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语文字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_梁红

　2000年5月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May,2000　第23卷　第2期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Philosophy&Social Science) Vol.23　No.2试论汉语文字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

梁　红

(山西大学外语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关键词　汉字;思维;思维方式

摘　要　汉字不但记载了中国文明,而且塑造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该文认为汉字对中国人传统的形象思维、综合思维及统一思维方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并分别从汉字的作用、这些思维方式的表现及其利弊等角度进行了论证和阐述。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35(2000)02-0079-04

众所周知,各民族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及社会背景下会形成自己鲜明的文化特征,处在人类文化深层的思维方式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萨丕尔-沃尔夫假设”(Sapir-Who rf hy pothesis)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完全由其母语决定的,因为人们只能通过使用母语来认识客观世界。[1]这一论断虽有失偏颇,但母语文字对思维的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从甲骨文算起,汉字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我们认为汉字在影响汉民族的思维方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本文将试从中国人较为发达的形象思维、综合思维和统一思维等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论述。

一　中国人较注重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即通常的想象,指人在头脑里对记忆表象进行分析综合、加工改造,从而对某一事物形成新的印象的心理过程。与形象思维相对的是逻辑思维,又称抽象思维,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思维活动。这两种思维方式是相互渗透、密不可分的。但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塑造下,不同民族的人会有所侧重。比较而言,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表现得更为明显。

汉字具有很强的形象性。汉字起源于图画,最初是一种象形的图画形文字。“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文者,物象之本也……”(《说文解字叙上》)[2]虽然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和简化,汉字的象形特色有所减弱,但我们仍可以从众多汉字中发现象形的特征,如:山、水、人、日、月、火、牛、羊等。世界通用的文字基本上可分为表音和表意两大类。表音文字只用数目不多的符号来表示语言里有限的音位和音节,使用时音义相联,如英文、俄文、日本假名、朝鲜谚文等。汉字属于表意文字,是音、义、形的统一体。

人靠大脑进行思维。大脑两半球的功能各有不同。左脑的最大特征是语言中枢,负责理解语言及数字计算。它能将复杂的事物细分为简单要素,并进行理性思维,也就是逻辑思维。右脑负责鉴赏绘画,观赏自然风光,欣赏音乐,凭直觉观察事物,综观全局,把握整体,即右脑是负责形象思维的。神经语言学研究发现,使用音义联系的拼音文字的人具有“左脑优势”,而人脑在认识别汉字时是左右脑并用的,称作双脑优势。因为汉字具有很强的图形特征,在辨认过程中不仅存在音、义的联系,对“形”的依赖也很大,而图形的辨认主要依赖于左右半脑的共同作用,所以使用

【收稿日期】　1999-10-08

【作者简介】　梁红(1974-),女,山西太原人,山西大学在读硕士,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

79 DOI:10.13451/ ki.shan xi.univ(p hil.soc.).2000.02.022

音、形、义一体的汉字的人表现为胡画的两半球均势。[3]因此,象形的汉字对大脑的思维过程产生了不同于拼音文字的影响。由于汉字是左右脑均势,促进了右脑的发展,而右脑是负责形象思维的,所以使用汉字的人形象思维发达。拼音文字是左脑优势,促进了左脑的发展,而左脑是负责逻辑思维的,所以使用拼音文字的人逻辑思维发达。

中国人形象思维很发达,中国文学作品中形象类比的手法很多。以比喻为例,中国作品喜欢用自然现象、动物、植物、物品这些“目之所见”之物作为喻体。有关统计数字显示,此类喻体占到统计总数的88.5%,而西方作品中此类喻体所占百分比的总和为65%。这说明中国人的传统比喻思维比起西方更多关注于物。而且中国比喻更着重于追求喻体和本体表面的相似,如比喻爱情时常用“双飞燕”、“比翼鸟”、“并蒂莲”或“鱼与水”、“花与蝶”等成双成对的事物。而西方作品中却惯用抽象思维,用突然的惊人的方式把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如把“蜗牛”、“猫头鹰”、“耗子”、“蛇”等作为形容爱情的喻体。西方作品中还经常使用抽象事物作喻体。仍以爱情为例,这类喻体可以包括音乐、诗、高烧、地心、真理、革命、呼吸、死亡等自然、人文及科学事物,如“什么是爱?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存在是女人,思维是男人。”西方文学作品中这类比喻远远多于中国作品,其比例为28.6%∶6.5%。[4]

