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边际与超边际分析模型[1]
企业内部剩余权力配置的分析
企业内部剩余权力配置的分析作者：金山来源：《北方经贸》2012年第08期摘要：企业内部不同权力配置机制的效率意义源于不同于新古典式优化活动的企业家活动。
由于企业家活动的事前不可观测性和不可判断性，即使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有关经营能力的信息在事前是对称的，将剩余权力配置给前者也是最优的。
关键词：企业家活动；剩余权力；最优配置中图分类号：F203.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913X（2012）08-0004-03分析表明，即便在事前有关企业家能力的信息是完备的，由于企业家活动的特殊本质①，将剩余权力配置给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也是最优的。
一、引言现代企业理论表明，所有有关企业区别于市场的特殊性质和其特有功能的分析都离不开企业家活动这一关键因素。
如果所有经济活动都是新古典式的优化决策活动，那么完全没有必要存在企业，因为一切都是计算好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可以通过完全的市场合约进行组织，企业相对于市场并没有什么优势。
一旦经济中充满着大量企业家活动，企业的特殊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企业合约之所以代替市场合约来组织企业家活动，必然是企业合约具有市场合约不具有的某种高效率。
本文将不对此作深入探讨，这里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企业内部的委托权配置机制上，下面的分析将逐步表明，企业家活动是影响企业内部剩余权力最优配置的重要因素。
现实企业之所以选择某种权力组织结构，是因为这种结构可以最大化企业参与各方的利益。
因此，那种认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削弱了所有权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它非但没有削弱所有权，反而在效率意义上加强了所有权，如果这种分离削弱了所有权，所有者完全可以选择其他实现所有权的替代方式②。
其实由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就在于认识到，生产的制度结构本身是可选择的变量，当事人在选择生产的组织方式时同样在做新古典式生产者一直在做的事——利益最大化。
前者被新古典经济学忽略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其偏重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缺陷，另一方面在于处理这一问题的数学工具的缺乏。
杨小凯的贡献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
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没有区别总量、平均量与边际量，因而不能解释价值悖论――为何钻石用处不大但价值很高，而水非常重要但价值很低？新古典经济学引入边际分析，可以解释价值悖论。
但由于着重于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却忽略了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
资源配置的边际分析研究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产品与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与成本。
但专业化的选择是，要专业下海捕鱼还是要专业上山打猎，而不只是在边际上增减捕鱼或打猎的时间。
因此，对分工与专业化的分析，不能只用边际分析，而必须比较不同专业点。
小凯用现代数理经济学的方法（符合个人效用极大化，市场均衡等），设计出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的简单模式。
分工与专业化的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
分工与专业化的好处是能通过专业化的经济（由于有报酬递增）而提高生产力。
由于学习与其他固定成本、熟能生巧等原因，用两倍的时间捕鱼能够捕到超过两倍的鱼。
但一个人不能单单吃鱼，必须用来交换其他产品，而这必须付出交易成本（包括把产品带到市场与带回，讨价还价等）。
最优的分工水平是在提高专业化的经济与减低交易成本之间做最优取舍。
在我们的简单模式中，每个人天生一样，生产要素只考虑劳动时间（后来文玫引入自然资源），没有政府（后来李克与廖伟文分析政府），也不考虑不确定性（后来由刘孟奇Monchi Lio所分析）。
一个人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假定对产品的价格没有影响（张定胜和我正在做厂商对其产品的价格有影响力的模式）。
他可以选择把他的时间用在不同物品的生产。
当交易成本很高时，最优选择是自给自足，每个人生产所有自己需要消费的物品。
当交易成本足够低或专业化经济足够高时，人们的最优选择是部分分工，减少自给自足产品的数目，出售自己较专业生产的物品，购买自己没有生产的物品。
当交易成本继续减低或者说交易效率继续提高时，自给自足产品的数目继续减少，专业生产继续增加，生产力也随之提高。
比较优势为什么可能是错的
杨小凯：比较优势理论为什么可能错贸易理论的发展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以斯密（Smith，1776）为代表的绝对优势说，当代经济学称其为内生比较利益说；另一种是以李嘉图（Ricardo, 1817）外生技术比较优势和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 1919; Ohlin, 1933，简称HO）为代表的禀赋比较优势说。
这两条思路的差别并不是简单的外生与内生比较利益的差别，它们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的不同发展思路。
前者关注分工网络、经济组织的变化，而后者则关注资源的分配。
二战以来，外生比较利益说一直是贸易理论的主流。
但实际上，外生比较利益说中的HO定理严格意义上已经被推翻，而李嘉图外生技术比较优势说也并不象过去认为的那样具有一般性。
本文评述推翻外生比较禀赋优势说的文献并介绍否定HO定理的经验证据。
我们先介绍比较利益说的三个版本。
第一个是一般比较利益说。
它是指一个国家出口比外国相对便宜的商品，进口相对贵的商品。
也即，若A国自给自足时X和Y的相对价格低于B国X和Y的相对价格，则A国出口X进口Y。
迪克特－罗曼（Dixit and Norman, 1980, pp. 95-96）给出一个例子说明这种比较利益说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参见杨小凯和张永生在《中国经济学季刊》创刊号文章中的附录例2）。
