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标准

20世纪80年代后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才由辜正坤提出翻译标准 “多元互补”的思想。这就是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影 响力的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他采用一种全新的多 角度，多层次思维方式 ,制定出一套“标准系统”, 即由“绝对标准”、“最高标准”和“具体标准” 组成 ,其意义在于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特定的翻 译功能和读者层次提出具体的标准。虽然他的“标 准系统”并没有摆脱原文至上的观念 ,但毕竟考虑 到了翻译实践的多样性和读者的不同要求。
◆
21世纪后
进入 21世纪 ,对于翻译标准的讨论仍然吸引着许多学者。王 楠等从文化角度提出包括3个方面的翻译标准: 1)不违背知识 的客观性; 2)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3)符合原文 文本的定向性。译者具有相对的自由,可以根据客观标准和主 观意愿选择“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策略。 周庭华根据接受理论,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创造作用的 角度出发,认为文学翻译标准只能是多元性的。 李金树从解构主义翻译观的角度出发,认定翻译标准的多元 性、动态性和模糊性。 李茂林和杨文文认为,在确定翻译标准时,应该考虑到读者的 因素。针对不同的读者,可采取不同的翻译标准,因此,翻译标 准是动态的、多元的;成功的译作必然是得到读者认可的作品。
20世纪90Βιβλιοθήκη Baidu代
进入 90 年代以后 ,受翻译活动多样化和西方现代翻 译理论的影响 ,加之我国学者的理论意识不断加强 , 学术视野得到更大拓展 ,对翻译标准的讨论已不再 局限于两种语言如何移译的具体问题 ,而是跳出文 本层面 ,把研究的视角和重点从原文转向了译者和 译文 ,最明显的标志是反对一元标准 ,谈论译者“主 体性”、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原作者的“死亡” 和译者“诞生”等方面的文章不断涌现。在这方面 , 杨晓荣、谢天振、吕俊等人做出了有益探索。
辜正坤教授从人类的思维模式入手，分析了为什么翻译 标准如此“繁广”的原因。他认为 ,由于翻译具有多功 能 ,人类的审美趣味具有多样化 ,读者、 译者具有多层 次 ,翻译手法、 译作风格、 译作价值因而势必多样化 , 而这最终导致具体翻译标准的多样化。于是他提出了翻 译标准系统:绝对标准 (原作 ) — 最高标准 (抽象标准 , 最佳近似度 ) — 具体标准 (分类 )。在这个系统中 ,绝对 标准不可企及 ,最高标准是一个抽象概念 ,它不能解决翻 译中的问题 , 只好另立具体的标准 ,而具体标准不止一 个 ,最佳近似度这个最高标准只是一群具体标准的抽象 化。一个标准肯定是不够的 ,非得有若干相辅相成的标 准不可 ,在整个翻译标准系统中 ,绝对标准一元化是和具 体标准多元化既对立又统一的。
此外，金岳霖提出“译意与译味”说。金岳霖在其著 作《知识论》第四篇“翻译”中指出:“译意的根据是 意念或概念。这两者都是思议的内容。所思都是普遍 的。普遍的意念无分于特殊的时空,当然也无分于不 同的语言文字或引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至于译味, 他认为:“味包括种种不同的趣味与情感,而这些又非习 于一语言文字的结构而又同时习于引用此语言文字的 历史环境风俗习惯的人根本得不到。得一语言文字所 表示的意义比较容易的事,得一语言文字所表示的味 是比较困难的事。”金岳霖所谓之“译意与译味”能 够两者兼得固然好,但是有时两者不能兼得,也许只好 取味而舍意。为了在“味”上求达求信,有时就得不 拘于原来的表达方式而创造新的表达方式。
