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红 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新文化史是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史学新思潮，目前已经发展成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之一，正如新文化史的主将、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说：“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按照彼得·伯克的说法，新文化史分作七类：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它消费品的历史；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

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也就是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

4、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

5、政治文化史；

6、语言社会史；

7、旅行史。新文化史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国际学界的一场集体运动，不同国家的学者都参与其中，如美国的克利夫特•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英国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法国的乔治•杜比（Georges Duby）、意大利的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俄国的阿伦•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

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它更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借助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的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用文化的观念解释历史。1989年美国新文化史家林•亨特在《新文化史》一书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中首次将这种史学研究新类型称为“新文化史”，以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约翰•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

我们通过与古典文化史的比较，可以看出新文化史的三个特色：首先，古典文化史的一个主要基础就是假定认为文化是具有一致性的，在他们那里，文化只是一个单数名词。在许多传统文化史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黑格尔的一个著名的词“时代精神”。他们将文化看成是具有时代性的，特定时空下的文化是统一的，表现出共同的特征。在他们看来，所谓一个时代在文化成就上的代表就只有单一的“精英文化”。例如，文艺复兴主要是一场精英文化运动，并没有触及底层民众。新文化史所考察的文化则是一个复数。伯克认为，“同人类学家一样，新文化史所说的“文化”是复数形式的。他们并不认为所有文化在各个方面是相等的，但绝不妄加价值判断认为某些文化要高于另一些文化。因此，新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如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研究的是一个小磨坊主，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研究的是一个小山村的居民。

其次，古典文化史把文化仅仅看作是一种基于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新文化史倒转了这一因果关系，认为“文化不仅能够顶住社会的压力，甚至还可以形塑社会现实。”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以“表象”、“建构”、“创造”或“构造”为题的文化史研究，都在探讨一种文化的形成或塑造过程及其影响。

最后，新文化史重视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人类学方法的应用。伯克评论道：“像人类学家一样，历史人类学家研究日常生活，并试图找出隐藏于表面之下的规则、常规、习俗和原则。”早在1975年，纳塔莉•戴维斯在她的《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

一书中借鉴了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罗伯特•达恩顿在《屠猫记》中也“采用了一种同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时相通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这是带有人种志特点的历史学。”他非常强调象征和符号在过去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都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

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史学界占主流的还是根植于实证主义的结构主义式的历史研究模式，以寻求历史的规律、客观地解释历史与社会为宗旨。当时流行于学界的计量史学即是例证，它在美国表现为“克利奥学派”(cliomet rics) ,在法国是“系列史学”(histoire serielle)。计量史学家们信仰“科学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文化是某种超结构。法国、美国等国家的一批历史学家不满足于这种历史研究模式，决定对历史研究进行突破与创新。

与此同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出现了“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的重要转折。标志这一转向的是1973年出版的两本著作：海登•怀特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想象》和人类学家克利夫德•格尔兹编的论文集《文化解释论文集》。怀特认为历史学家更深层的思维结构通过某种语言模式的选择表现出来，他突出强调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强调情节和语言这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格尔兹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同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网，因此关于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文化是作为一种象征系统存在的。因此，研究文化的

任务就是用“符号学的方法”，研究仪式、精神旗帜、观念、宗教等象征物的表达符号。

此外，以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或称后现代主义为新文化史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结构主义最早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研究语言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后经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发展完善而成一个影响广泛的理论体系。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任何既定的状态中每一个要素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由与它相关联的并卷入这一状态的其他要素决定的，因此，任何实体或经验的全部意义都是在结构中被赋予的。20世纪60、70年代，以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展开了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后结构主义认为，事物的意义并不固定于一种作为文化的词语中，而是有其自身的动力，并且这种动力始终潜在地变化着。在此基础上，后结构主义对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任何科学知识都可以被解构，只不过是人类自身的一种“建构”而已。因此，我们不能再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实体，它只是在意识、文化和语言的表达或表象中才存在。正是在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新文化史发展起来了。

新文化史起源于法国。在60年代，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学派史学家仍旧占着主导地位，他们继承年鉴学派开创的总体史的写法，把社会理解为有着内在联系的总体，运用系列、功能和结构的方法，这种历史也被称为“结构史”。但是，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历史学家逐渐对这种历史决定论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反感，他们运用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开拓了妇女史、儿童史、家庭史等新的领域，促成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