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

李华瑞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筵这里是学术的殿堂，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故事，北宋王安石变法，对于王安石变法，有很多人都评论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政治理想的一次最大的尝试，然而自从宋代以后，在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当中，对于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态度的都要远远多余持肯定态度的，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北宋士大夫积极地入仕，推崇三代，和王安石变法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今天有关这些问题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华瑞先生，欢迎，欢迎您，李先生。您这便请。

好，首先呢，还是和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来通过大屏幕了解一下李先生。



嘉宾介绍

李华瑞，1958年出生于四川绵竹，先后在西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攻读历史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史学大家漆侠先生。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李华瑞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学术史性质的考查，2004年推出45万字的专著《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以“史料翔实，持论严谨”著称。目前主要从事宋辽西夏金史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主持人：好欢迎李先生来到世纪大讲堂。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说您是师从漆侠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您的这位老师对您的影响都在哪些方面。

李华瑞：漆侠先生对我的影响首先是改变了我这个学术生涯，我在西北师范大学毕业以后，1987年的时候，偶然在光明日报看到他在招生，我当初就抱着试一下的感觉，后来录取了以后，漆侠先生，看了我当初的那个硕士论文，他说你那个硕士论文呢，做得还是有思路，但是书读得不好，都是二手材料，到我这来呢,好好读书，我就基本上踏踏实实，就是跟他做宋史.

主持人：那对于宋史的研究，您和您漆侠先生老师之间会有不同的观点吗？

李华瑞：应该有吧，比如说王安石变法，可能我就和老师的意见有点不同。

主持人： 先生会认可您和他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吗？

李华瑞：漆侠先生应该来说，对学生做研究这个方面呢，他是鼓励创新的，当然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他是同意的，但是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不能说是你言之无物的，就是为翻案呀，或者为标新立异的这种他是反对的，那他还是要坚持他自己的，就是你说的要言之有物，你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以。

主持人：很多人进行学术研究呢，我也听说过，可能都是出于对某一个人物特别地热爱啊，或者是有一种特别

的情感，不知道您在研究王安石变法之后，我想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读了很多的书，也许王安石在您的心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并不是一个历史人物了，能不能跟我们讲讲您心目中的王安石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李华瑞：王安石首先是一个人格很高尚的一个人，就是说一个是对学术的那种追求，二是他对他自己主张的那种坚持，我一会儿要讲到的就是王安石，他要变法，他有自己的那种理想，他能跟宋神宗合作的时候，就是你按照，我们这个理想，走下去的时候，我跟你合作，如果说你离我这个理想太远了，那我就不做这个相位了，他不是那种贪恋官位的那种，他当宰相，跟那个宋神宗政见不合的时候他就会辞去相位，他屡屡辞去相位，就是包括他的政敌，对他的这一点，那么后来的，像陆九渊，就是南宋的一个大理学家，给王安石写的祠堂记就专门写这一点，后来像梁启超他们给王安石翻案的时候都讲王安石的政治操守是很高尚的。

主持人：那在王安石他的性格因素当中，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您自己不太喜欢的，

李华瑞：那还是应该就是他，虽然就是我们说为真理坚持，这是一种好的品质，但是有的地方他过于固执，那么从好的方面他是坚持真理，可能不好的方面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善良的意见，或者比较不同的意见，他可能没有很好地吸取，这会影响他的事业。

主持人：好我想关于王安石，王安石变法的话题呢我们已经开启了，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李先生给我们进行今天的演讲，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



北宋结束五代割据

中国实现局部统一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赵氏王朝

如何应对积贫积弱的现实

宋神宗 为何选择了王安石

作为中国士大夫改变历史的一次杰出尝试

王安石变法

留给后人哪些遗憾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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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瑞：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自南宋初年，彻底否定王安石变法，迄今，历史已走过900年的历程，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的褒贬评议也是一桩几经变动，到今天，也难以了结的一桩历史公案。那王安石变法涉及面十分广泛，那么我今天在这里不宜做全面的评价，我只是想从王安石变法兴起及其失败，与北宋士大夫的崛起相关问题谈几点看法。北宋建国以后，实行崇文抑武，扩大科举选官范围，大兴学校教育的政策，士大夫阶层，迅速崛起，并成为北宋政治势力中与皇权共治天下的一支重要力量，那美国学者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探讨唐宋变革的时候，他们也特别地关注，宋