艺术方面以中国画为例。中国画注重意境,在进行审美和艺术构思时,就思维方式而言,心与物、形与神的统一主要靠非逻辑的知觉体验,靠心悟。艺术作品往往留有一定的空间让观赏者自己去想象。相传古代有位画家在画“深山藏古寺”这句诗时只画了深山和涧水,虽没有画庙宇,但有一个和尚在涧旁挑水,使人想到山间古寺的存在。而西方人在绘画时喜欢把直觉体验与逻辑理性对立起来进行审美思维。在进行审美和艺术构思时,西方画家对于心与物、形与神的表现主要靠逻辑理性。如达·芬奇为画《蒙娜丽莎》整整花了四年时间,先研究她的心理,做素描,做数学计算,最后才拿起笔作画,如同进行建筑设计一般。

和形象思维相比,中国人的逻辑思维相对弱些。逻辑一词由严复译自英文logic,在这之前,汉语词汇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在中国传统的思维形式中,除了一般的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外,习惯上更擅长形象的类比推理。如《论语》中反复谈到的“仁”和《老子》中多次论证的“道”都是以某一事物为依托,从侧面进行说明的。至于“仁”和“道”的具体概念则没有明确提到。语法与逻辑有密切的联系,语法发达,逻辑学也相应发达。在古印度,公元前500年,语法家帕尼尼就著有《梵语语法》;在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就开始了语法学理论的研究。语法规则反映了人类思维的逻辑规律,语法发达,逻辑学也发达。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就是基于对希腊语言的反思以及对希腊语言的直觉而发展出来的。因此,古印度和古希腊的逻辑学比较发达。但在中国,直至1898年《马氏文通》的出版,汉语语法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比较可见,中国人在逻辑思维方面较西方人处于弱势。

二　中国人较崇尚综合思维

综合思维是指思想上将对象的各个部分联合为整体,将它的多种属性、方面、联系等结合起来。与综合思维相对的是分析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或者将它的各种属性、方面、联系区分开来。综合思维和分析思维在人类的思维活动中共同发挥作用,从而使人们能从整体上和局部上把握事物。中国人在思维上以整体优先,偏好综合。

象形汉字在发展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对精神、心理和社会复杂现象的表达。由隶书开始,汉字以记号表意,组合构字。下面以部首“心”和“忄”为例。如爱,从心从受,是一种对人或事物从内心接受的感情;志,志者,士之心也,是有自觉意识的心理活动;惑,心中或然,拿不定主意;悟,从“忄”从“吾”,在自己内心深处领会;怕,心中空白没有底;慌,心里荒芜长草,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在汉字构字中两个或多个部首综合反映一个意义的特点是很明显的。[5]而且在识别合体字时,也要经过一个由整体到部分的过程,即先认整个字,然后将它分解成若干部件,再分析每个部件的构成,最后再合成一体。比如在认识“河”字时,要先学发音hé(音);然后解释字义(义):河是水道的通称;最后分析字形(形),它是左右结构的形声字,三点水表示与水有关,“可”表示发音,这样,整个字就成为一个固定的整体存在于大脑中。一个人从学汉字开始,就不断接受这种先整体再局部再整体的思维训练,因而汉民族注重综合思维的特点不断得到强化。值得一提的还有标点。中国古代汉语作品中没有今天使用的标点符号(新式标点符号是模仿西方的书写习惯而借用的,清朝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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