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论文丛】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3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026

【摘要】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210

【原刊页号】15～23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301

【标题】２０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

【作者】余新忠

【作者简介】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系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

【正文】

1990年代以来，中国疾病医疗社会史不断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并渐趋形成新的研究热点（参阅拙稿《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明清时期，是这些新的研究关注较多的时段，对此的梳理无疑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最新研究动向。当然，从社会史的视角对历史上的疾疫医疗的阐释离不开以往纯粹疾病医疗史的探索。

现代中国疾疫史的研究是与中国医学史相伴出现的，或者说是附着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之中的，而且最初的疾疫史研究基本是通史性的研究，因此，明清疾疫史的研究成果大多出现在中国医学史的著作中。1919年，陈邦贤先生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医史著作——《中国医学史》，此后三度增改，成为现代中国医学史和疾疫史的开山之作（注：笔者所见为上海书店据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的影印本（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种，上海书店，1984年）。关于陈三次创作的情况请参阅赵璞珊《读陈邦贤先生三部〈中国医学史〉》，《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第1期）。）。以后，随着医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中国疾疫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参阅靳士英《疾病史研究60年》，《中华医史杂志》1996 年第3期）。不过，直到1970年代末期以前，这一研究几乎全都由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人士担纲。1980年代以后，在医史学界的研究仍在继续和深入的同时，中外一批历史研究者的加入，使这一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由于学医与学史出身者在学术背景和研究思路等方面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以下立足于明清疫病史，结合医疗史从两个方面对以往的研究作一回顾与总结。

一、医史学界对明清疾疫史的研究

中国疾疫史研究，基本上一直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附庸，据陆肇基对《中华医史杂志》创刊以来至1985年所刊出的643 篇文章的分类统计，关于疾疫史的文章仅40篇，占刊文总数的6.22％。而且所占比重1940年代至1980年代，呈渐趋下降之势（陆肇基《从〈中华医史杂志〉看我国的医史研究》（《中华医史杂志》1987年第1期）。进入1990年代后，疾病史研究的薄弱状况亦未见有明显的改观（参阅李经纬、朱建平《近五年来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进展》（《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3期）。

陈邦贤等人对疾疫史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其在开山之作《中国医学史》中，以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了中国疾病史，特别对明清时期的疾病予以了较多的关注。在第三篇，专立一章梳理近世——主要是明清时期各种现代病名的传统命名。第五篇则专论“疾病史”，根据现代医学的分类，对传染病、呼吸器病、消化器病、心脏病、泌尿器病、神经系病和新陈代谢病等在历史上的病名、症状以及有关该病某些重要史料给予初步的揭示。其中以对传染病的探讨最为详细，提出并加以说明的病名达18种之多（注：它们分别是：伤寒、发疹伤寒、霍乱、痢疾、天花、麻疹、水痘、白喉、猩红热、鼠疫、肺痨病、梅毒、麻疯、疟疾、黑热病、住血虫病、姜片虫病、肺蛭虫病。参见陈邦贤前揭著作，第361－385页。），几乎囊括了当时已知的所有的重要传染病。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明清时期，尤其是传染病，其中不少疾疫，比如鼠疫、梅毒、烂喉瘀等，记载始于明清，故更偏重于明清。当然，在开创之初，对如此众多的问题都有深入细致的论述，是不可能的。实际上，陈著对大多数疾病的说明不过寥寥数语，有些甚至还有误会。但其开创之功，实不可没，而且，他搜集的一些重要史料，至今仍为一些医史研究者加以征用，另外他关于古今病名对应关系的探讨，有些也仍具有参考价值。