代士人的政治动向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但是他们的探讨多数是限于这个思想文化领域，实际上北宋士大夫的崛起，有三个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自中唐已降经济重心南移的步伐加快，至北宋中叶的时候这个南方经济已开始超越北方，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达，南方新型的中小社会阶层的势力呢，日益扩大，据《太平寰宇记》和《元丰九域志》的统计，宋初东南地区，主户约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三，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到北宋元丰时期，这个户数的主户，占总户数的比例达到了五分之四，这说明东南人口的阶级构成中间，中小地主和自耕农是占优势的，反之，北方的京东京西等路，从宋初主户占五分之三呐，到宋元丰年间的时候，就一百年，它还是五分之三，就是变化不大，那么随着南方经济力量在全国经济地位中的日益提高，特别是代表南方，中小社会阶层利益的士人，也渐次开始主导和控制北宋政治的话语权，据研究，这个宋仁宗朝，是北宋执政官员人数由北方多于南方转变为南方多于北方的分水岭，在北宋前期，南方士人作为北宋的执政官员的人数，只有12%，到北宋中叶的时候，他已经达到37%，那么到宋神宗的时候已经达到了62%，再比如这个翰林学士的地域分布呢也有类似的变化，宋仁宗以前的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在这三朝中间，北方士人担任翰林学士的数额，要占到70%以上，那么到宋仁宗时候，情况大变，南方士人，大幅度地增长，其百分比从前朝的最高不到30%，猛增到近60%，以后的各朝保持了这个趋势，这说明宋代的这个士大夫的崛起，南方士大夫是它一个很大的特点。

第二帕

士大夫阶层的兴起

在政治舞台上又面临着怎样的机遇

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具体运用上

士大夫们又存在着哪些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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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瑞:那么第二个特征是自中唐开始的儒学复兴运动到北宋中期达到高潮，大致形成了王安石的荆公学派，司马光的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派还有洛阳二程、关中张载为代表的理学派，那么用融会贯通的儒佛道三家这个思想，重新地诠释儒家的经典，高扬内圣外王的大旗，重建社会秩序是当时士大夫们的共同理想。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政治，宋儒们通过成德立功来实现内圣外王之道，就更具有时代的特征，他们把学术探索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上表现经世济用之学，早在儒学复兴运动初起之时，士大夫们就不是简单地从理论上来探索这个经学，而是重实际讲实效，比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的所实施的湖州教学法，就极明显地体现了这一

学以致用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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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二程对张载官学学风的这个赞誉呢，也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儒学复兴时期，这个重实践的学风，程颐说：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学，礼乐兵行之学，庶几善学者。再从儒学复兴时期，儒学经典中的易经，春秋，还有周礼，受到特别的重视，而成为显学，这也是，适应社会变革的政治需要，那么宋儒借易经发挥哲理，来论证现实社会的秩序，那么借春秋倡导尊王，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和抵御外族的入侵，借周礼，以陈述改革积弊的政见，因而经学逐渐从哲学和政治学说两个方面求得新的发展，至于发动和领导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和王安石，更是摆脱前此的旧注疏，从经典中寻找变革的根据，王安石未执政之前在嘉祐治平年间，一方面撰著《淮南杂说》，还有《洪范传》等畅谈道德性命之理的著作，一方面，则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提出了一整套纲领性的变革政治的方案，可见王安石，通经致变的目的十分明确，这是第二个特征。

第三个特征呢是北宋中期的士大夫们，遇到了“得君行道”的最佳历史机遇，这点很重要，唐宋已降，就是怀抱理想的士大夫们，代不乏人，但是能够得君行道的人这是屈指可数。宋神宗呢，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君主，他一登上帝位便谋求改变自宋真宗朝以来形成的极弱局面，根据多种文献记载可知道，在熙宁元年的四月份，宋神宗曾先后向大臣富弼和翰林学士王安石，问以之道，但是富弼呢告诫宋神宗，愿他二十年口不言兵，显然呢，宋神宗在富弼这里呢，得不到他所期望的东西，于是他又召王安石呢，越次入对，与王安石就治国之道做了一次长谈，而后应宋神宗的要求，这个王安石写了著名的《论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宋神宗很重视王安石的奏章，读了好几遍，第二次再次召见王安石的时候，宋神宗说“治国之道都在你的这篇奏章里边了，而对现在就是朝廷出现的弊端呢，你可能也有了改革方案，我希望你把这些改革的方案，都一一地能够告诉我，怎么改，”至此宋神宗选定王安石的思想，和施政纲领，进行变法图强。



