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人字号类型、规律解析

引言

我国古代,起名字的程序比较复杂，这里简明介绍一下：

名，是一个人出生后拥有的第一个“代号”，我们现代人应该对它最有共鸣，因为跟今天一样，姓与名连起来就是对一个人身份的认定。字，是孩子出生后获得的第二个身份印章，与名的不同在于字是一个人成年或行成人礼后,再由长辈所取。稍加观察就能发现，字与名的往往关系很密切，可以看作是对名的解释或补充,有完善表述和进一步阐明的作用。因为名、字都是由别人所取，并不能最大程度上代表一个人的思想和喜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着重研究和探析宋代名人“用号”。

本文以宋代名人的号（这里的“名人”是指在《宋代人名索引》1系列书中对其事迹或轶事提及或阐述超过五次者；是绝对量化的标准。）为研究对象，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名人用号的问题。这个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都比较新，不管是相关书籍还是期刊论文都鲜有类似研究，目前能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只有三篇，分别是：朱轶梅, 马琳萍所写的《元代文人以庵为号的原因考辨》，这篇文章从社会学角度谈很多元代人以“庵”为号的原因；第二篇是刘德康写的《从明儒“斋”“庵”“轩”之号看心性之学》，这篇文章从心理学角度研究以“斋”、“庵”、“轩”为号的明儒的心理特点；最后是毛毅所写的《寺、庙、祠、观、庵的区别》，这篇文章从社会学角度客观地介绍了一些古代处所之间的差异。这三篇文章分别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出发，都没有从语言学角度进行考察，与本文的研究角度差异较大。本文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研究宋代名人用号的类型、特点以及与宋代社会的关系。语料来源主要是期刊网、宋代史学书、宋代研究作品、名家论文集等等。

本文的创新之处就立足在立意的新颖上，因为没有前人把触角伸展到这个问题上，所以，给了此文很大的创新和探索空间，得以使文本作者没有太多限制地对此问题挖掘、探析。而本文的价值就在于：首先，名人用号作为我国古代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却很少被人关注，更别说是展开深入的研究，本文涉及的调查研究正是努力弥补了这个缺口，最起码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第二，社会语言学本身就是当前比较热门的语言学分支，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也是实用性很强的，有助于深入对语言学本身的探究和对其历史性及发展进

1《宋代人名索引》

程的观察。

正如前面讲的，因为角度冷僻，所以在名人用号这个问题上的探究几乎是一个盲点，作者能够借鉴的研究成果是少之又少，所以，本文基本上是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条件下另辟蹊径进行的：首先，根据网络和书籍集中查找了记载大量宋代名人的资料，再根据这些人名查对他们的用号，将这些号按一定标准分类后，再将这些类与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的概况综合起来，分析它们的内在联系，并得出结论。虽然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缺乏深入性，也不可能达到很高的高度，但由于是前无古人的，所以也勉强成文，供其他研究者参考。

宋代名人用号的结构

(一)音节结构

现代汉语中，词语双音节化不仅已形成一种趋势，而且它也是词汇的特点之一。这主要是因为双音节词较之其他的音节结构更加简洁、响亮，而且朗朗上口。虽然相隔上千年，在遥远的宋代，双音节的名人用号竟也同今天一样占据多数，在我粗略统计的所有号中，双音节号占到了57%，确实远远超过三、四音节的号，在数量上居于主导地位。我想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与上述的类似。

在宋代名人使用的号中，三字节的号比起双音节的，数量要少得多，而且内容上看起来更随性、更贴近生活和口语化，比如：陈充，号中庸子；刘次庄，号戏鱼翁……

四音节号与二、三音节的相比，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它们虽然字数多，比较繁复，但表达却更直接有力，主人希望通过它们表达和传递的个人信仰、情绪、际遇等等通过短短四个字就非常清晰地传达出来了，比如：杨朴，号东里野民；刘宰，号漫塘病叟等不同音节结构的具体例子我们来看下表：

表一宋代名人用号音节结构表（双音节表）

表二宋代名人用号音节结构表（三音节表）

表三

（二）词语结构

如果说按音节结构划分是单纯从形式的角度出发，那么我们还可以再从内容+形式的角度入手——即按词语结构角度来划分名人用号，这样由浅入深、双管齐下当然更有助于我们客观、全面地研究宋代名人用号这个问题。

根据我所统计的各式各样的宋代名人用号，可以把它们分成这样三类：

专名；

专名+通名；

其他

“专名”是指那些没有固定形式和内容的用号，它们本身千姿百态、形形色色，但大部分号的来源到今天已无迹可寻，或者是考证起来非常困难，我们在这里无法深入追究，所以本文推测它们可能只是主人们根据个人的际遇、情感、理想、喜好等等而命。因为这种情况必然存在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对我们研究名人用号意义不大，所以本文也不对此做过多讨论。

“专名+通名”顾名思义是指专名带通名的用号形式，这样的号有自己非常明显和突出的规律，比如说以“庵”、“斋”、“居士”等为通名的号，这些号条理清楚、特点突出，但其中暗含的信息是什么、与宋代社会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我们埋下伏笔，留待下文详述。

“其他”，显然是指除了上述两种情况的其他类型的号，这样的号很少，这里也不赘

言了。具体例子详见下下表：

表二宋代名人用号“专名+通名”列表

一、宋代名人用号的特点

以上从不同角度归纳了宋代名人用号的类型，从这些号中我们已经能够勾勒出这一时期名人用号的一些特点：

（一）争当“居士”、类型不同

若能称之为用号特点，那一定是符合这种情况的号不仅数量多而且比较特别，有一定代表性，同时又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符合上述条件的宋代名人用号以“居士”很多这个现象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最突出的特点。

“居士”，它的词义总结如下：“居士”，梵语叫“迦罗越”。指代在家里修习佛法的人。在原始佛教时期，居士用来称呼“富有阶层中信奉佛而布施钱物于僧众者”。佛教传入我国后，“居士”虽然也用于称呼“积财而布施之士”，但一般情况下却是指代上述的第一种人，即取它的本来意义——“居俗而信佛之人”。中国古代，虽未出家但信佛习佛的“居士”很多，唐代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宋代苏轼，号东坡居士;苏轼的朋友著名书法家、诗人黄庭坚，也是居士。清代居士彭绍升，于乾隆四十年编成的《居士传》共五十六卷，书中记录了中国自东汉以来各朝历代包括不少政治家和艺术家在内的著名居士传略，并着重记述他们有关佛教的言行。可见，“居士”的大量用于号也与佛道等宗教背景脱不了关系。

当然，以“居士”为号的其他朝代的人物也不是完全没有，比如，上文刚提到的、我们都熟悉的唐代白居易，号香山居士。但这种现象却在宋代达到鼎盛，不仅数量多，而且人物杂，换句话说，宋代最盛产“居士”。宋代名人中以“居士”命号的，以我粗略的统计已有几十位，占到了我所统计的近三百个号中的25%，而且他们当中包括了文人学者、佛道僧人、艺术大家、高官仕人等各种社会面貌、社会阶层的人……可想而知，若详细统计，“居士”的数目一定非常可观。这些人物遍布各个领域，他们的社会地位、生活际遇有很大的不同，但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以“居士”为号，这种现象不仅令人惊奇而且引人思考。这些“居士”构成了宋代名人用号的一道风景线，同时也是宋代名人用号的最显著特点。为何他们争当“居士”这点我们下文再谈，但对居士本身的探究却不能仅止于此，这里我们还要深入地分析一下“居士”。

从前文提到过的“专名+通名”的分析角度入手，居士可以分为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