在此例中，在一定参数值范围内A国自给自足时产品2相对于产品1的价格高于B国，但有国际贸易后却反而出口产品2。
第二个版本是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利益说。
它是指，当两个国家都自给自足时，若A国生产X相对Y而言劳动成本比B国较便宜，则A国应出口X 而进口Y。
这里有两个相对概念，一个是X与Y的相对成本，一个是A与B国相对而言。
因此，这两个相对概念并不意味着A国生产X的绝对成本一定低于B国，有可能A国生产X和Y的绝对成本都比B国高，但X对Y的相对成本却可能比B国低，这时A国应出口X而进口Y。
对于只有劳动一种生产要素和不变规模报酬的李嘉图模型，只要A、B两国生产X和Y的相对劳动生产率不同，则此种比较利益说在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生产要素的模型中就可能成立。
产业结构演进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21世纪以来，中国产业结构再次调整，重化工业 重新受到重视，汽车、钢铁、化工等产业迅速发 展，同时，金融、房地产、物流等服务业也成为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改革开放与轻工业崛起
改革开放后，中国产业结构开始调整，轻工业和 消费品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逐 渐形成。
新常态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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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案例一：美国的产业结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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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初期
在19世纪初期，美国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开始
大规模发展纺织、钢铁等制造业，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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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化与服务业兴起
20世纪初至中期，美国产业结构逐渐从重工业转向服务业，汽车、航空 、电子等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金融、保险、教育、医疗等 服务业也迅速发展。
信息化与知识经济时代
20世纪末至今，美国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 产业成为主导，知识经济和服务业继续壮大，形成了以高科技产业和知 识密集型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结构。
案例二：中国的产业结构演进
计划经济时期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产业结 构以重工业为主导，轻工业和农业相对滞后。
产业结构高级化
分析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如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 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
产业融合与新兴产业发展
探讨产业间的融合现象，以及新兴产业在整体产业结构中的地位 和作用。
演进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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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 分析技术创 新对产业结构演进的影 响，如新技术如何推动 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 业的诞生。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升 级成为重要任务，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现代服务业成为新的发展重点，推动中国经 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杨小凯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
杨小凯不要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变革发布时间：2002-9-28文章来源：本站文章作者：杨小凯杨小凯，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留学北美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
他是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经济学的开创者，该学派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问题，绝大多数经济现象都能够用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
杨小凯的先驱工作是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正式分析带回到主流经济学的核心。
杨小凯最近完成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新兴古典和新古典观点》英文版已经出版，中文版将于今年年底面世。
这本教科书的出版意味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确立、研究开始走向成熟。
同时，杨小凯也在用超边际方法重新改写发展经济学。
战后几十年来世界银行和发展中国家运用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等人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收效甚微。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人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发展的问题。
