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太宗的治国思想

浅析唐太宗的治国思想摘要：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其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唐太宗治国思想集中表现于《贞观政要》一书中，本文通过对《贞观政要》中唐太宗治国思想的梳理，探讨其形成的原因、意义及影响。

关键词：唐太宗；治国思想；《贞观政要》吴兢（670-749年），汴州浚仪人（今河南开封），唐朝著名史学家。

吴兢是个史官，内外居职几十年。

开元前期，吴兢以太宗朝的人事为范围，随事载录，编撰成《贞观政要》。

全书分类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和身边大臣的政论、奏疏等，是一部政论性的历史文献。

关于《贞观政要》的研究，学术界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何彦主编的《〈贞观政要〉——论政宝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论证太宗的政治观点，安立志编著的《〈贞观政要〉与领导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概述了太宗的领导特点，扬帆著录的《〈贞观政要〉—帝王权谋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概述了太宗的帝王学等；论文方面：有王家晋的《从〈贞观政要〉看唐太宗的重农思想》（《发展论坛》，1999年5期）介绍了太宗的重农思想，林志华的《浅评〈贞观政要〉中的“居安思危”思想》（安徽大学学报，1985年1期），吴枫的《评〈贞观政要〉》（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1期）对《贞观政要》进行了评价等。

一、唐太宗治国思想形成的背景第一，立足社会现状唐太宗即位时，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1]直至贞观初期，社会经济凋弊尤甚：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2]贞观初期，又连续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贞观元年，“山东大旱”；贞观三年，关内诸州旱，天下大水。

为巩固新生的政权，以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根据当时社会的现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

唐太宗接受了魏征关于治理国家主要在于措施是否得当，是否顺民意、得民心的主张，确立了自己的治国思想。

第二，吸取经验教训作为一个十分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唐太宗十分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

正所谓“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太宗刚即位就下诏修六部史书。

史载，太宗读史成癖，常在“听朝之隙，引见群官，降以温言，访以今古”，或自己一个人“被鉴忘倦，每达宵分”。

[3]在实际决策中，太宗常以史为鉴，《贞观政要》中记述了很多这样的言论。

在谈到前代帝王成败得失时，唐太宗说：“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

不能远述古昔，至如晋武平吴已后，心逾骄奢，臣下不敢复言，政道因兹弛紊。

而朕恐怀骄矜，恒自抑折，日旰而食，坐以待晨。

”[4]在太宗看来，许多创业之主败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骄傲自大，忘乎所以，闭目塞听，甚至寻欢作乐，结果政道松弛，人心思乱。

正因为如此，唐太宗才兢兢业业，致力治道。

在论述君臣关系时，他说：“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逢、比干，不免孥戮。

为君不易，为臣极难。

”[5]这就表明太宗认识到了明君暗君是大臣能否尽心谏诤的关键，只有遇到明主，忠贞的臣子才勇于进谏。

反之，因担心遭受龙逢、比干的下场，而对君主的过错熟视无睹。

因此，吸取先朝经验教训是唐太宗虚心纳谏、孜于治道的重要原因。

而吸取隋亡的教训，更是唐太宗励精图治的直接原因。

唐太宗在农民起义过程中，亲眼目睹了一个强大的王朝，由于隋炀帝暴政而被农民起义军推翻的事实。

心里产生强烈震颤：“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6]基于这一认识，唐太宗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以维护李家王朝的长治久安。

在《贞观政要》中就有许多关于吸取隋亡教训的记载。

如太宗在谈到隋炀帝败亡时曾说：“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之。

”[7]因此，太宗要求群臣吸取隋之教训，极言规谏，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至道。

第三，继承前人思想唐太宗十分注重学习先贤的治国思想。

认为只有学习才能使人明白治道，开创太平。

太宗在回忆自己的治国经历时曾说：“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

”[8]正是因为唐太宗治学孜孜不倦，对形成他独具特色的治国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唐太宗吸收先哲的人才思想，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提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

”[9]太宗认为治理国家，一条重要的方针在于吸收人才。

否则，必难致治。

因此，太宗就把人才提高到关乎国家存亡之根本的高度，从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人才思想。

第四，名臣思想的影响唐代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朝代，而以“从谏如流”闻名于世的唐太宗，自然安邦定国的大政方针上采纳了群臣的诸多雅言。

分析唐太宗治国思想，应重视大臣们的思想对唐太宗治国思想形成的促进作用。

如唐太宗即位之初，君臣就展开了“创业与守成孰难”的争论，房玄龄说创业难，因为这要经历许多曲折，付出重大代价。

而魏征认为守成更难，因为历史上的许多君主在打下天下后，只知道安逸享乐，不理政事，结果天下大乱。

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意见，认为艰难的创业已经过去，而守业之艰难却横在面前，因此必须慎重对待国事，才能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又如贞观七年，太宗与大臣论自古理政得失，太宗认为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理，许多大臣也这么认为，惟魏征指出：“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呼，不疾而速。

期日而可理，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10]太宗听从其言，行王道之事，出现了贞观盛世。

在谈到贞观太平时，太宗也说：“此非朕一人之力，实由公等共相匡辅。

”[11]这确是唐太宗的肺腑之言。

第五，唐太宗自身经验的积累从创业角度来说，唐太宗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

从隋末李渊起兵推翻隋王朝，到率唐军镇压窦建德等农民起义军，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天下，再到后来即位称帝。

