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层面以系统政策推进中国能源转型——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朱彤

32 EPEM 2018.7

朱彤，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室主任、副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产业经济学硕士生导师、MBA 导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绿色发展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特聘专家，中国电力设备管理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

研究方向为能源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对能源产业、ICT 与网络产业、彩票产业，政府规制经济学有系统研究，目前研究重点是国家能源转型框架下的能源政策与企业战略，能源体制改革。参与和主持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中国工程院重大课题、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外交部、工信部等部委托咨询课题，地方政府委托工业与能源规划课题、企业发展战略等课题数十项。先后获中国人民大学“十大优秀博士论文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对策研究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能源局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等。代表专著有《网络效应经济理论——ICT 产业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与公共政策》、《国家能源转型：德、美实践与中国选择》等。

朱彤博士近年来致力于构建“国家能源转型”分析框架，并应用这一框架研究我国能源产业(煤炭、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与电力系统)转型与发展的问题，对技术变革趋势下的国家能源转型逻辑有深刻理解，其成果产生广泛社会影响。

作

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血脉，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能源发展和安全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对于当前宏观经济正面临着转型升级重大挑战的中国而言，能源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原油、炼油和天然气生产大国以及全球原油和天然气消费大国。受制于能源结构禀赋以及新能源技术本身的突破瓶颈等因素，中国在新能源推广上显得步履维艰，能源转型已经被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从国家层面以系统政策推进中国能源转型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朱彤

本刊记者 张化冰

从整体来看，无论是传统能源技术升级，还是新能源技术快速突破，中国能源都面临着从结构到技术、从管理到体制等一系列重大的挑战，能源转型已进入关键期

高端访谈

Focus

从整体来看，无论是传统能源技术升级，还是新能源技术快速突破，中国能源工业都面临着从结构到技术、从管理到体制等一系列重大的挑战。就此本刊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能源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朱彤进行了专访。

直面能源转型的困难和挑战

近年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成为国际主流议题的大背景下，以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为主要内容的能源转型已成为很多国家能源政策的重要内容。

国际能源署预计，2020年中国能源需求将达到50亿吨标准煤，到2035年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中国能源改革创新刻不容缓，转型面临诸多挑战，但雄心勃勃的发展目标难以掩盖能源转型进程的艰难。

就此朱彤表示，相比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和能源消费大国，中国能源转型的难度和复杂性居于首位：“大体上，中国能源转型之难有四。”

“一是能源消费体量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

“二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均未完成，能源消费总量还处于递增阶段，能源消费总量在一段时期内依然有继续增长的内在动力。而德国、日本、英国和其他后工业化国家已经进入能源消费总量下降阶段。”

“三是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比极高，虽然增长较快，但在前些年作为化石能源中清洁能源的天然气占比非常低，长期以来属于全球最低的国家之一。”

“四是碳减排压力大，时间紧。中国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虽然近几年碳排放增速下降加快，但无论从能源的量级，能源需求的增长，还是能源结构和碳减排目标看，中国的能源转型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其他国家所难以想象的挑战。”

他认为，中国能源转型的首要障碍在于产业界、理论界和实操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能源转型简单化、程式化理解倾向。而在这一思维和观念影响下，影响中国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能源转型被简化为单纯提高可再生能源份额问题，能源转型的推进也被归结为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决心。似乎只要政府政策力度大，补贴到位，能源转型就能成功。

第二，目前的主流观点倾向于把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竞争力作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关键问题，认为随着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进一步下降到可以与常规能源竞争，向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的问题就迎刃而解。然而，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中的关键问题其实不是成本问题。

第三，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得到正确理解和足够重视。人类历史上的能源转型都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煤炭取代薪柴成为主导能源经历了140年左右，石油超过煤炭成为主导能源经历了90年左右。可再生能源由于能量密度低、资源的位置限制、转换效率等方面的限制，其要替代化石能源注定要花更长的时间。

“比如，从19世纪70年末代法国最早开始利用水力涡轮机发电到今天，虽已经历了130多年，但水电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也仅为6%左右；20世纪30年代风力涡轮机发电、60年代光伏发电产生以来，风电与光伏发电在全球一次能源中的比重迄今只有2%多一点。”

然而，实践中诸如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这种“长期性”和“复杂性”却没有成为推动全面、深入研究能源转型的动力，反而被一些不愿意推进能源转型的市场主体作为借口拖延转型进程。

“缺乏对能源转型具体历史进程的深入研究和深刻理解，是导致对能源转型的简单化理解、进而造成当前中国能源转型实践战略思维缺位，政策应对抓不住主要矛盾，往往是头疼医头、甚至是头疼医脚的重要原因。”

朱彤就此强调，完整理解能源转型的内涵是有效推进能源转型的前提。

“能源转型通常表现为一次能源品种主导地位的更替，新能源取代旧能源。但新能源份额的提升只是能源转型的一个浅层表现，或者说，仅仅是一次成功的能源转型的自然结果。”

他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完整理解能源转型的内涵是确立正确的能源转型战略，以及能源转型能够顺利推进的前提：“至少应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很多国家当前正在推进的能源转型。”

“首先，能源转型决不仅仅是在现有能源体系中单纯提高可再生能源或非化石能源比重，更重要的是要有能源体系的结构性变化。”

2018.7 EPEM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