杨小凯即将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发展与劳动分工》就是将超边际分析用于发展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十多年来，杨小凯在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同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他应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最近几十年发展的前沿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
他从一个局外人的独特角度发表了对中国经济改革热点问题的独到见解，虽然有些批评很刺耳，但是从他的言行中我们能够深切的体会到他地拳拳之心。
访谈制度创新和后发劣势问：您认为中国20多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一个有意的模仿和自发的制度演进相结合的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决定因素是什么？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答：无论是自发的制度演进还是有意的模仿，法律制度都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中国农村改革是自发地发展的结果，实践证明卓有成效，广东等地模仿香港，发展土地市场，使经济实力大增。
这其中，商人从赚钱的角度自发地发展新制度是体制改变的原动力。
改革往往是下层商人自发创造的，而这些新制度同现行法律和制度往往不符合，新制度取得成功后会促使政府修订法律制度。
案例分析资料2林毅夫我和张维迎在争论什么
[案例分析资料]2林毅夫：我和张维迎在争论什么2016-09-25近日，两位顶尖经济学者林毅夫和张维迎围绕我国产业政策爆发了激烈争论。
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发表演讲，主张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
9月13日，林毅夫教授发表文章，观点鲜明地针锋相对。
中秋节期间，张维迎又对此作出了回应。
随后，针对张的批评，林毅夫进行了逐条反驳。
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是一场在学术界纷扰良久的争议，双方都在为自己坚持的立场而正名。
回到本质，这是一个关乎市场与政府的命题。
这是一个值得点赞的争鸣，最起码说明经济学的圈子不至于死水一潭。
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不仅是一场学术之争，更是未来中国经济走向方向和方式的争论。
最终，哪一种观点占上风，将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未来的取舍和走向，所以必须看起来！下文为近期林毅夫回应张维迎的文章主要内容，标题：《我和张维迎在争论什么》在中国经济改革与转型进行了35年、成绩斐然但问题同样尖锐的当下。
维迎和我的发言及相互评论在媒体上广受关注，并连带地追述到1995年我和张维迎有关国企改革以及2002年我跟杨小凯有关“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
为了使这场争论能够达到“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我想对照中国和其他转型中国家的实践，再次回顾二十年前的国企改革、十二年前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并就中国经验和回归斯密等争论做进一步的阐述。
1 国企改革的争论1995年我和维迎就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被媒体称为“北大交火事件”，那次争论媒体进行了许多报道，其后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文章，维迎也有系列论著，系统阐述各自的观点。
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
他认为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优先成为企业家，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
杨小凯教授简介
杨小凯教授简介2004年7月7日，北京时间7时49分，在与晚期肺癌抗争了三年后，一个传奇人物走完了他坎坷而又卓越的一生。
他就是被学界普遍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裔教授之一的杨小凯。
去世前，杨小凯的学术职位包括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递增报酬和经济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他的论文见诸于《美国经济评论》(AER)、《政治经济学杂志》(JPE)、《发展经济学杂志》(JDE)、《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JEBO)等国际一流经济学刊物，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经济发展与分工》、《分工和经济组织：一个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分析框架》等。
作为一个内地长大的华人学者，杨小凯被认为是“首位冲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内地经济学家”。
对经济学有关分工中「超边际经济学」的研究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
他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开创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试图“消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包纳新古典经济学”,成为一代经济学宗师。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赞誉杨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的著作《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被匿名审稿人评论为：“这是一项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的研究，激动人心而又令人屏息以视。