应当说宋神宗选择王安石主持变法，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符合朝野士人的政治诉求的，比如这个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一封信中就说：”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说明宋神宗选择王安石是众望所归。那么王安石以“法先王之政”、摧抑兼并，作为富国强兵的施政理念，正是当时士大夫们高扬内圣外王大旗

，重建社会秩序理想的具体实践。那么由以上三点来看，王安石变法实际上是一场士大夫们欲实践其回到三代政治理想的社会变革运动，其中代表宋朝经济新走向的南方的士大夫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但是这场寄托着士大夫们很高理想的社会变革运动，却以理想的破灭而告终，其原因何在，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二十世纪研究王安石最受关注的问题，也是看法最为纷纭的问题，三四十年代，一般把王安石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阶级利益的冲突，和缺乏广泛的阶级基础，那么五六十年代，又以阶级斗争学说呢，从这个角度，把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两点，一是缺乏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二是大地主，反动集团实力强大，这两点。八十年代以后，讨论王安石变法的原因，开始从变法措施的自身存在的弊端，还有变法过程蜕变，还有王安石的个人品质方面去寻找。

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若从掀起这场变法运动的主体士大夫们所怀抱的理想，与社会政治现实的矛盾去考察，或许能得出一些新的认识，下面我讲三点。



第一点就是先从士大夫在变法过程中的表现谈起，从宋仁宗后期，到宋神宗的即位之初呢，要求变革，是当时是大夫们共同的呼声，比如说朱熹就说过，熙宁变法，指当时非独荆公如此，荆公是王安石的号，诸贤都有变更意，“新法之行，诸公实公谋之，虽明道先生（即程颢），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著名的思想家陈亮也说呢，“方庆历、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那么就是说在合变时节，宋神宗又选择了众望所归的王安石，理应该这个变法应该是高奏凯歌，然而事实却是在如何变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而这些分歧呢，主要源自士大夫们，对这个儒家学说价值取向的不同解释，和对时局的不同认识，因而出台的方案就遇到了议论纷纭，众口难调的矛盾，那么代表新经学的王安石呢，在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上，他是主张开源，而代表新史学的司马光呢，他就主张呢，就是解决国家财政问题呢是节流，代表新文学的苏轼呢，也是欲展宏图，正如后来朱熹所说，就是凡荆公所变更者，初时东坡也皆于为之，议论纷纭众口难调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要害的是，各自都坚持自己的学说和信仰，以至固执、执拗到不可调和，由思想交锋，逐渐演变到残酷的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的介入，又加剧了学术派别之间的对立，当变法向纵深发展之际，曾共同倡导这个变革的士大夫，也就此分化瓦解，以学术派别为核心，分成了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王安石的新学作为变法的

理论根据，在官府的支持下，其学术在北宋后期，风行六十年，而二程的洛学，与反变法为重臣司马光、文彦博、富弼、吕公著等人互相标榜，一道形成了在野的舆论力量，这些许多学派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就是要用自己的学说，“一道德”，也就是说把所有士人的思想，要统治在自己的学说思想，的旗帜下，非同类的学说，一律予排斥或打击，当王安石的新学，独行六十年，洛学和蜀学只能在民间缓慢地发展，很值得玩味的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虽然分别是由宋神宗去世后被高太后司马光等反变法派和南宋初宋高宗两次在政治上予以否定，但是真正把王安石变法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并不完全是反变法派，而是曾一道呼吁，并参与变法的理学家的后继者。

自南宋建立以后呢，王安石变法被彻底否定，荆公新学，遭受理学家的严厉抨击呢，要超过对新法措施的批评，南宋理学家对荆攻新学的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王安石新学呢为异端学说，就是“于学不正，”“杂糅佛道”，二是把王安石的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的理论根据予以无情的打击。



由于理学在南宋理宗以后，至宋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统治思想，在当时是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学说，所以成为不易之论，新学指导下的新法，也就成为北宋亡国的元凶，被祭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这是第一点。