唐太宗是位有作为的帝王，在位期间，改革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扩充疆土，威仪四方，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

丰富的经历，对培养唐太宗的治国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就守成方面说，唐太宗在位共二十三年。

在《贞观政要》中，我们看到了唐太宗继承大统之后的雄心壮志。

对外打击劫掠的游牧民族。

对内成为一个超越秦汉以来所有君主，并可比美尧舜的圣君。

太宗曾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

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也。

”[12]二、唐太宗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一，人才思想任何伟大的社会变革，任何繁荣盛世的开创，都离不开大批人才。

人才是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因素。

“贞观之治”的形成是唐太宗善于用人的结果。

太宗知人善任，与他一套丰富的人才思想分不开。

唐太宗人才思想有完整的体系，提出“以德行学识为本”的人才标准。

要求以“唯才是任”，以不避私亲、不避新旧、不避仇寇、不计门第、用人用长、用人不疑的原则使用人才。

在选才方法上，唐太宗主张把自举与荐举结合，并实行科举取士。

科举制的推行，对荐举制来说是一大进步，使太宗广泛选拔人才有了制度上的保障，也为后世选拔人才提供了一个范本，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唐太宗非常重视人才培养。

即位不久，就下令立孔庙于国学，稽式旧典，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倡导儒学。

太宗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所以非常爱护人才。

太宗曾说：“朕览汉史，见汉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忧人。

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

”[13]太宗看来，功臣为建国立下汗马功劳，理应安享晚年。

但自古君主大多厌恶正直之士，暗施阴招，获全者少。

这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所以太宗非常注意保全功臣。

第二，吏治思想自古以来，治国首先在于治吏。

唐太宗十分重视官吏的作风建设，集中体现在他的廉政观上。

首先，太宗指出贪污的危害性。

他说：“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14]其次，太宗指出臣子贪污的原因，是由于经不起物欲的诱惑。

他类比道：飞鸟住于林里，还担心树木不够高大，于是把巢搭在树顶；游鱼藏于水中，犹害怕水不够深，又把洞打于水底。

但因为经不起食欲的引诱，都被人所捕获。

而为人臣，“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

”太宗多次告诫百官，要“以此语为鉴戒”，不要做鱼鸟式的人物，以至身陷圄囹。

[15]再次，唐太宗为百官指明了正确的为官途径。

告戒百官，备尽忠直，益国利民，则官爵立至。

而有了官爵，“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

”[16]在整顿吏治的法制建设上，唐太宗也作出了努力。

在太宗主持制定的《贞观律》及后来的《唐律疏议》中，对官吏的贪脏枉法、以权谋私等腐败行径的惩处都有明文规定。

对于廉洁奉公的官吏，太宗进行奖励。

唐太宗十分注重精简官吏，“致治之本，惟在于审。

量才授官，务省官员。

”[17]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在于精简机构，按能力的大小授予相应的职务。

在太宗看来，治理国家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官吏，低素质的官吏，即使再多也没有用处，反会成为动乱的致因。

太宗认为官员太多，就会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只有精简人员，才能提高办事绩效。

于是要求房玄龄“并省官员，各当所任”，[18]结果文武百官仅剩六百四十员。

不但提高了办事效率，而且节省了政府开支，减轻了百姓负担。

对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纳谏思想纵观历史，没有哪一个帝王像唐太宗那样善于纳谏。

除了基于“安人理国”的政治需要之外，主要与他在吸取隋亡教训过程中形成的君臣观分不开。

太宗认为遇到君主失误的地方，臣子必须进谏，才能挽回损失；反之，若君主失去了国家，“臣也不能独善其家”。

[19]既然“义均一体”，必须“协力同心”，共治天下。

[20]唐太宗提出了六种纳谏办法，即虚心求谏，导之使谏，恭谦听谏，师友视之，进行奖迁，制度创建等。

第四，安民思想唐太宗非常重视民众的作用，他说：“凡事皆需务本，国以人为本。

”[21]把重民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22]在太宗看来，只有先存百姓才有国家，有了国家才有君主。

（1）顺应民意。

唐太宗认为安抚民众，首要的是顺从民众的意愿。

“朕常谦常惧，犹恐不称百姓意也。

”[23]顺民意，太宗认为第一要主持公道：“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于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

”[24]只有公正无私，才能不偏不离，树立正气，打击邪恶，赢得民心。

第二，太宗认为在物质方面节制自己的欲望，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2）爱惜民力。

太宗从隋炀帝大兴土木，横征暴敛，短命而亡的结局中吸取教训。

认识到泛用民力，就会导致“一人就役，举家便废”的恶果。

基于这种认识，太宗即位后，采用立法的形式来限制官吏对百姓的役使。

（3）遵守农时。

农时直接关系到收成之好坏；收成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之安危；社会之安危直接关系到王朝之存亡。

太宗曾说：“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25](P431)在《贞观政要》中记载唐太宗为不违农时，甚至不拘礼节。

如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遣兵以备仪注。

太宗认为生产刚刚开始，会妨碍农事，令改为十月。

太宗说：“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26]（4）赈救灾民。

贞观二年，关中干旱，百姓大饥，卖儿卖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