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有能力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也是世上仅有的几个有能力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在整个经济学面临剧变的时代，他处于这个剧变的最活跃部分。
”休克疗法设计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在他为杨小凯所著《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所作的序言里(题为《杨小凯的贡献》)，表示，“作为序言的作者，还有杨小凯一直以来的同事和值得托付的朋友，是我的幸运。
”杨小凯早年历经坎坷，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就读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中，当时年仅14岁的他曾以一篇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
超边际分析方法
[编辑本段]什么是超边际分析
现代主流认为，边际分析无法解决分工的问题，于是引入超边际分析。简单地说，超边际分析就是将产品的种类、厂商的数量和交易费用等纳入分析框架的分析方法。
超边际分析包括角点均衡和全部均衡两部分，它是比较各个角点解的局部最大值，从中产生整体最优解。即它的每个均衡都是基于角点解，全部均衡是众多角点均衡中的一个。这个全部均衡，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在给定价格和选择各种模式的人数时，每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和模式使效用达到最大化；二是相对价格和选择各模式的人数使供求相等，也使效用在一个结构的各模式间相等。即每个角点均衡解决给定分工水平的资源分配问题，而全部均衡决定分工的水平和结构。而新古典经济学由于只解决了资源分配问题，不能内生分工水平和结构，故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每个角点均衡都相当于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均衡。
[编辑本段]超边际分析与边际分析的区别
超边际分析就是在边际分析的基础上加了一个“超”，这个“超”也就是多了一个步骤，更具体一点说就是人们在做出资源配置的决策之前，先选择专业和分工水平。从而就产生的“角点解”和用来使对它的分析简化的“文定理”，不能不说这是伟大的创新。“角点解”是人们在选择专业化水平时产生的，新古典经济学里面没有考虑角点解，因为它的边际分析方法只能用来分析内点解，也就是给定分工和专业化水平时的资源配置问题。
[编辑本段]超边际分析的步骤
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最优模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此可见，超边际分析方法既脱胎于边际分析，包含了边际分析，更超越于它。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作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作超边际选择。实际上，他们的选择还要涉及出售多少产品、是否雇佣工人等等，这些就是多项超边际选择了。
杨小凯也谈张五常
冲突，有效折衷一样会以捐躯必然鼓励强度以达到各类活动中鼓励的平稳，也确实是说，最强的鼓励不必然是最优的。这种模型还指出，计时工资必需与合约中的排它条款相结合才能有效折衷上述两难冲突。排它条款一样是限制雇员兼职(一样西方大学限制教授在其它机构兼职，比如一周只能兼职一天及只能假期兼职)。如无排它条款，以计时工资为主(干好干坏都一样)绩效工资为辅，雇员会将大量精力兼职。
但是，张五常的数学模型不够完满，专门是没有找到一个描述信息费用的好数学方式，反而是后来者斯蒂格利茨利用张五常的发觉，用严格的道德风险模型，一样化张的理论观点，并利用模型说明均衡失业、效率工资等经济现象。假设张五常踊跃跟踪文献的最新进展，而不是“再也不念书”，并能用较好数学模型一样化他的理论，那么他可能就取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
土地制度的多样化超级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尽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是最有效的，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尽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只是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显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因此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
国内此刻大多数人文献没读够，只从很少几个杂志上引用文章，不要说拿诺贝尔奖，确实是拿到国际上交稿子，人家都会很看不起，中国此刻99%的经济学文章拿到外国来都会因为对文献不熟被杀掉。固然有些东西国内看不到，但也有的是全然不去读。我和台湾、大陆都有接触，这方面台湾比大陆好多了。象我的从台湾来的博士生刘孟奇、刘孟俊要做个题目，在文献综述上，对弄懂他人的实质奉献上肯下功夫，比大陆来的学生要强。中国人老是他人的东西还没看完，自己就要创新，张五常也有那个缺点。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摘要］国际贸易理论起始于重商主义学说，其后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李斯特以及当代的克鲁格曼，杨晓凯等人的发展和完善，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而获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依据不同的理论假定和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从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发展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二是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模型发展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
从国际贸易理论的综述可以了解到，发展中国家参与，虽然可能会使其贸易和环境受损或者说是恶化，但是绝不可以因此否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积极作用。