第三帕

却让士大夫内部陷入了义利之争

道德文章

究竟和现实之间有着怎样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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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我们再看一下道德文章与现实实际利益的矛盾，北宋士大夫开始在三代理想的号召下提出对文化，政治，社会进行大规模的革新的要求，他们依据的是儒家的理论学说，也就是说，要按照儒家的政治理想，来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因而变法的措施要符合儒家的基本原则，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会被视作大逆不道，而遭到唾弃，事实呢，也是如此，就是把王安石变法的措施，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理财的思想，称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这个不仅是熙宁元祐反变法派批评王安石的主要观点，同时也是南宋以后，至晚清历代思想家还有史学家批评王安石的主要观点，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致呢，这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南宋以后评议者，与当年的反变法派所持的理论根据，都是传统儒家的经济教条，就是义主利从论，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这个义利之争，不仅在哲学思想方面贯穿始终，更重要的是它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直接关乎着封建国家治国的主导思想，用人标准，政

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制订和推行，而王安石公开打出，理天下之财的旗帜，不啻是对儒家传统经济思想的公开背叛，他所触动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王霸义利准则，因而受到反变法派和南宋以后，儒家传统经济教条的保卫者，一致的反对，这是他们坚持“崇道德，黜功利”原则的之使然，那么用崇道德黜功利这一原则审视唐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不独是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不幸，也是宋元明清想要有所作为而不能为的士大夫们的不幸，于是南宋以后的士大夫们，只好在内圣上不断地下功夫，而不再侈谈外王，学界有中国历史自南宋以后，就转向内倾的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第三点我讲士大夫与皇权的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士大夫们要实现其政治理想或者说是行道，他们必须得到皇权的支持，没有皇权的支持，士大夫的道只能是书斋里的道。在历史上王安石与宋神宗的关系，被后来的世人所倾羡，因为所谓得君之专很少有人企及，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起初王安石欲建构理想的社会秩序的抱负，与宋神宗上台以后欲改变受辽国西夏屈辱局面的动机，在富国强兵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点，于是他们之间，就是君臣之间的合作有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随着变法的深入，王安石与宋仁宗在施政理念上的矛盾也开始加深，王安石的富国强兵摧抑兼并，赈济贫乏是以法先王之政为出发点，而宋神宗更关心的是新法，为国库带来的好处，他们之间的矛盾，深刻地影响着变法的走向，熙宁新法总的来说，不可谓成功，因为青苗法，还有（市易法还有免役法）等都均未能达到最初“抑兼并，济贫乏”的目的，而新法实施范围越广泛，影响愈深刻，财富大量的集于朝廷，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显然与王安石的施政理念愈趋遥远，却更能符合宋神宗为用兵先理财的要求，而且宋神宗对王安石期望于他的一些做法，当然这个主要是从法先王之政这个角度的一些做法，他并不同意，只是一味地敷衍，于是王安石毅然地辞去了相位，随着王安石辞去相位，宋神宗已完全操控了局面，变法开始按照宋仁宗的意志发展，对于元丰时期，宋神宗不用王安石这个问题，朱熹曾是这样回答他的弟子的，他说“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更何用他？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啊，”朱熹的回答，可谓是鞭辟入里，而且揭示了士大夫与君主关系的一个重大转变，宋神宗在熙宁时期选择王安石主持变法，他与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士大夫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共治天下，而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不论是王安石还是反对派司马光，他们都有独

立的人格和操守，更有坚定的政治信念。



他们的得君行道不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当君臣在变法的大方向一致时就可以合作，如果背离了大方向，君臣之间的合作也可以终止，王安石两次辞去相位，和司马光九辞枢密副使，都是与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分不开，从宋神宗的角度来说，变法之初欲有所为，而他不知道怎么办，不知所为，因此他需要能帮助他有为的士大夫，为他择“术”，所以他与王安石因富国强兵的共同理想走到一块，又因为共同理想中有不同旨趣而分道扬镳，特别是在学会了许多伎俩后，皇权的独断专行，就不再需要他人的牵制，事皆自作，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宋神宗如此，宋哲宗、宋徽宗亦如此，甚至走得更远，宋哲宗绍圣、元符时期的绍述派，和这个宋徽宗时期的蔡京集团，他们都是以一批这个备左右趋承的一等庸人，王安石变法的最后走向，对于怀抱政治理想的北宋士大夫们来讲是一个失败，因为他们不仅没有通过变法来就是实现他们重新建构新的社会秩序，反而成就了专制主义皇权，他们当中呢，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呢，也从与皇帝，皇权呢共治天下的参与者，沦为皇权的附庸，结党营私，为权力相互倾轧，好官须我为之，世风大坏，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生民立道”，“为万世开太平”，集中体现变革初期有志于天下的知识分子的那种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精神，也作为美好的记忆，留在了史册上，风光不在，谢谢大家。

