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韩国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看韩国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中国富了。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好几番。城里的楼越来越挺拔，路上的车越来越豪华。外国人隔几年再来中国，就要惊呼：中国变化得太快了！中国的面貌几乎每天都在刷新。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日新月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这种速度自豪。

然而，不断富裕的中国人中有几个能意识到，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巨大文化财富，正在我们手中迅速流失。如果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衡量，我们丧失的，很可能比我们得到的还要多！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国宝，越来越多地流失到了海外。美国最大的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东方文物，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美国各博物馆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世界上47个国家的200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的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我们先人留下来的珍宝，不得不远涉重洋。

盗古墓者可判重刑，村长拆长城也毕竟被罚了款，市长县长们毁古城却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湖北襄樊将宋明时期的古城墙拆毁，浙江舟山拆毁定海古城的历史街区和古居老宅，福州的“三坊七巷”要被改造成商业街……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多次叹道，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

与有形文物的流失比起来，无形文化遗产的毁灭就更加触目惊心。简单地说，它就是鲁迅笔下的“社戏”、“五猖会”，就是那些有着“封建迷信”色彩的“谢神会”，“跳大神儿”，是我们小时候看过

的皮影戏，是农村过去家家过年贴的剪纸和年画。也许许多人会说，这也是“文化遗产”？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这些问号，正好反映了中国无形文化遗产面临的巨大危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形文化遗产是比长城、故宫还重要的民族财富。长城、故宫是古老文明留下的躯壳，和博物馆中的恐龙标本一样，失去了实用性，是死的东西。而戏曲、秧歌、剪纸、刺绣这些东西，是活着的文化，集中体现着古老东方文化的独特、优美与神秘，表明着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

和中国的丰富文物比起来，韩国的文物古迹并不多。做为一个“海东小国”，经济文化长期落后于中国，所以古迹的规模和层次与中国相比，差距不少。不过，韩国人对这点微薄的家底万分珍视。

汉城号称有五处故宫，不过，这五大宫加在一起还不如北京故宫的一个跨院大。就连一贯喜欢自称处处天下第一的韩国人自己也戏称这不过相当中国故宫的一个洗手间。相比之下，中国故宫的管理则宽大得多了。中国的旅游景点，人们司空见惯的是遍地纸屑。北京八达岭、慕田峪长城由于游人过多，一些长城砖已经松动，城墙上到处可见“到此一游”的字迹，还有漫山的垃圾、商业的喧嚣以及汽车的尾气。紧贴德寿宫墙原来是一条繁忙的马路，另一侧是政府机关和写字楼群。为了保护这小小的宫殿，汉城人拆了大楼，改了马路，把原地变成了一片绿地。行驶在汉城街头，你经常可以看到城市的黄金地段傲然矗立着一座古老城门或一间古庙，高楼大厦对它退避三舍，马路也因此不得不大绕其道。在文化与商业面前，文化巍然独尊。

韩国人文物保护的热情让家大业大的中国人看来有时有点小题大做，有没见过世面之嫌。在韩国，一处不起眼的小陶窑遗址，一段乱石砌成的古墙，一座小庙，都可能是国家重要的“有形文化财”，被郑重其事大兴土木地建馆保护。许多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按着导游图兴冲冲地赶到那些所谓“重要文物遗址”，看到的往往不过是一座小亭子或者一块大石头，不免大失所望。然而韩国人却乐此不疲。

文化保护不等于文物保护

相对于文物遗迹的保护，韩国人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得更出色。到韩国去旅游，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也许不是文物古迹，而是形形色色的民俗文化展览。

在汉城，你会看到众多的民俗博物馆。国立民俗博物馆全面展示了韩国的衣、食、住、行，农业、手工业、娱乐、婚丧、祭祀等各种民俗场景和实物。此外，还有地球村民俗博物馆、丝绸刺绸博物馆、韩国钱币博物馆、农业博物馆、泡菜博物馆、瓮器民俗博物馆等等，凡是韩国人独有的东西，几乎都有博物馆。在这些博物馆中，不仅有实物陈列，更吸引人的那些实际的演示。比如，在景福宫，每天上午和下午，你会看到开关宫门的仪式，一切都按照古代仪范进行，从服装到器具，都真材实料，一丝不苟，完全不同于我们国内搞的那些乱糟糟的仿古仪式。韩国一年四季都举行着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这些节庆活动大体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民间代代相传的村俗，类似中国乡间的扭秧歌、赛龙舟之类。这些在中国社会早已萎缩甚至消失的民间节庆活动在韩国开展得热火朝天，规模很大，而且完全是自发组织

的。另一种是韩国建国后政府提倡的各种民俗节、民俗文化节，它是以有意识地保存、继承正在消失传统文化，提高对本乡本土的热爱为目的，各地都有，各有特色。在古代小说《春香传》传说的春香的家乡，人们建了“春香馆”，一年一度举行“春香祭”。在民族英雄李舜臣的家乡温阳，有纪念李舜臣的“温阳文化节”。韩国人对此热情很高。这些表演有的是免费的，有的票价很贵，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人特别是小学生排队买票。据说每天得限制人数。

韩国人重视教育。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民族传统的教育。一位中国游客在韩国庆州一个地处僻远的私人陶窑博物馆看到，许多年轻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从远处赶来，耐心认真地给孩子讲解里面的韩国文物。那种谆谆之情，令人充分感受到韩国普通民众对于民族历史的自觉关切，对于下一代进行文化启蒙的主动意识，然而，这样的情形，在中国能够见到吗？在中国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博物馆门可罗雀，里面的展品布满灰尘。政府偶尔组织一些民俗展览，票是白送，还得各单位动员，才能勉强坐满观众席。

比流失更可怕的是无知

迥异的现状背后，是中韩两国对待文化遗产截然不同的两种心态。本章开头所引用的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新闻，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商业化大潮的迅猛和人们的急功近利，更重要的，是表明我们整个民族对传统的无知和蔑视。在大部分人眼里，一座数百年的深宅大院不过是一堆东倒西歪的破房子，一段明清古城墙不过是防碍交通的土石堆，而古老社火、剪纸、皮影戏这些宝贵的民间文化遗存在他们眼

中更不过是落后和“封建”的象征。“封建”和“落后”，是大部分人对传统文化的看法。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经历的不断挫折，使中国人就渐渐形成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传统文化是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是现代化的最大阻碍。

【从顾刚为代表的疑古派认为“三皇五帝”不过是无稽的传说，中华民族那些光荣的早期历史都是些不可靠的附会。“五四”之后，从鲁迅到柏杨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持续努力，考证出中国文化具有“过滤性病毒”，就象母体内的爱滋病病毒一样，让每一个孩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传染。鲁迅号召青年人不要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书就是罪恶的传染源。柏杨则认为中国人生下来就已经掉进了酱缸。做为一个中国人，既然生而不幸，那么一生的任务看来就是最大可能地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彻底摆脱掉这些“病毒”。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社会运动中的传播，知识分子的思考已经成为全民族的集体观念。从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幻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幻想着古老的中华民族，能彻底告别过去，如同“凤凰涅盤”，重获光荣；幻想着砸烂一切旧传统之后的中国人，能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新中国成立后，站立在天安门上的毛泽东面对一片片灰暗的四合院，气魄宏伟地一挥他的大手，说，几年之后，这里将立起一片烟囱！】

所以，中国人在砸烂祖宗遗物时，感到的不是心痛而是兴奋。五十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兴起拆城墙的热潮，城市居民们“用大家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