除了附在医史著作中的疾疫史研究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某种疾病的单篇论文，其中对传染病的关注仍远远超过其他疾病。特别是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鼠疫、霍乱和猩红热等，尤其受到重视。比如，伍连德等人对鼠疫的研究（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中国鼠疫史》，《中华医学杂志》第22卷第11期，1936年；李祥麟《鼠疫之历史》，《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8期；李健颐《鼠疫之研究》，《医药卫生月刊》1932年第5期），伍连德和余云岫等人有关霍乱的研究（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同仁医学》第8卷第4期，1935年；余云岫《霍乱沿革说略》，《新医与社会汇刊》1928年第1期；《流行性霍乱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第29卷第6期，1943年；《霍乱的流行史》，《健康医报》1946年第4期；郑伟如《霍乱史话》，《申报》1946年7月26 日），余云岫和陈方之等人对猩红热的探讨（余云岫；《猩红热旧说之回顾》，《新医药》1934年第2、3期；《猩红热与中国旧医学》，《中华医学杂志》1941年第5期；陈方之《猩红热的现代观》，《新医药》1934年第2期；陆渊雷《猩红热的传入》，《国医导报》1941年第2期；关任民《猩红热在吾国之考察》，《中医医学报》1930年第7期）。这些研究虽没有表明时段，但由于这些疾病有关记载基本限于明清以来，所以实际上，亦可看作对明清疾病史的探讨。另外，井村孝全对主要是明清时期的瘟疫资料进行了钩沉与考略（《地方志所载之中国疫疠略考》，《新医药》1937年第4期；《中国疫疠考》，《现代医学》1943年第12期）。

1949年以后，由于政府的大力提倡，中医学研究空前活跃起来，疾病史的研究一度也取得一定的发展。1953年，范行准的《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华东医务生活社1953年）一书出版，范氏深厚的医学修养和历史文献功力，使该书堪称中国医学史里程碑式的著作，其清晰的历史意识与开掘深度，在相关的论著中，至今仍无出其右者。他重点考察了明清时期对天花的预防措施，指出，中国发明人痘约在明代中后期，而非传说中的11世纪，同时对牛痘传入中国的过程作了细致的论述。在1950年代，有几篇关于明清传染病的论文也具有较高的水准，比如李庆坪的《我国白喉考略》（《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期）、陈方之的《中国猩红热简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2期），他们在文中分别认为，白喉与猩红热都是中国古己有之的疾病，到清代只不过是有了专门明确的记载而己，李文还从众多的医学著作中钩沉出了从1785年到清末期间白喉在我国的12度流行。此外，干祖玺也对我国历史上的白喉作了探讨（《白喉及它的一切在我国的发展史》，《新中医药》1954年第11期）。陈邦贤则撰文对原来《中国医学史》“疾病史篇”“传染病目”中的内容作了有选择的补充和修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史料特辑》，《中华医史杂志》1953年第4期），庞京周论述了中国的疟疾史（《中国疟疾概史》，《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年第1期），刘牧之、萧运春分别对麻风病作了探讨（刘牧之《麻风病在中国医学及历史上的记载》，《中华皮肤科杂志》1956年第1期；萧运春《祖国医学对麻风病之认识》，《中医杂志》1956年第4期），姜春华等人探讨传统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姜春华《祖国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病原的认识》，《新中医药》1955年第1期；朱颜《祖国医学在传染病认识和防治方面的成就》，《中医杂志》1955年第8期），这些探讨也多有涉及明清时期的内容。

1960至1970年代的研究，虽然总体上显得薄弱，但也有少数成果值得重视，比如蒲辅周老大夫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对祖国医学有关急性传染病的认识、预防以及辨证论治等问题均作了非常简明扼要的论述。他认为，祖国医学对急性传染病的认识和诊治是不断发展的，特别在明清时期预防方面也有不少的贡献（蒲辅周《祖国医学在急性传染病方面的报告》，高辉远整理《中医对几种急性传染病的辨证论治》，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年）。

进入1980年代以后，全国的各行各业几乎都取得了蓬勃的发展，疾病医疗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就疾病史而言，这一时期最值得注目的当属1980 年代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部疾病史的专著，即：范行准撰著约90万字的《中国病史新义》（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89年）和陈胜昆之《中国疾病史》（自然科学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范著对明清的发展变化注意较少。与范著相比，陈著更像围绕着一定主题的论文集，不过其对传染病重视则明显甚于范著，关注的时段也多在明清以来。全书共21章，其中有九章直接论述鼠疫、霍乱、天花等传染病，另有二章谈论预防医学与保健卫生，与传染病也密切相关。陈著利用现今不易见到的清末至民国期间的“海关报告”、“博医会报”（均为英文）以及一些医学杂志，探讨中国（主要是近世）的传染病，为我们提供了不少非常重要的资料和线索。不过可能与陈医师接触的资料有关，陈著的大多数章节往往给人一种简单地叙述某种病的起源，然后十分突兀地跳跃到近代的感觉。而有些显得颇为扎实的篇什又有辗转抄袭之嫌（注：比如第六章《中国的天花》（第50－71页）、第十一章《中国的禁忌与预防医学》（第204－206页）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