司显柱和朱志瑜在对功能语言学经过深入研 究后 ,从功能主义角度就翻译标准的问题展开 了争论。两人都认为 ,针对不同类型的文本要 实施不同的策略和标准 ,分歧就在于司教授认 为:翻译都必须遵循的一个最低的、 共同的标 准 —— 包括语言功能和文本功能在内的 “ 功能对等 ” 朱教授则对这样一个共同标 准的存在发文表示质疑。司教授对此又发表 专文给予解释。
罗选民将话语语言学的原则和方法运用于翻译 研究 ,提出话语层翻译的七条标准:意图性、 息 性、 可接受性、 形式连接、 意义连贯、 章际 性和场合性。 ◆柯平根据符号学理论,提出翻译质量的标准:在 译语句法和惯用法规范以及具体接受者能够接 受的限度之内,采取适当的变通和补偿手段,以保 证特定上下文中最重要的意义优先传译为前提, 尽可能多地和正确地传递原语信息的多重意义, 以争取原文和译文最大限度的等值。
诚然 ,我国传统译论十分丰富 ,对译者的作用、读者 的因素和接受语社会的文化现实等问题早已有人涉 猎 ,这一点仅从罗新璋先生的《翻译论集》中即可看 到。我国翻译标准的传统源于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即 凡是能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东西 ,绝对能用另一种语言 表达出来 ,因此 ,翻译一定要遵循原文 ,忠实地表达原 文要表达的意思。尽管出现了朝着译者和读者为中 心的方向转移 ,显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 ,但总的说来 , 仍摆脱不了简单化的思维模式 ,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创 新。
◆刘重德提出了“信、达、切”翻译标准。刘重德提出
的这一翻译标准与严复的翻译标准仅一字之差,不同之 处即在“切”字,这里的“切”指的是切合原文风格。 而其中的“信、达”则与严复的“信、达”所指相同。 ◆许渊冲提出了“信、达、优”或“忠实、通顺、修饰” 的翻译标准。许渊冲提出的这一标准与严复和刘重德的 标准也仅一字之差。其中的“信、达”与严复和刘重德 的“信、达”无甚区别,都指“忠实、通顺”之意。其 中的“优”是指“发挥译语优势”。许渊冲后来将其理 论进一步解释为“美化之理论,创优似竞赛”。“美”, 指“三美”,即“意美,音美,形美”;“化”指“三化”,即 “等化,浅化,深化”;“之”指“三之”,即“知之,好之,乐 之”。许渊冲称其为新世纪的新译论。
◆
范仲英从信息学角度提出了翻译标准:翻译是把 原文信息的思想内容及表现手法 ,用译语原原本本 地重新表达出来 ,使译文读者能得到与原文读者大 致相同的感受。 ◆冯志杰和冯改萍采用了模糊数学中的多级系统评 判法 ,试图建立一个通过电子计算机对译文进行定 量分析的标准 ,根据信息论 ,提出了翻译的二元基 本标准。 ◆郑海凌认为翻译的艺术贵在“ 和谐 ” ,就实际效 果而言 ,文学翻译应以和谐为审美标准。具体表现 为:审美性、 整体性、 普遍性、 辩证性和创造性 等五个方面的要求。
随着时代的进步 ,人们逐步意识到“信”的翻译 标准的片面性和模糊性 ,开始对“信”提出质疑 “忠实于原文的什么 ? 形式还是意义 ? 或风 格 ?”“翻译应该在哪个层面求信 ?”赵元任先生的 《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一文从具体实 例出发探讨了翻译中的各种忠实 ,如意义与功用、 译文的体裁和使用场合、音调节律等方面如何 做到忠实 ,可以说开创了多元翻译标准的先河。
中国翻译标准
当代中国翻译标准
当代，对于翻译标准的讨论更多 ,也更具系统性、 科学性。在中国 ,茅盾提出:“ 对于一般翻译的最低 要求 ,至少应该是用明白畅达的译文 ,忠实地传达 原作的内容;而文学翻译应该用另一种语言 ,把原 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 ,使读者在读译文时能够像 读原作时一样地得到启发 ,感动和美的感受。 ” 傅雷坚持“ 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 ” 的翻译观。 钱钟书提出文学翻译的“ 化境 ” ——把一国文 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 ,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 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