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在保持原有的优势基础上，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更良好的平台。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分工与专业化;交易效率;发展完善国际贸易理论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依据不同的理论假定和分析框架，其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从斯密的绝对优势原理发展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二是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原理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模型发展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
一、古典贸易理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指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提出的绝对成本理论和比较成本理论。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假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15 世纪到18 世纪流行的重商主义是对国际贸易的第一种解释。
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家富强的办法是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政府应当鼓励出口，限制商品的进口。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对重商主义进行了批评，同时提出了绝对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阐述了比较优势的基本思想。
他认为，一国只要专门生产本国成本绝对低于他国的产品，用以交换本国生产成本绝对高于他国的产品，就会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获得总产量增加、消费水平提高及节约劳动时间的利益。
他不仅论证了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是各国的商品之间存在绝对成本差异，而且指出了存在绝对成本差异的原因。
当代经济科学
2008年1月第30卷 第1期当代经济科学Modern Econom ic ScienceJan.02008V o l .30 N o .1资源诅咒:一个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刘瑞明,白永秀(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127)摘要:本文从分工这一角度出发,在一个包含偷抢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分析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内生化了资源诅咒假说。
分析表明,丰富的人均资源本身会提高分工的门槛,使得人们难以形成有效的分工结构,从而抑制经济增长。
另外,由于资源丰富国家往往伴随高的偷抢水平,这也降低了分工合作的可能性及其经济绩效。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为了避免资源诅咒效应,必须打破现存的资源依赖格局,构建良好的制度基础,实现分工深化以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资源诅咒;分工;交易效率;偷抢;经济增长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1)-0106-06一、引 言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备受争议。
一方面,人们认为自然资源作为礼物是一种祝福,因为,自然资源构成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引擎,历史上那些较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几乎都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
一些学者(De Feranti et .al,2002;Christa,2006)[1,2]的实证研究指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
但是,另一方面,人们也发现在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落后于那些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Auty,1990,2001;Sachs and W arner,1995,1997,2001;Gylfas on,2001;徐康宁、邵军,2006)[3-9]。
人们根据对这一现象的观察提出了“资源诅咒”假说(Sachs and W arner,1995)。
资源诅咒的命题不仅存在于国家之间,即使在一国内部那些资源富足的地区也显著地比资源缺乏的地区增长的更为缓慢,徐康宁、王剑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证实了“资源诅咒”效应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性[10]。
刘道玉自传中关于杨小凯的片段
刘道玉自传中关于杨小凯的片段本文节选自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独白》（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9月）。
见该书第六章第三节《不拘一格降人才》，第168页。
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84年我校成立了经济管理学院，以培养大批的经济管理类人才。
但是，管理学科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大学尚不能输送这方面的人才。
于是，从实际工作部门和留学生中招聘人才就成了一项重要措施。
人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这问题不仅大学存在，在科学研究单位表现得也很突出。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于1980年试行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研究人员。
