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辨伪学

文献辨伪学

第一节辨伪及其意义

广义辨伪：

就是对某些有真伪问题的事与物进行考察鉴别，确定其真伪。它的涵盖面不小，举凡古史事、古书籍、古器物、古碑刻、古字画等，只要是有真伪问题的，均在其辨识之列。

狭义辩伪：

指文献辨伪，它是研究、辨别文献真伪的专门性学问，是历史文献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文献辨伪学：

是对辨伪的历史发展、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并总结辨伪规律的学科。

一、我国伪书的数量及类型

1、伪书数量：

世界文献之最=世界伪书之最

伪书数量大、范围广、起源早

《史记.货殖列传》说西汉初年“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没于赂遗也。”赵高、李斯之伪秦始皇诏书

张心瀓1957年版《伪书通考》正、续篇统计，有真伪问题且经历代学者讨论过的古书达到1104部。

邓瑞全等《中国伪书综考》统计（包括近代）伪书达1200种。

2、伪书的类型

（1）按形成原因和形式分类（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訛〉概括）：

作于前代而世率知之；伪作于近代而世反惑之者；掇古人之事而伪者；挟古人之文而伪者；传古人之名而伪者；蹈古人之名而伪者；惮于自名而伪者；耻于自名而伪者；袭取人而伪者；假重于人而伪者；恶其人，伪以祸之者；恶其人，伪以诬之者；本非伪，人托之而伪者；书本伪，人补之而益伪者；伪而非伪者；非伪而实伪者；当时知其伪而后世弗传者；当时记其伪而后人弗悟者；本无撰人，后因近似而伪托者；本有撰人，以后人因亡佚而伪题者。（2）按伪书程度及方式分类（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1）全部伪。此类伪书于子部最多，经部次之。例如《鬼谷子》、《关尹子》、《孔子家话》等，完全是他人的凭空编造。

2）部分伪。此类书数量最多，几乎每郡古书都有可疑之处。例如《庄子》、《左传》、《史记》等，均存有后人窜人之嫌。

3）本无其书而作伪。有些书于历代史志、书日中均无著录，只因某口中提从其人其事，于是便有人借机附会而作伪。例如《亢仓子》、《子华子》等皆是

4)曾有其书图佚而作伪。此类书数量亦不少，例如《列子》在《汉书·艺文志》中曾有著录，但后来亡佚，魏晋间人张湛便辑佚若干古书材料，趁机作伪而成书。

5)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伪。

6）内容不尽伪，而书名、人名皆伪。此类书亦不在少数，例如《管子》、《商君书》等，均为先秦古书，但又非管仲、商鞅本人所著，而系时人采摘其言行，杂之以有关史料而成书，因此书名与作者皆不符。

7）内容及书名皆不伪，而人名为。

8）盗袭割裂旧书而伪。

9）伪后出伪。

10）伪中益伪。

二、伪书伪文的危害

1、危害对文献本身的正确认知。

如：文献的时代、作者、价值等方面

2、危害学术研究。

如学术史、思想史、史料的真实性等

3、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三、辨伪是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

辨伪始于怀疑，其渊源亦可追溯到先秦。如孔子的弟子子贡曾说过：“纣之下乱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对文献记载中有关商纣王暴行的夸大描述表示不满。

战国时期的孟子也曾说道：“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表明他对《尚书》中有关记载的怀疑比子贡还要深。不过这些还只是疑古的开端，不能算是实际的辨伪。

一般认为，辨伪工作约始于西汉。

司马迁写《史记》，“整齐百家杂语”，又谓“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实际是指斥百家语中有很多伪材料。

西汉来年，刘向在校理群书时所作的叙录，对古书也多有疑辞。如《神农叙录》谓“疑李悝及商君所说”，《黄帝泰素叙录》谓“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都是由对原书作者不能肯定而生疑。

东汉初年，王充在所著《论衡》一书中，则以《书虚》、《儒增》、《艺增》、《语增》四篇，专攻“多不诚实”的“伪书俗文”，提出要“辨然否之实”’“立真伪之平”。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更留下不少有关辨伪的言论。如所载《文子》九篇下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神农》二十篇下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这一类的文字，在《汉书·艺文志》中约有20余条。稍晚，经学家马融又写了否定《尚书·泰誓》的文章。他指出“《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列举《春秋》、《国语》、《孟子》、《荀子》、《礼记》历引《泰誓》之文谓“今文《泰誓》皆无此语”，从而肯定此篇为西汉伪作。象这样有理有据的考辨工作，是前人所未尝做过的。东汉末，郑玄在注经过程中，也曾做过考订经书真伪及其年代的工作。如他从时令、观制等方面，证明《礼记·月令》为秦代的作品。

唐代学者对于古书的辨伪，较汉人要自觉得多。刘知几在其所著史评名著《史通》中，撰有《疑古》、《惑经》两篇，指斥“五经”与上古之书真伪不分、“隐没者多”，主张轻传闻重经历，以杂史、雅言及出土资料与古史相印证。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也曾讲到，他平日读书，非常注意“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也是一位疑古的学者，著专文以辩《鬼谷子》、《亢仓子》、《吴子春秋》、《鹖冠子》、《文子》诸书之伪。所有这些，都对后世文献辨伪的工作产生过一定影响。

两宋是辨伪风气盛行的时期。此时汉学衰落，理学大兴，学者们由不信汉学旧注，进而大胆怀疑古经典。他们或攻传注，或弃序说，或疑全书为晚出，或疑部分为质品，从而使辨伪古籍开始成为较为系统而有条理的工作，并且方法渐密，范围渐广。

如欧阳修辨《易系解》，吴戜辨《古文尚书》，司马光疑《孟子》，王安石考《春秋》，郑樵攻《诗序》，洪迈、汪应辰非《周礼》《孝经》，叶适、黄震不信《管子》、《宴子》等，都极其有名。尤其是朱熹的辨伪，恣肆汪洋，遍及群经诸子，所指伪书竟达60余种，颇能体现宋人治学的开放精神。

他曾不无感慨地说：“天下多少是伪书，开眼看得透，自无多书可读。”又总结自己的经验说：“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别其真伪者，一则以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涂，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这不仅是谈辨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