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本质是什么

“人性的本质是什么？”这向来是中国哲学史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而最著名的两个观点——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格论”——恰好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千百年来，多少人希望证明其中的一个而否定另一个：善或恶，是或非，极端的两个概念，常使人们认定其中必有一个是错误的。其实仔细分析两人的观点，就会发现，两人对于“人性”这个概念，无论是立论的角度还是论证的立场都相去甚远。

孟子对“性”的定义，是从“心”出发的。在早期儒学中，“心”指称人的思维功能与认识活动，能够做理性思考，可以分辨真伪、做出正确的判断。但在孟子那里，“心”不只是一个认识的心，更是一个道德“本心”。“本心”内在化为“本性”，本性与本心、乃至外发的“情”都是统一的。即使说，孟子“性善论”的立足点就是主观唯心的。

与孟子的先验主观不同，荀子明确以自然禀赋的材质为“性”。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因而，“性恶论”更强调的是客观存在。

孟子把孔子所谈及的“父母去世后不行丧礼”的不安之心，概括为人皆有之的“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这就回答了孔子提出的“仁”的观点，并使“仁学”得以立足于人之为人的自我内在精神心理的一种监视与反省的基础上，直接从“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的道德“本心”确证人的“本性”的道德性，而明确主张“性善论”。

孟子认为人之为人的内在普遍根性已然具足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四心”，所以，人才得以发此为“仁”、“义”、“礼”、“智”的“四德”。“四德”既已然具足立于每个个人的内在本性中，这正说明人性本善。这种“善性”是每个人生而有之的，本质上是先验性的。至于人为什么会变恶，完全是因为受到环境和利欲的影响，不能“尽其才”、“放其良心”的结果。

孟子一般把“心”、“性”看作是先验的，而把“情”看作是经验的，把外显的“情”安立于内在“本性”之上，又把“善”这种“本性”看作是生而有之的即先验的，就使“善”之为“性”获得了绝对的意义。这正体现了孟子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取向。

荀子在《性恶》篇中则直指出“天命”之情性是恶的，因为顺任它的发展，将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争夺、贼杀，导致社会的混乱。这就是“性恶论”。

人性既然是恶的，那么要使其变善必须依赖道德教化的作用。“善”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群体性的生活秩序的建构与确保的需要。而这种群体性的社会生活，正是使人之为人而得以优异于自然万物，乃至于役使自然万物之所在。荀子非常强调“善”的人为性，其本源，为出自于人的群体性生活秩序的需要。而“善”的建立，则有待于“心”的作用。

荀子把“心”与“天”看作是对置的关系。在对置中，荀子看重的不是“天”，而是“心”。“心”有控制情欲的能力，从而能够建立起道德意识。而“心”的这种控制情绪并使之合于道德的能力，又来自于它的认知性，即人的天赋的认识能力，而非道德良知。它可以把握，既可以把握，则人人可以成为有道德的人无疑。显然，荀子不反对把道德看作是人为的，而且把道德的修为放置在认识的基础。孟子以“善性”属“天命”，或以属“本心”，所以在修为上重“存心养性”，这是先验的路向。荀子在修为上将“化性起伪”，这无疑是经验的路向。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本来是善的；荀子论证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因为人本来是智的。

孟子又由“性善”论及“天”与“命”，把“性”与“天”联系起来。他说，只要尽自己的道德“本心”去行事，就能够了解到自己的本性是善的，也就是“知天”了。而好好珍惜、存养、敬奉自己本有的品质、德行，也就是“事”天了。这里的“天”是“境界”意义的天，因而所谓的“知天”、“事天”只是表述“天然如此”的，即是善性的先验性。

在孟子看来，圣人要成为圣人，必须“知天”，但是荀子则相反，在《天论》中指出，“为圣人为不求知天”。他认为，宇宙的三种势力：天、地、人，给有自己的特殊职责。人

的职责是，利用天地提供的东西，以创造自己的文化。如果忽视人所能做的一切，就会忘记人的职责；如果敢于“思天”，就会冒充天履行天的职责。

孟子通过他的以性善论为特征的心性论，借“天命”与“心性”的分立，得以更好地深化孔子道德修养意识，强化“仁学”作为“为己”之学的价值。其根本目的，是依照理想的道德追求编织理想社会，又以理想社会为参照批判丑陋的现实政治。而荀子则通过性恶论，强调教化的作用，用教化来做用于现实社会。

因而我认为，孟荀二人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背道而驰，其根本问题是他们所站的角度，即：孟子代表了儒家的“理想主义”，荀子则代表了儒家的“现实主义”。两人观点的对立，实际则是理想与现实的分化。理想更好？或是现实正确？这个问题，就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