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曾国藩的自我教育思想

探析曾国藩的自我教育思想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湖南湘乡（今湖南双峰县）人。湘军之父，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实现了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于一身的人物之一，被誉为“千古第一完人”.他特别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和自我教育，以身示范；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广受后人推崇，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曾国藩的自我教育观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自我教育之“源”:程朱理学和湘人精神

宋明理学对湖南的文化教育和学术思想影响深远。大理学家朱熹和张栻都曾在当时全国闻名的岳麓书院讲学多年，弟子达千人，影响甚远，享有“斯文正脉”之誉。其后，程朱理学虽然在明、清受到心学、考据学等学说的排挤，但后两者都对湖南文化教育界和学术思想界影响不大，没有动摇其统治地位。罗汝怀曾说：“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宏，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为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务必以程朱为宗。”[1]5宋明理学修身理论包含外在的身体修养和内在的道德修养，而道德修养又包括个人品德和封建伦理纲常的修养。宋明理学的修身理论以及湘地所特有的湘人精神，是曾国落一生自我教育的源头活水。

曾国藩早年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钧，当然深受宋明理学之影响。中进士之后，曾国藩又曾向同乡、官居太常寺卿的理学大师唐鉴先生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鉴告诉他说：“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 [2]4867唐鉴特别强调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曾国藩听完之后感慨“昭然若发蒙也”,在给贺长龄的信中写道：“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3]1858,曾国藩自此初步确立了其自我教育的途径和目标。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八月九日，他在给国潢、国华、国荃、国葆四位弟弟的信中告诫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 [2]5062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初八，他在给国潢等四位弟弟的家书中断言：“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人一家，只有‘修德读书’四字可靠。此八字者，能尽一分，必有一分之庆；不尽一分，必有一分之殃”[2]5144.通过对宋明理学修身理论的学习，曾国藩不断反思其

现实生活并追求提升自身的精神生活质量，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身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信念，实现对自身意义的追寻；最终使自己的道德修养告别自发，渐成自觉；告别短暂，趋于永恒。

湖南由于自然条件较差，开发较晚，交通闭塞，经济很不发达，自古便有“南蛮之地”的说法。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指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

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4]1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特有的地理环境对湘人性格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正如钱基博先生所说，“独立自由之思想，坚强不磨之志节”可以称得上是湘人精神的内质。曾国藩是近代湘人的代表，亦是湘人精神活的灵魂。无论在其日记中还是在家信中，他常言，“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屡败屡战”,以及他处处对立志和恒心的强调，无一不反映出其坚毅决卓的湘人性格。

宋明理学的修身理论以及湘地所特有的湘人精神，是曾国藩一生自我教育的源头活水。

二、自我教育之“体”:明理君子与克己修身

曾国藩自我教育的最高目标和人生境界是做“明理君子”.他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2]5512曾国藩认为，做一个“明理群子”,必须注意“修仙”和“养气”两个方面。曾国藩一生都在探索和践行道德修养的方法。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给自己制定了“主敬”、“主静”、“谨言”、“养气”、“保身”等十二条日常必修功课，称之为“日课十二条”.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以“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2]5054五条箴言勉励自己，劝诫诸弟。咸丰二年（1852年），曾氏认为自己虽暮齿衰迈，仍应在“敬静纯淡”四字上痛下功夫。咸丰九年（1859年），他强调“德成以谨言慎行为要”,而敬、恕、诚、静、勤、润六课即六条修身养性条规是德成的途径[2]4878.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思量立身之道，主张修己治人应当遵循“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2]4878.同治十年（1871年），已是重病缠身的他在金陵节署的日记中给家人提出了“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等四条修身原则，确信慎独则心安，主敬则心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2]5586-5588.概而言之，曾国藩的道德修养方法尤重下列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