我了解到，在他们录取的人员中，有一名叫杨小凯的人，是湖南省新华印刷厂的工人，非常有才华。
由于他和妻女的进京户口解决不了，所以他没有被录用。
得知这一情况后，我立即派人到湖南，在征得杨小凯本人和所在单位同意后，很快把他和妻子吴小娟及女儿调到了武汉大学。
调入时，他已发表30多篇论文，翻译出版了一本书，据此，我们给他评定为讲师。
他是自学成才的，而且经历是很坎坷的。
他的父亲是杨弟甫，曾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第五号人物。
"文化革命"中，他又被批斗，其母自杀身亡。
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判刑10年。
从17岁到27岁，在狱中，他自学了高等数学、《资本论》和英语，他的许多成果都是在狱中完成的。
他调入我校之前，由中央组织部门出面，通过湖南省委为他父亲和他彻底平反。
他十分感谢武汉大学对他的信任，也很珍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条件，愿意为武汉大学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的才华和成果，引起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量经济学权威邹致庄教授的注意，发来邀请信和录取通知，接受他做博士研究生。
但是，在研究和批准他出国时，却遇到了阻力，学校领导内有人说他是***分子，不能让其出国。
浅思分工理论的演进
浅思分工理论的演进摘要：分工理论强调依靠经济内生动力来维持经济报酬递增式增长，这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思路有相通之处，理清分工理论的演进及其发展对于研究当前经济转型至关重要。
而专业化和多样化是分工经济的一体两面，专业化和多样化会带来人力资源内生，知识集聚等外部性作用。
关键词：分工；专业化；多样化；内生关于分工的话题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由诸多哲学家所探讨。
其中色诺芬是第一个阐述劳动分工重要性的思想家，在《普鲁士的教育》中，色诺芬肯定了分工对于产品制造的重要意义。
他同时强调了分工与市场的关系，劳动分工会提升商品价值。
该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也从个人发展等方面提到了分工的重要性。
重商主义时期，威廉配第是第一个认识到了分工对于提升产品生产效率和商品价值的巨大作用，他将分析视角放到了制造业的不同环节上，并认为分工会引起制造业效率的提升。
在他的思想中，首先提到了通过分工专业化，可以将产业放到某地而发展，这样会节约运输费用。
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对分工进行了系统性研究。
他肯定了劳动分工对劳动生产率的巨大提升作用并分析了该机制的形成原因：劳动者因工种的分工而孰能生巧，效率提升；节省了转换工种的适应成本等。
引起分工的原因在于人的交换倾向，分工受限于市场规模（交通运输、人口等）―斯密定理（杨格，1928）。
斯密理论中已经蕴含了分工深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机制的雏形。
按照斯密定理，分工的不断深化必然会导致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以致达到市场垄断，这引出了“斯密悖论”―既然是市场限制了分工，那么典型的产业结构就是垄断；按照一般均衡理论，产业结构却应是竞争的。
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的概念以解决分工演进与竞争性产业结构的不相容问题。
内部经济是指企业自身生产规模扩大而使生产效率提升；外部经济指企业规模扩大对该企业以外的产业内企业的有利影响。
当收益递增是因外部经济引起时，收益递增与完全竞争能够相容；收益递增是因内部经济引起时，企业因企业家才能等原因具有衰亡周期，也不会导致产业垄断。
资料-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3.1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超边际分析方法，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理论，并运用这种新的理论对传统的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其中就包括了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
一、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起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起源无疑是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然而更为直接的起源，或许可以定义为20世纪50年代，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德（Borland）和黄有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所建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因为他们的工作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与工具基础。
此外，科斯（Coase）的企业理论及其衍生的交易费用学说后来成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重要研究基础。
综上我们有理由认为，绝对优势学说、新兴古典经济学与科斯的企业理论共同构成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起源。
（一）对绝对优势学说的重新思考斯密在其代表性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利用“绝对优势”的原理来说明国际贸易开展的动因，即每个国家都有其适宜生产某些特定产品的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
如果每个国家都按照其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则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
在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国际贸易学界普遍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更加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即只要国家之间的生产效率差异不是“处处相同”，则对外贸易并不一定需要每个国家都存在绝对优势才能开展，换言之绝对优势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的特例。
