出具体细化，是破解该罪适用困境的必然性选择。

一、问题提出：“情节严重”司法认定之混乱
信息时代，在快速高效获得信息的同时，个人信息亦面临大范围的泄露和侵害风险，而个人信息的泄露又与诈骗、绑架等下游犯罪密切相关，导致个人财产、人身受到严重侵害。

201X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规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201X年10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在原有罪名基础上增设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即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然何为“情节严重”，修正案并未予以明确，至今亦无相关司法解释出台，以致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不一，操作难度大，影响了定罪量刑的统一性。

办理此类案件过程中，也曾遭遇对于“情节严重”的认定难以操作的困境，且每个案件承办人在认定该罪名的入罪标准与量刑不尽相同，不利于惩罚犯罪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二、可行性分析：对“情节严重”进行具体解释
在刑法规定的诸多罪名对罪状表述中，不乏有“情节严重”的设定，粗略统计，“情节严重”的使用在刑法中有140多处。

但“情节严重”的规定具有抽象性和模糊性，正如一些学者认为，明确性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要求立法者必须明确规定刑法法规，使普通公民对法律充分明晰，使司法工作人员充分理解，防止适用法律的任意性，有效地遏制司法擅断，而“情节严重”表述的模糊性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是审判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法律应少些“情节严重”的混沌表述。

滞后性是立法的一大缺点，立法并不能预见到今后会出现的所有犯罪形式，亦无可能将全部情况事无巨细的全面规定。

刑法规定的具体性，则会导致其存在漏洞，也会使司法者的自由裁量权受到限制。

当不能列举全部“情节严重”的情况时，概括规定为“情节严重”不乏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本罪之“情节严重”是一个弹性标准，在确保入罪标准的同时，可以让司法人员依据个案的不同情况做出相应的处理，避免那种“不顾客观后果片面追求相同行为相同处理”的问题发生。

诚然，“情节严重”存在不足之处，具有模糊性和抽象性，但模糊性并不等于含混性，更不等于不可知性、不可操作性。

将“情节严重”认为是“是立法粗疏的一种表现”，显然是对于立法要求过高，而忽视了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对规定模糊的“情节严重”做出较为具体的解释，是该罪的必然性选择。

三、路径选择: 从一般归纳到特殊认定
在该罪名没有相关司法解释的情况下，如何认定“情节严重”，可参考已公布的近似罪名的司法解释。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隶属于《刑法》第二编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该章犯罪中较多罪名亦包含“情节严重”的表达方式，一些罪名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予以规定，如侮辱罪、诽谤罪、侵犯通信自由罪等；一些则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或是通过确立立案追诉标准进行了量化。

对其中两种罪名和另外两种侵犯信息类犯罪罪名，对“情节严重”解释的方法做了如下归纳：
可见，近似罪名对于“情节严重”的解释方法主要从犯罪手段、危害后果、犯罪对象数量、违法所得四个方面加以考虑。

因此，该罪名“情节严重”亦可以从这些角度进行解释。

上述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情节严重”的认定困难问题，但尽管罪名相近，却仍有不同，单一参考并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该罪名做出最合理最精确的说明。

每个案件都具有其独特性和特殊性，应当综合考虑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平衡认定是否构成“情节严重”。

因此，解释相关“情节严重”时，还要根据罪名自身的特性，以犯罪构成为基础，并结合个案具体事实得出恰当的量化结论。

四、困境破解：全方位认定“情节严重”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的秘密性，即公民个人信息隐私性的存在状态，非经公民个人允许或授权，他人不得随意处置。

因此，认定相关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时，应当以公民个人信息秘密性被侵犯的程度为
评价核心，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和已有立法模式，并结合司法实务操作经验等综合认定。

第一，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种类。

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关于依法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规定，公民个人信息包括公民的姓名、有效证件号码、婚姻状况、工作单位、学历、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或者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数据资料。

相对来说，个人的姓名、性别、联系方式、职业等个人信息保密程度较低，而涉及到个人病史、婚姻、性取向、财产状况、银行账户、社会关系等个人隐私方面，则具有更高的保密要求，非法获取此类信息，可以认定系较重情节。

第二，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数量。

非法获取较多人的个人信息，以及获取信息数量较大，都可以归为“情节严重”的标准，但对于不同保密级的信息可以有不同的数量标准，当公民个人信息包含了公民的家庭住址、身份号码等与公民个人私有领域密切相关的信息时，信息条数的标准应当相应降低，凸显法律保护的必要性；如果是金融交易、疾病医疗、婚恋情史等重要信息的，可以不以数量为标准；当公民个人信息仅包含一般信息，例如电子邮件地址、QQ账号、手机号码等，信息条数的标准应当适度放宽。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量众多，涉及到数十人以上的信息，涉及到上百条以上的信息，应被列定为“情节严重”。

第三，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手段及后果。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手段恶劣的，应当属于“情节严重”，例如通过窃取、骗取、胁迫或暴力获取的，获取信息后又转卖的等；非法获取信息次数较多的，按照刑法的规定，多次的标准以“三次以上”为宜，即是“情节严重”。

行为后果也应当是认定“情节严重”
的标准，如果行为人利用所获信息从中获利，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可构成“情节严重”；给公民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恶劣影响的，造成受害者精神失常家庭破裂、患病或自杀的等，均应视为“情节严重”。

第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主观目的及动机。

所有的犯罪，都有一定的犯罪动机和目的，犯罪目的是侦破案件的重要突破口，在量刑时也是考量的情节。

实践中，有的行为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是为了拓展公司业务或是个人人脉，有的则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甚至为下游犯罪做准备，其主观恶性差异较大。

因此，对于行为人不同的犯罪目的，应当区别对待。

如果行为人并非出于非法目实施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应当结合其他情节综合判断；如果行为人出于牟取非法利益或实施其他犯罪等非法目的而实施的，应当属于“情节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