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常识

一）、翻译简史

1）佛经翻译

我国的翻译事业最初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东汉时代，天竺人摄摩腾、竺法兰翻译《四十二章经》，这是我国现存佛经中最早的译本。佛经翻译经过晋朝逐渐发展，到了隋唐达到鼎盛时期。南宋以后趋于衰微。

在这漫长的一千年中，出现了不少著名的译师。下面主要介绍其中的三个人：释道安、鸠摩罗什和玄奘。

释道安（314-385）东晋前秦时高僧。在他的监译下译了《四阿含》、《阿毗昙》（毗pi）等。他还对以前的译本作了校录和整理工作。他主张直译的。译文不增不减只在词序上作些调整。鸠摩罗什（344-413）后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等译出《摩诃般若波罗密经》（诃he ）、《妙法莲花经》、《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他倾向于意译，常对原文加以改动，以适应中国的文体。他的翻译虽然灵活，态度却很谨慎。因此他的译文既准确又流畅。

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称唐僧，曾游学天竺各地达十七年之久。回国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的经籍不但丰富了祖国的文化，而且位古印度佛教保存了珍贵的典籍。玄奘的译文与鸠摩罗什的译文相比，是倾向于直译的。但是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再加上他工作勤恳、认真，他的译文质量是很高的。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著名的佛经译师有的倾向于直译，有的倾向于意译，或着说有的直译成分多一些，有的意译成分多一些。

（庄绎传：英汉翻译教程，p.102-103）

2）严复与“信、达、雅”

我国近代翻译理论中最有影响的，要算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了。

严复（1853-1921）曾留学英国学习海军。1894年中日战争后，发表文章主张维新变法。他翻译《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对当时思想界有很大影响。戊戌变法后，他又翻译了《原富》、《群学肄言》（肄yi）、《法意》、《穆勒名学》等。他是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哲学的人。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首次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信”指的是“忠实”，“达”指的是“流畅”，“雅”指的是“尔雅”。所谓“而雅”，用严复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汉以前字法、句法”。

一百多年来，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在中国翻译界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对“信”和“达”没有什么争论，唯有“雅”字例外。再“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进行翻译是不行了。因此人们对“雅”字作过各种解释，发过各种议论。

周煦良教授说：“信、达、雅三者哪一个最重要？我认为要看内容而定。如果译的是《读者文摘》或旅游见闻，那就要着重达，便是漏译一两句也无关宏旨。如果译的是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经典著作，信就应当放在首位。……至于文学翻译，那当然要讲究文笔。”

如果一篇译文在内容上是忠实的，在语言上是通顺的，在风格上是得体的，那的确就是一篇很好的译文了。

（庄绎传：英汉翻译教程，p.114-115）

3）林纾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光绪举人。他不懂外语，依靠他人口述意思，由他以惊人的速度审词缀句，笔录下来。就这样，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他用文言文翻译欧美等国小说184种，其中不少是外国名作。例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鲁滨孙漂流记》、《黑奴吁天录》（吁，yu，xu）等。

林纾的译作第一次使中国读者接触到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引起了他们对外国文学的兴趣，同

时也打破了章回小说的旧格式，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林纾为自己的许多译作写了序言，主要是说明译书的背景或对书中内容发些议论，涉及翻译理论和方法的地方极少。

六十年代初，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林纾的翻译”，对林纾的译文作了很高的评价，并提出了一条新的翻译标准。他写到：“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学，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这个标准不是轻易可以到达的。钱先生本人也说：“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因此，它只能作为一种努力的目标，而且限于文学作品。非文学作品的翻译就更不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了。

（庄绎传：英汉翻译教程，p.124-125）

4）鲁迅

鲁迅曾在1932年编了一个“鲁迅译著书目”。从1921年至1931年这短短的十一年中，鲁迅翻译和校订的作品就有34种之多，这包括苏联、日本、荷兰、匈牙利、美国等国家许多作家的作品。鲁迅的译作约占他全部作品的一半，可见他对翻译工作是何等重要。

在翻译理论方面，鲁迅曾针对当时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的提法，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主张。1935年秒年，鲁迅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又对翻译作了新的概括。他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也就是说，翻译既要通顺，又要忠实。这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庄绎传：英汉翻译教程，p.142-143）

5）郭沫若与矛盾

在我国，从二十年代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到五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还在讨论翻译问题的，大概是郭沫若和矛盾。1954年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郭沫若讲话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又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他还说：“我们对翻译工作决不能采取轻率的态度。翻译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1955年，他在致〈俄文教学〉编辑部的信中对翻译标准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原则上说来，严复的‘信达雅’说，确实是必要的条件，但也要看所翻译的东西是什么性质。如果是文学作品，那要求就是特别严格一些，就是说你不仅要能够不走样，能够达意，还要求其译文同样具有文学价值。那就是三条件不仅缺一不可，而且是信达之外，愈雅愈好。所谓‘雅’，不是高深或讲修饰，而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

矛盾主张直译，同时由提倡保留“神韵”。他于1921年在一篇文章里说道：“翻译文学之应直译，在今日已没有讨论之必要；但直译的时候，常常因为中西文字不同的缘故，发生最大的困难，就是原作的‘形貌’与‘神韵’不能同时保留。……就我的私见下个判断，觉得与其失‘神韵’而留‘形貌’，还不如‘形貌’上有些差异而保留了‘神韵’。”关于直译，他于1922年写道：“直译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不妄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1959年他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说：“对于一般翻译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至少应该是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样的翻译过程，是把译者和原作者合二为一，好像原作者用另外一国文字写自己的作品。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意图……。”

（庄绎传：英汉翻译教程，p.153-154）

6）傅雷

最初提出“重神似不重形似”观念的是傅雷。1951年，他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一文中写道：“一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傅雷研究法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