但是，新兴古典贸易学家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D-S模型①发现即使两国的初始条件完全相同，没有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只要存在规模经济，两国依然可以选择不同的专业化道路，最终产生内生的（后天的）绝对优势。
简而言之，我们完全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它们有斯密所说的源自专业化的绝对优势，但却没有李嘉图所说的源自生产率差异不平衡的比较优势。
可见，在某种条件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不能包含斯密的绝对优势概念，因而新兴古典贸易学家认为绝对优势学说或许更具一般性。
服务型政府视野中的公共服务分工
服务型政府视野中的公共服务分工内容提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求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
公共服务分工是指政府在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财政责任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和社会在整合资源方面的特有作用，发展公共服务规划者和生产者的专业优势。
尽管公共服务分工有利于弥补政府直接生产的局限性，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交易成本，需要进行有效的合同治理。
对于公共服务分工而言，选择能够节省交易成本和具备激励机制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
公共服务的分工还有助于防止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对抗，重建新的权利和责任体系，有效地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分工合同治理交易成本服务型政府是当代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
服务型政府以满足公民需求为最高目标，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需要重点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更需要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机制，进行积极的制度供给。
我国已进入一个私人产品相对丰富和公共产品相对短缺的时代。
面对公共服务的严峻挑战，在公共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公共服务无法由单一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某一个层级来解决，无法由一个“全能政府”来独自提供。
如何通过公共服务体制创新来提供优质、高效、方便、快捷的公共服务，已成为各级政府面临的紧迫问题。
政府不仅要科学地划分不同层级和部门之间在公共服务职能上的合理分工，更需要充分发挥政府之外的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在公共服务中特有的专业优势，与市场和社会形成和谐的分工协作关系。
一、公共服务分工的提出分工，是指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中，工序或者功能的划分，指工作的工序或者社会的功能被分成不同的部分，每一部分由不同的人来完成，这一概念既包括劳动分工(division of labor)，又包括社会分工。
分工并不是经济生活所特有的现象，政治、行政和司法领域也越来越呈现出分工与专业化的趋势，相比较起来，对于公共服务领域的分工和专业化的讨论并不多见。
公共服务分工的思想来自于区分“公共服务的供给(provision)”和“公共服务生产(produc－tion)”，但是，基于市场的私人物品生产分工和基于市场、政府、社会、个人之间的公共服务分工截然不同。
为什么交易服务中间商存在_内生分工的一般均衡分析
第8卷第2期2009年1月经济学(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V ol 18,No 12January ,2009为什么交易服务中间商存在?内生分工的一般均衡分析庞 春*摘 要 本文考虑个人既是生产者(包括中间商)又是消费者的情况,同时基于分工获益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冲突,运用超边际及一般均衡方法,探索了交易服务中间商出现和存在的理由。
本文证明,交易服务中间商是专业化和分工水平提高的产物,而这种专业化和分工水平的提高则来自于制度效率和交易服务的交易效率所共同决定的产品总贸易效率的充分改进;交易服务中间商的出现还受到生产和交易的学习成本的影响,也会随着交易服务的生产技术的提高而加速;总贸易效率的提高同时也导致了交易服务中间商协调的委托贸易模式取代自给自足和非专业化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直接贸易模式,并使得市场种类数增加、经济依存度提高、交易迂回度提高和人均真实收入增加。
本文对于理解运输和物流服务的外包与内部化、生产与交易的交互作用以及营销渠道的形成具有意义。
关键词 贸易效率,内生分工,交易服务中间商*南京审计学院分工与超边际研究所。
通信地址:南京市北圩路77号南京审计学院分工与超边际研究所,210029;E -mail:chun pang2000@ 。
本文为作者在澳大利亚莫纳什(M onash)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有关中间商的四个一般均衡模型中有关/commission m iddlem en 0模型的修改版(见Pang,2005,Chap.2;也见Pang an d Ng,2008)。
感谢黄有光、杨小凯、H.Sh i 以及K.T race 的指导,感谢留学前在商业企业10年的工作经历,尤其是在美国总统轮船公司(APL)深圳的工作经历,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论,文责自负。
该研究受到莫纳什大学国际研究生奖学金、澳大利亚研究基金委员会(ARC)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0731002)和面上项目(70571034)的资助。
基于交易效率和福利增进的城市化一般均衡分析
