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地位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地位研究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历史表明，党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因此，总结新中成立以来党在知识分子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进一步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和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知识分子；地位；启示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021-02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党关于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正确与否已经成为党的指导思想成功与否的标志。

知识分子得到重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就较为顺利，反之，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容易遭受挫折。

本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进行初步探讨并就其给予我们的现实启示进行粗浅分析。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这一时期指1949年至1957年初，新中国的成立象征着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这表明知识分子的命运开始有所改变。

这一改变从根本上为我国知识分子施展才能，发挥作用提供了可靠的前提。

旧中国科学文化极为落后，知识分子所占人口比重很低。

因此，造就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建设新中国的一项战略任务。

对此，党和人民政府从两方面着手工作。

一是采取各项措施培养新知识分子，二是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统统采取“包下来”、“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1956年一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报告首先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向科学进军！”并正确估计了知识分子在政治与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和基本政治立场上的变化。

1957年初，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基本倾向是重视和肯定知识分子的，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较为正确的估计，重申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此次调整切实改善了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地位，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是一次主动的卓有成效的调整。

此后全国迅速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二、知识分子地位的下滑这一时期指1957年到1976年，1957年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

1957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

“右派”成了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加之1959年错误的反右倾，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由于在各种运动中被打击的大多数是党内外的知识分子，因此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的思想被禁锢，积极性和创造性也被严重地挫伤。

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再一次调整了知识分子政策。

在周恩来和陈毅主持制定的教育、科技、文艺工作条例草案中特别强调要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鼓励知识分子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为社会主义的教育、科技、文艺事业服务。

1962年在广州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再次做了《论知识分子》的报告，他严厉批评了轻视、打击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和做法，重申党中央和毛泽东过去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郑重宣布：我国的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广州会议之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进一步的落实，为“右派分子”分期摘帽，为被错误批判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平反。

可是这些努力，很快被相继而来的“反右倾”浪潮给淹没了。

同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毛泽东做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且还有扩大的趋势。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国内阶级斗争的分析和结论，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标志着他在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

从此，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和政策再次从正确转向错误，出现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

并最终走上“文化大革命”这一完全错误的道路。

这十年，不仅知识分子的命运跌落到谷底，而且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混乱之中，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损失。

在这一特殊时期，知识分子地位一落千丈，并被称作“臭老九”和“牛鬼蛇神”，就这样，知识分子步履艰难地走过了十年荆棘丛生的道路。

三、知识分子地位的凸显这一时期指1976年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首先，重新确认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

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2]随后，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又详细论证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

”[3]这次讲话为广大知识分子彻底摘下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自此，广大的知识分子才才在精神上真正获得了解放。

其次，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论断。

1978年，邓小平恢复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

1988年，他又根据当时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思想，深刻指出了知识、科技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这一论断的深层含义还在于它提示了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特殊作用，凸显了知识分子在赋予知识分子在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中的重要作用。

再次，提出充分信任和依靠知识分子，代替了原来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

1977年5月邓小平提出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于1978年10月决定停止执行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于同年11月提出了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的合理意见。

又经过几年的摸索，党中央于1982年正式提出“政策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新时期知识分子政策。

1990年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又将上述政策正式表述为“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4]。

为了充分落实“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指导理念。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又相继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

党关于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好的落实，促使知识分子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的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地位变化的启示（一）要认清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用正确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从1957年到1976年，党在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分析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毛泽东指出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还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依据所受教育和社会出身轻率地将广大知识分子划归为资产阶级，是既不符合实际也有悖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

形形色色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搞起来的。

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致使许多知识分子因为一句话、一个观点就给戴帽子、抓辫子，永世不得翻身。

这种在人性上、道德上、观念上所留下的阴影至今挥之不去，教训是沉痛的。

因此，我们必须牢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都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要始终把知识分子当成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和工人、农民一起，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力量。

（二）要充分重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对知识分子所持有态度的变化表明，党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和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

知识分子得到重视，现代化事业就较顺利发展，反之，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容易遭受挫折。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时代又赋予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以新的历史使命，他们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极的实践者，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领导者。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知识分子是我们基本的依靠力量，他们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

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让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三）要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知识分子创造较为宽松的环境知识分子政策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实践表明，知识分子政策是否正确和加以贯彻实施，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发生了几次重大变化，使得知识分子政策不断的调整、发展和完善。

如今我国已经制定了“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发展战略。

尤其是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是对“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继承和发展。

我们还要始终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准则来制定和坚持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同时，对知识分子要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

“要在全社会进一步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批评和纠正鄙薄知识、浪费人才的思想和行为。

”[5]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良好宽松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85.[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7.[3]邓小平思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7.[4]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266.[5]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责任编辑：田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