第四帕



变法 作为士大夫的杰出尝试

却让王安石背负了千年骂名

知识分子的理想与皇权

有着怎样的冲突与融合？

《王安石变法》《世纪大讲堂》正在播出



主持人：好谢谢李先生给我们来讲述王安石变法，刚才您在演讲当中呢，其实也提到了说自从南宋之后，王安石变法对很多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都产生了一些影响，中国的一些士大夫也逐渐地走向了一种很内敛的状态，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看到很多的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其实对王安石都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我就想请您再具体地给我们阐述一下，这次变法的失败，王安石的失败，对知识分子他的心态，他的生存状态，到底产生的影响是在哪些方面，为什么这个影响会如此地长久。

李华瑞：这个呢主要还是说王安石变法的这个被否定呢，一个方面就是从政治层面的，就是从南宋初年，由于宋高宗，为推脱亡国的历史罪责，为他的父兄，还有就是北宋亡国，也与王安石变法当初就是针对辽夏的这个欺辱来进行富国强兵的，说金朝人灭亡宋朝他们直接的原

因就从那时候开始的，是从政治上来否定的。但是这个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主要还是理学家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他的批评否定，

实际上在北宋中后期的时候，王安石的学派是主流的东西，理学，是到南宋的中后期以后才慢慢起来的，但是宋元学案，它就从宋初讲起，宋初三先生，一直就讲到后面，把王安石学派就做到后面，所以这个理学，从这个方面来讲，它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大，那么也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王安石的学说，在北宋时候，它更多的是他讲内圣外王，王安石更多的是从外王的角度，来讲这个儒家的经典，那么到南宋以后，就认为外王没有做成，那就是内圣做得不好，是因为内圣做得不好，所以外王就没有成功，他的基点不好，所以回过头说，南宋的人就特别注重内圣这个方面，所以后来哲学史都是这样讲，最近余英时先生写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他反对这个观点，他认为朱熹也是不仅在内圣上要下功夫，而且也是要讲外王的，而且他在书中间讲到这个宋孝宗晚期的时候，在宋光宗初期，还有一次也有类似的像王安石变法的那么一次机会，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但是他说这个也表明，理学家们，也在做这个方面的努力，但是做努力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遇到矛盾就是说，理学家批评他，王安石的学说，就是他的功利思想，理学要外王的话你不从功利思想你怎么来进行社会变革，让皇帝说，这个从内心修养，他一上来就跟皇帝说，你要正君心，你的君心要没有利益冲突，等等这个方面，那这个对帝王来讲就是，你要改革的话，你应该有一套政治经济的改革方案，但是理学家我想他们在这个传统经学上就是义主利从论，那也不会有新的做法，所以说南宋以后，实际上就是有想改革的人也不敢提王安石的名字，一提王安石，你这个做法不对。

实际上王安石新法的措施，严格地讲并没有完全地失败，因为从南宋到元明清，青苗法，和免役法等这些措施，在后代都在不同程度地在实行，只是大家都不敢说这是王安石做的，保甲法，那一直到了国民党时期都是实行训政的（内容），而且国民党时期专门有研究历史上的保甲法，那么历史上保甲法主要是从王安石以后开始讲起，所以实际上它历史影响很大，但是就是因为理学家是因为从南宋以后作为统治思想，是主流思想，所以说士大夫们想要做不敢突破所以影响还是很大的。



主持人：谢谢。好，接下来呢请我们现场的观众，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提问：主持人好，李教授你好，我想问一下刚从你的讲座中我听到，是说这个王