Vol.9No.122012年12月第9卷第12期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Dec.2012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市化率长期踯躅于18%以下，1979年之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掀起了第三次世界城市化浪潮，城市化率从不到20%跃升至接近50%，年均增长1%左右，被誉为“驶入快车道的列车”。
但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同时，城市化负面效应也不断显现，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成本，尤其是就业增长成本和社会福利损失，并制约着结构转型和经济持续增长。
20世纪90年代杨小凯以“交易效率”概念为基础，建立城市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交易效率在新兴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得到进一步扩展。
但城市化进程中的福利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本文将在交易效率基础上，引入福利增进，进行城市化的一般均衡分析。
一、城市化的本质城市化是城市形成、扩展的动态过程，但城市的出现不等于城市化的开始，在前工业社会，社会呈现的是“城市乡村化”（马克思），也是“自然的城市化”。
工业革命是分界线，它改变了城市与农业的自然状态，开始了真正意义的城市化历程，即“社会的城市化”。
这一改变源于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得益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剩余产品迅速增加。
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包含农业技术、新作物的引进与推广、农具的改革与农艺的改进、生产经营结构的变革等内容的“农业革命”推动了农业产量的大幅提高。
以英国为例，1700～1800年间，英国平均每英亩土地的产量增加了44%。
第二，大批剩余劳动力产生。
1700～1800年世界人口规模激增，增长率明显高于1700之前的人口增长率，但人类开垦荒地转化为农业用地的速度却落后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如英国在这一时期开垦荒地仅使农业用地增长了5%，人多地少使得农业部门产生了大批剩余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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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边际与超边际分析模型
基本思想：经济全局均衡（这是杨一直强调的一般均衡的意义，这也是其坚持经济一定存在收敛的原因，从而也是其否定后发优势的理论基础，与林毅夫的争论是集中体现），局部不均衡（这是杨模型具备动力学的基本前提，其主要体现就是比较优势与比较价格的不对等），
严格说来，杨的模型并没有突破新古典的框架，但是由于抓住了斯密的分工与市场的相互决定的观点，其在解释经济现象的能力是比较强的，特别是其解释宏观经济增长时候，将Kugman 的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与Romer 的两部门扭曲导致创新资源的存在形式化有着突出意义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新古典的微观与宏观的假设前提相冲突（资源有限论与资源无限论）的情况。
但是其数学要求是比较高的，跟着做的人并不是太多。
1)假设
1,同质性假设,无论对于任何行为主体,各产品的边际转换率在研究对象上分布相同,为β形式(同质性假设);可以展开异质的假设(i β).
2,总合的假设,效用采用紧致形式,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国家,采用紧致形式表示效用,劳动力资源（即总量为1的假设）.
3,存在交易费用,这种交易费用采用交易效率k 表示,交易效率为外生参数可设定(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
2)模型
1,约束目标:
研究对象的效用最大化,采用直积形式如下:
11,,,1,2,,(),1.j j j j d s i i i j n j n
j j d i i j j j x x x j n x kx i MaxU ββ======+=∑∏ 或者改写为劳动力分工形式如下（规划的变量不同）:
1
1,,,1,2,,(),1.j j jd i i j ix j n j n j jd i i j j j x x l j n x kx i MaxU ββ======+=∑∏ 其中: j i x 为单位(国家或者个人) i 消费自我生产的产品j x 的数目, j d i x 为i 通过贸易购入
消费的产品j x 的数目. j ix l 为i 生产商品j
x 的专业化水平，i 为国家或者个人标号，而j 为
产品标号。
（注意：这里有个假设，对于不消费某种产品，并不会导致整体效用为0，因为处理这种情况是采用缩小产品集合的作法，而不是直接加入一个为0的乘子）。
. 2,约束条件:
约束1,.产出约束:
生产者-消费者复合体的生产函数为: ,1,2,,j j j p j js i i i ix ix x x x a l j n ≡+==
其中: j s i x 为单位(国家或者个人)i 提供’出口’的产品j x 的数目. j ix a 为i 生产商品j
x 的
劳动生产率.
约束2,劳动力约束为:充分就业 1
1j j n ix j l
===∑. 约束3,预算约束: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 11j n
j n
j s jd i i j j x px ====≡∑∑ 其中: p 为进口产品与出口产品之间有比较优势决定的比较价格(或者是购买力平价汇率)
3.求解:
解的形式:采取上述最大化下面的量是否为零来判别分工与贸易模式,具体含义对应于生产(不生产)\出口(不出口)\进口(不进口)该产品，注意，贸易与分工的差别，这也是杨小凯为什么引进对应产品的两个变量，而不是一个变量（只需其取对应的正负值）.
解的组合判断:1)变量个数: 3n ;
可能组合个数(几何形式): 32n
;
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根据文定理(文枚,1996),可以推知存在: 0,1,2,,js jd i i x x j n == ,从而这两个变量同时为正不允许存在（不能同时进口出口同一个产品）并不独立,可以排除组合: 3(1)3*2n n -;
根据效用为正的约束, 0,1,2,,j jd i i x x j n +== 不允许存在，否则总效用为0，而这两个变量同时为0也不允许，可以排除组合为；3(1)3*2n n -。
在模型中，也不允许美国这样的国家出现（不允许负债，经常项目必须为0），必须遵循预算约束：
这部分的计算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