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贬谪黄州真正原因

苏轼贬谪黄州真正原因

苏轼贬谪黄州的原因是“乌台诗案”。然而，当时朝廷为什么要制造个“乌台诗案”？为什么要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根据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对苏轼首度贬谪这一事件进行分析、探究，我们不难看到，其真正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皇权至上，利剑指向。从公元1069年起，北宋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王安石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推行变法，史称熙宁新法。亦称王安石变法。神宗熙宁元年（即公元1068年），王安石入朝，神宗密见了王安石一次。此时，神宗年方20，可谓血气方刚，期望为国富兵强而推行变法。王安石向神宗谈了关于变法的想法，并奏请神宗，在推行变法时，效法尧舜除“四凶”，扫除障碍。1069年，王安石被授参知政事。他在这个职位上，想方设法，使皇帝建立“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皇帝”的概念，把他自己的意志成功地转换成皇上的意志。这样一来，“熙宁新政”就置于“皇权”之中了。王安石变法就在“皇权至上”这把利剑的护佑下推行。而苏轼跟随旧党，非议变法，甚至直谏皇上，撞上“皇权至上”这把利剑，有如飞蛾扑火，差点丢掉了性命，最终获罪降官贬谪，就在所难免了。

二、得罪李定，遭受报复。北宋时期十分崇尚“理学”，更推崇“孝”治天下。因得王安石重用，后成为当权派的五号人物李定，其母亲病故，按规定，应向朝廷报告，并回梓丁忧。然而，这位李定害怕丁忧后丢权失位，因而隐瞒母丧而不报，更没有回老家为母守孝三年。这件事在朝廷披露后，司马光、苏轼等对李定发动了弹劾攻势。但终因有王安石庇护，李定有惊无险。这使其对司马光、苏轼等旧党人物恨之入骨。当苏轼为其父服孝期满回朝后，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便指控苏轼而加以弹劾。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皇帝对苏轼的完善看法。加之苏轼平时对新党人物常有嘲讽和批摘，并常称其为“新进”人物，意即没有真才实学而被王安石重用的“群小”，这也得罪了不少的新党人物。伺机报复，是李定等新党人物对苏轼的必然选择。情况也果然如此：李定等新党人物在苏轼丁忧返朝后，便掀起了弹劾苏轼的浪头。不久，苏轼被外放杭州当通判。要不是皇上爱惜苏轼之才，苏轼连杭州通判也当不了，只能到一个小县里去当判官。其实，李定等新党人物欲置苏轼于死地，以报私仇，这个也是勿庸置疑的。

三、功高震敌，加速贬谪。苏轼是公元1077年4月到达徐州履行太守之职的。几个月后，黄河溃口，水淹几百里。而溃口处只离徐州50里左右，积水一度超过徐州城内的街道好几尺。时任太守的苏轼，率众抗洪，并在城墙上搭建遮雨棚，他在棚子里一住几十天不回家过夜。为避免人心慌恐，苏轼亲立城门口，进行劝阻。经过一个半月的抗洪斗争，终于取得胜利。次年2月，皇上为表彰苏轼卓越政绩，特颁圣旨嘉奖，并奖给苏轼钱3万贯，粮1800石，员工7200个。苏轼用这些奖金和奖励工，在徐州城东南筑起一座木坝，并在徐州城的外围墙上建了一座高达百尺的镇洪楼，取名为黄楼。重九日，苏轼还在黄楼上举行盛大庆典。由此,苏轼名声大振，特别受朝野乃至平民百姓所拥戴。然而,这些震晕了新党人物，尤其是新党中对苏轼有积怨的李定等人,担心后来苏轼蒙召入朝当权，他们日子不好过，当下唯一选择就是你死我活。这就叫功高震敌。事实正是如此，当苏轼调离徐州不久，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新党人物，便对苏轼进行控告。经过精心策划，罗列罪名，请求皇上惩处苏轼以斩首。于是皇上立了这个案子，也由此制造了一桩震惊古今的“诗案”。接着苏轼被押解京城，

坐了103天的牢，被提审11次，本当定为死罪，后因曹太后力保，加之赵匡胤在位时定了一条规矩，朝廷不杀重臣，苏轼最终免于一死而被贬谪。

四、自恃恩宠，肠直口快。人们提起苏轼，都认为他是一条硬汉子。许许多多的事实也说明，直抒胸臆，一吐为快，这既是他的鲜明优点，也是他的鲜明缺点。其实,他的“一吐为快”，也是在他进入仕途后显露出来的。个中原因就是苏轼自恃恩宠。两朝皇帝，加上一个曹太后，都很赏识苏轼的才华，在不少的场合，表达了他（她）们对苏轼的爱才之心，惜才之意。由此,苏轼内心形成了一个隐性概念：老子学富才高，深得皇上恩宠，新党群小，何足惧哉？！这种心理的外在表现便是“一吐为快”。以致苏轼只顾一吐为快，而不管谁是谁谁。他对推行新法有意见，便“一吐为快”地讥讽新党人物，而不顾王安石权重倾朝。更有其甚，连皇上也不顾了，连奏三章，扬扬万言，警示之语，如刀似剑；以致苏轼只顾“一吐为快”，而不顾个人前途得失，宦海沉浮，乃至生死惊险，听之任之，我行我素。应该说，苏轼身上的这个生性特点，也是苏轼的生性缺陷,是他首度被贬谪的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

综上所述，苏轼首度遭贬谪，是有其上述深层的、真正的原因，即使没有“乌台诗案”，也迟早会有“乌台文案”、“乌台话案”什么的……如此而已。也就是说，苏轼遭贬谪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