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的宗教、契约与法律观念——《五月花号》读后

美国著名作家纳撒尼尔·菲尔布里克的《五月花号》是一部文学作品，曾被《纽约时报》评为2006年度十大好书之一，讲述的是一个有关美国源头的历史事件——清教徒们（在书中被称为“天路客”，一个自豪且响亮名字）为了寻找一块土地建立以自己的方式自由地礼拜上帝的社区，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北美新大陆垦殖的故事。

全书由三段故事组成：五月花号从准备到艰难的北美之行；普利矛斯殖民地和北美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殖民地与土著居民之间的战争——“菲利普王战争”。

作品描述细腻而生动，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以及译者流畅的翻译，使本书颇具可读性。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关于勇气、社群和战争的故事”。

对于清教徒们的勇气，相信读过这本书的读者会深有体会，清教徒们在可能随时遭遇灭顶之灾的海上航行可绝不是田园诗般的，之前欧洲向这块新大陆多次移民的失败，“天路客”们登陆后面对的是普利矛斯海岸由于此前的瘟疫肆虐而留下的累累白骨，以及来自饥饿、寒冷、疾病、土著人的袭击所组成的死亡陷阱和威胁。

虽然从“五月花号”开始航行到登陆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天路客”们死于疾病者过半，但“天路客”们没有像先前的开拓者们一样或遭受灭顶或在灭顶之前就退回母国，而是凭着无畏的勇气、对宗教的虔信、对契约的信守和对法律的尊重，当然还有智慧、以及运气（这或许在起初是最重要的），成功地在这片新大陆建立了自己的社群。

作为法律专业人，阅读这本书，给本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书中所涉及到的清教徒的宗教、契约以及法律的观念，阐释日后美国法治社会与多元文化的形成，或许应当追溯至此。

一、清教徒的宗教观念
清教徒孜孜以求的是寻找一块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礼拜上帝的自由的乐土。

作为宗教受迫害者，清教徒是具有反叛精神的群体，清教徒反叛了英国国教。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其实英国国教本身也是对天主教的背叛。

但英国国教取得独立地位后，却反而又成了对异端进行精神压迫的力量。

遗憾的是，清教徒也未能摆脱从被压迫者演变为精神压迫者的宗教宿命，至少早期是这样。

清教徒们坚信，只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才是正统的、独尊的信仰，他们强烈地反对宗教异端，在这里，清教徒们追求自由、反抗暴政与其自身的价值独断形成了鲜明的反讽。

书中一些部分的描写体现了清教徒宗教残忍、不宽容的一面。

例如，书中写道：随着殖民地城镇数目的增加，大批新来者的涌入，“让殖民地保持道德上的纯洁越来越困难”。

1642年，十七岁的托马斯·格兰奇被指控与多头动物有性关系，按照《利未记》的做法，在格兰奇被处死前，总督和地方法官们“让这个孩子先看着他的那些动物情人们一个个被杀，然后，将格兰奇和它们一起埋在坑里”。

书中还描写了印第安人抓获的英国俘虏特夫特被殖民地当局绞死，并四马分尸的场面。

殖民地当局处死这位可怜的英国人的理由是“如果清教徒信仰的神和所处的文化被剥夺，代之以本土的思想和行为，一个人将成为什么样子，这让清教徒们感到不安”。

而特夫特被处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流泪，“旁观者对他这样一个本身就没有人性的人，不愿施以同情，那时，需要同情的地方太多了”。

如果清教徒们的这种观念一直持续下去，那么，今天的美国会是什么样子，天才的人们可能也无法准确地预料。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路客”们严格的宗教戒律，在第二代及其以后逐渐松驰，组织也逐渐涣散，甚至教堂也已经难以为继了。

在信仰方面，“天路客”第二代第三代的后裔们背弃了前辈们的宗教理想主义，宁肯相信现世的幸福和享乐，不愿意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的来世。

因此，教会只能靠降低入会的标准，扩大会众来维持其影响。

一些牧师采取了变通的办法，发明了一种所谓的“半契约制”，赋予那些受过洗礼但不再信仰再生说的教徒子女们“半教徒地位”，即在他们承诺遵守教会规章后，可以接受洗礼并享有正式成员同样的权力，但不能领受圣餐，亦无涉及教会事务的投票权。

二、清教徒的契约观念
来到美洲大陆的这批清教徒有着强烈的契约观念，这种严格地信守契约的观念来源于对
《圣经》中基督教诲的信奉和遵守。

书中有多处描写涉及到清教徒的契约观念，例如，“天路客”们和“冒险家协会”的契约（由“冒险家协会”资助这批清教徒去新大陆，清教徒们在新大陆定居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通过贸易还所欠“冒险家协会”的债务）；和“五月花”号船长的契约；当然，最有名的契约就是在上岸前船上的乘客签订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份著名的公约由船上的41名成年男子签署，签署人立誓创立一个自治团体，这个团体是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将依法而治。

在陆地上定居后，“天路客”们和美洲土著居民波卡诺科特人的部落首领马萨索伊特签订了和平契约，在“天路客”们最困顿之时，波卡诺科特人及时伸出援助之手，给予“天路客”们此时急需的粮食，使他们免遭灭顶之灾。

这份和平契约使双方之间的和平状态维持了五十五年；另外，殖民地秩序的的维持乃基于公法契约，统治机构如总督、军事首领的产生乃基于自治和选举，殖民地的军队来自民兵，由所有的成年男子在战时组成；至于与土著居民贸易，从土著居民中取得土地，也是通过契约进行的，虽然他们只是用欧洲廉价的工艺品来作为交换，现在看来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欺骗和巧取豪夺。

当然，这种贪得无厌和巧取豪夺最终付出了代价，正因为土著居民不断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最终迫使土著居民点燃以奋起夺回其部落赖以生存的土地为目的的战争——菲利普王战争。

三、清教徒的法律观念书中有大量的有关法律内容的描写，从中可以窥见清教徒的法律观念。

例如，《五月花号公约》由船上41名男性公民签署，但按照当时的习俗，妇女们没有在公约上署名。

上岸定居后，殖民地有关事务妇女亦无投票权。

这表明，当时的清教徒社会是一个男权的社会。

至于仆人的地位，《五月花号公约》的签名者中包括男性仆人。

另外，书中还提到随着定居后第一任总督卡沃尔及其妻子相继去世，其仆人约翰·霍兰德由于没有了主人，他便成了自由人，而且还继承了其主人的部分财产，成为普利矛斯最早的公民。

清教徒们强烈渴求秩序，他们拒绝私力救济带来的内部秩序的混乱。

在普利矛斯定居之后，在选举产生总督、军事首领的同时，也选举产生了审判机构，殖民地内部的纠纷一律通过法院的判决来解决。

清教徒们有着严格的私有财产观念，他们一开始就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魔力有深切的体验。

例如，“天路客”们踏上普利矛斯海岸，决定定居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先盖房子，从一开始，他们就说好“每个男人都应该动手盖自己的房子，按照这样的思路，大家会比在一起行动更抓紧些”。

随后，为了解决棘手的粮食供应严重不足的状况，殖民地当局采取了“分田到户”的办法，由此极大地激发了居民的劳动热情，甚至以前只是负责在家照看孩子的妇女们也开始下地劳动了，劳动生产率由此得以大幅度提高，殖民地顺利地、快速的解决了粮食短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