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体的演变(1)

2004年9月 学　术　交　流 Sept.,2004

总第126期　第9期 Academic Exchange Serial No.126　No.9

论中国文体的演变

谢延秀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　要]“文体”包括体裁、语体和风格三个层面。中国古代文体类别繁多,因为文学尚未自觉,故文学文体和应用文体混为一谈。随着文学观念的逐渐明晰化,文学文体的语体特

征得到强化,形成“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现象。古代中国文体划分的主要依据是文本的功

用。近现代文学体裁的划分主要是借鉴欧洲的观点。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文体总是处于不

断地分化和融合的过程中,因此,文体学的研究也应在分门别类的同时注意综合归纳。文体

划分应以文本的“大语境”为标准。

[关键词]文体;体裁;语体;风格;语境

[中图分类号]H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9-0135-05

一、

“文体”概念辨析

“文体”一词,与西文中的“style”,意思都是极为含混的。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今人或译为“体裁”,或释为“风格”。荷兰学者安克威思特在《关于文体的定义:语言学和文体》中列举了“文体”的七种定义:(1)以最有效的方式讲恰当的事情;(2)环绕已存在的思想或情感的内核的外壳;(3)在不同表达方式中的选择;(4)个人特点的综合;(5)对常规的变异;(6)集合特点的综合;(7)超出句子以外的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1](P59)。英国杰弗瑞・里奇和米歇尔・肖特在其合著的《小说文体》中也列举了七种关于“文体”的观点:一是语言使用的方式;二是对语言所有表达方式的选择;三是以语言使用范围为标准;四是文体学以文学语言为研究对象;五是文学文体学以审美功能为重点;六是文体是透明而朦胧的,可解释和言说不尽的;七是表现同一主题时采取的不同手法[1](P60)。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文体可以理解为人说话或写作的方式,即口头的或书面的表达方式。因为是表达方式,它就应该与所要表达的东西,即内容、题材、题旨等相对而言,但又相互联系。综合考察中外对文体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理解,我们可以把文体解释为文本或文章的体裁、语体和风格三个层面。体裁是文本的体制、格式、主要表现手段等方面的成规或惯例。语体指同一类别的体裁所惯用的语言的特色,如词语的选择、修辞技巧的运用等等。风格则是指作家在运用某种体裁、选择语言时体现出的个性特征。

本文主要讨论文体的前两个层面,即体裁和语体以及体裁的演变规律,并不局限于文学文体的范围。

二、中国古代文体概述

在《尚书》中,古人就分别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诗经》六义,“三体”风、雅、颂,“三用”赋、比、兴,大致可理解为体裁、语体两个层面。孔颖达《毛诗正义》云:“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

[收稿日期]2004-04-21

[作者简介]谢延秀(1971-),女,陕西延安人,延安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从事文化学与写作学研究。

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科八类,有奏议、书论、铭诔、诗赋之说,而雅、理、实、丽则是八种体裁的语体特征。陆机的《文赋》则增益为十体: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缘情而绮靡”、“体物而浏亮”等也是相应的语体。曹丕所谓“应日易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谈的是个人风格,与作家的“气”(个性气质)有关。陆机也论及这一层面。“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不同个性气质的人,选择体裁语体不同。挚虞《文章流别论》论及诗、赋、七、颂、铭、箴、诔、哀辞、碑、解嘲、图谶等十几种文体。萧统《昭明文选》罗列文体39种(不算子目细类):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移、檄、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文、难、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出文体34种: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其《体性》篇中的“八体”,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则是语体的分类。“性”即曹丕之“气”,作家的个性气质,“性”与“体”(体裁及语体)结合,即是风格。姚鼐《古文辞类纂》中把体裁并为13种: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

三、古代文体学划分的依据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中认为,文体是圣人创造的,是源,后代衍生出的众多文体,自然是流了。“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易惟谈天”,“书实记言”,“诗主言志”,“礼以立体”,“春秋辨理”。“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后人尽管“万家腾跃”,而只能“终入环内”了。

我们不否认一些经典作家开创文体的作用,但文体又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这里有其他作家的模仿,也有读者的阅读期待。而更本质的问题是,经典作家又是如何创立为大家公认的典范呢?《文心雕龙・征圣》言,“圣因文而明道”,文章有“记言”、“言志”等不同用途,因而具有了不同的体例。可见,古代文体划分的最主要依据是文本的实际功用。《文心雕龙・定势》中说:“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作家“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是理论家划分文体的关键所在。《文心雕龙・体性》言:“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以符外者也。”情理在心为性,发于外为体,而作家才、气、学、习各有不同,故所选择的体势不同。体势合而言之是文体,分而言之是体裁或体制、语势或语体。《文心雕龙・熔裁》又言:“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从更具体而言,作家一要根据情理确定体裁,二要根据内容选择材料,三要选择语言显出要旨。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言,“修辞所须适合的是题旨和情境”[2](P8)。我们可以把狭义的“修辞”还原为“修辞立其诚”的广义上去。“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有写作都有一个选择表达方式的问题,即广义的修辞或文言(文饰言辞)的问题,也即都面临题旨和情境的问题。就是说,文体总与题旨和

“何事”(题材、内容、意旨)、“何人”情境有关。题旨和情境可以具体化为“六何”,即“何故”(目的、用途)、

(作者与读者)、“何时”、“何地”(时间、地点构成场合、背景)、“何如”(语词、语法、修辞等的选择)。

古人划分文体固然最重文本的功用目的、使用范围,但也兼顾其他方面。如《尚书》中六种文体,发出者同是君王,但因接受者和具体用途不同而不同:“誓以训戒,诰以敷政,命以喻天,故授官锡胤。”(《文心雕龙・诏策》)。再如《文心雕龙・檄移》中所列檄移,同是公告,一是对敌,一是对民,一武一文,故又可分而论之。《毛诗序》言:“风,风也,教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或用以教化、讽喻,或用以言王政兴废之理,或用以歌功颂德、告慰神灵,这是从功用及内容上分类。风以上、下分,又可见其注意作者与接受对象的关系。“主文谲谏”,是语体特征,是为了达到讽谏的语用目的而采取的华美词藻和委婉含蓄的手法。《文赋》中所举说与论同是言理,但因对象不同而“炜晔而谲诳”,

“诗以道志”的发展,是诗的目的和用途;绮靡是与此相类。《文赋》言“诗缘情而绮靡”,缘情是“诗言志”、

指由此而来的语体特征,是曹丕所谓“丽”,要求言辞华美,音韵和谐。总的说来,古人还能从文章的目的和手段、内容与形式、题旨和情境几方面综合考虑,并以此分类。但问题是,有的偏于目的、内容,有的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