安石这个变法实际上是想做到是士大夫与这个皇权共治天下，那到最后，这个变法的夭折是否又说明了这个士大夫和皇权是不能共治天下的，谢谢。

李华瑞：我基本上赞成这个观点。

李华瑞：因为最近刚才提到的是，余英时先生，他的那个《朱熹的历史世界》就提到一个“国是”问题，“国是”问题他认为就是从王安石和宋神宗共定国是，他就是不是说所有的士大夫来共治天下，而是一部分士大夫和皇帝共治天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是一种共治天下，但是从王安石或者从司马光来讲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就是要追求一种就是说能够他们的理想就是说，法先王之政这样来讲。

提问：您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史实是说明了这样的一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李华瑞：像王安石他们这样的做法，但是就像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解释，你从北宋后期到南宋初期中期，它都是这样发展，都有这种情况，就是士大夫，一部分士大夫和皇权共治天下，这种现象他说是存在的。



提问：感谢李老师让我们更加了解王安石的变法，那我想我有疑问的是宋代知识分子积极入仕，然后参与政治，但是即便如此，但是宋代那时候的文化，历史，哲学，仍旧非常地，异常地繁荣，这是为什么呢？



李华瑞：这个问题呢应该是比较好的，因为实际上，在北宋初始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情况下，知识分子他们是要多方面的发展，说是宰相在庆历和宋神宗时期，中国人才辈出的一个时代，可以说一个是一般人们讲的话，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人才辈出时期，一个是三国的时候是人才辈出，还有就是北宋仁宗庆历时期，它是多方面的，你像欧阳修他既是文学家，他又是这个史学家，但是他也是积极地倡导庆历新政的，王安石，那更是在历史上被称为说他是经学家，是政治家，是文学家，他在三个方面都做到了，像梁启超的时候就是这样说，他说如果从三代以下往后数中国历史上的完人，像王安石能达到这种地步的人很少，他意思说，他能够在政治上能够取得很高的这个成绩，然后又在经学上，还有在文学上，文学上他是八大家，王安石的诗，在北宋的诗歌坛上，他在一段时间也是主盟文坛的，他的诗歌的风格呢，直接影响江西诗派，所以王安石他是多面手，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多面手的，那么主要还是与宋朝的文化政策相对比较宽松（相关），明清以后的专制主义，扼杀这种文化，而宋代的时候是中国历史上，就是都是专制主义的情况下，他是比较开明或者相对比较宽松的，所以这个是应该肯定的。

主持人：还有哪位又其他问题？

提问：李教授您好，就是关于学界吧有一种说法，就是自王安石以来宰相的权利得到了扩大，然后也就是为以后那种权相的出现打开了方便之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神宗以下，导致直到南宋灭亡，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秦桧，关于这种现象那种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李华瑞：这个现在应该在宋史学界还是比较多数人的看法，我虽然研究王安石变法，我是也比较，就是比较肯定王安石变法的，但是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比较认同，就是宋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王安石时期，他宰相的权力的扩大，主要是在台谏制度上他有很大的突破，台谏制度实际上在宋初以来呢，本身是制约宰相权利的，但是到宋神宗的时候，就是王安石时期，台谏制度有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当然王安石的权相，跟南宋以后的权相还是有些不同的，特别像南宋后期的权相他是属于皇权本身，那些皇帝就是比较弱智了，所以那些宰相肯定比较，那个宰相都是把皇帝都傀儡上来的，那个不一样，王安石他就是后来所谓的宋神宗比较容忍他，在一定程度比较容忍他，虽然容忍，但是王安石他还是有他自己的想法，最后还是不能够达到王安石最后的那个想法，就是他的那个理想境界，还是政见上还是差距比较大，比较难以缩短，所以他还是辞去相位，王安石以后对相权的加强还是有一定关系，这个应该是这样。



主持人：非常感谢李华瑞先生今天和我们观众所做的交流，的确正像演讲当中所阐述的那样，王安石变法呢，它是宋代的一件大事，同时它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固然他的结局是以失败告终的，固然在王安石变法之后这900多年间，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变化，人们对王安石变法本身的评价，也一直呈现出一种褒贬不一的状态，但是无论如何我想这样一场变法还是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留给我们丰厚的遗产，在此感谢李华瑞先生今天来到世纪大讲堂，也感谢今天我们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