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在近代史中曾国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他经历了鸦片战争，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了洋务运动，是创建中国近代海军第一人，倡导和推进了近代中国武器装备的变革，对绿营兵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改造旧式水师的编制体制，倡导建立新式轮船水师，派遣幼童赴美国留学，开启了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变革的先河。他对近代中国军事变革和军事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他对近代中国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洋务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下面我就通过曾国藩来解读一下洋务运动。

曾国藩倡导洋务运动的原因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并付诸实践，则又有其自身的原因。首先，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段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之学又称经世济用之学，简称经济之学，但并非今天的经济学。它在孔学属于政事之科，潜心治学的学者亦往往把它视为做官术。今天看来它应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却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曾国藩曾把它归纳为十四大项，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一个以政治学为主的社会综合学科。自鸦片战争以来，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列强入侵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各阶级、集团及政治派别所面临的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也就不能不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的首要内容。曾国藩既以封建社会“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居，就不能不严肃考虑、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对策，振作精神，大干一场。不过，曾国藩所处的政治环境与魏源略有不同，国内矛盾尖锐、突出起来，故“师夷之长技”首先用以“制民”，而将“制夷”之事推之于遥远的将来。只要洋人不打算推翻清政府，就决不同洋人开仗，妥协再妥协，忍让再忍让，直到军事技术装备与经济发达程度超过洋人，再报昔日一箭之仇。这说明，这时的清朝统治者比鸦片战争时更腐败、更虚弱、更加内外交困，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对策，也不能全面实施，只能半行之。而后偷天换日，将进攻的矛头转向国内，对准不甘忍受外国侵略与封建压迫的老百姓。曾国藩就是体现这种振兴与转变的一代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典型代表。

同时，也正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一位学者，所以，他所着眼之处在于整个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派别的兴旺发达。因而，曾国藩虽为知名理学家，而治学却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汇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故能领悟儒学真谛，成这一代大儒、通儒，在思想观念上突破夷夏之辨，学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这与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一些俗儒、陋儒显然不同。这些人抱定一技之长，坐井观天，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并不能算作真儒。他们不能全面继承传统文化，也没有资格代表传统文化。同有理学家之名，曾国藩应时变通成为洋务派首领，而倭仁却成为顽固派的代表，其原因就在于此。

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重、洋人之力，并取得成效，亦使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曾国藩靠湘军起家，更以水师取胜。他坚持非洋炮不用，船炮不齐不出，终于建成当时国内技术装备最好的炮船船队，夺取水上控制权，使湘军在同太平军争夺沿江重镇的各个战役中，处于战略上的优越地位。然而，湘军水师船小体轻，行驶缓慢，只适于内河作战，不能在海洋上巡行。所以，曾国藩早在咸丰末年，即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稳操胜券之时，就开始筹划建立外海轮船水师，即近代海军舰队的问题。其后兴办军工科技、派遣幼童留学美国等，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一中心进行。不过，曾国藩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破儒家文化，而是为了巩固这个陈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统治地位。在他看来，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思想文比体

系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缺乏西方以船坚炮利为特点的科学技术而已。所以，曾国藩引进西方文化，大致以此为限。凡与此无直接关系的外来事物，曾国藩多持消极态度，甚至心怀反感，坚决反对。

曾国藩倡导洋务运动的动机

曾国藩倡办洋务确有维护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主观动机，但这并不是他办洋务动机的全部，这是因为：

1、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有信奉孔孟之道的儒家文人，尤其是被满族统治者视为异类、防有异心而实行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汉族文人，都只有拥护和维护满清王朝统治而不能也不敢越轨去非满和反清，否则不仅不能入仕为官，而且难以生存，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灭族之灾。因此有此“卫道”和“忠君”“勤王”的动机，或者说对清王朝采取信任和依靠的态度，实属正常，也在所难免，何况孔孟之道的核心价值和政治天职就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卫道”和忠于帝王君主的“忠君”。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国家的内忧外患而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科学技术在军事上、日用上的重要性已在朝野引起很大反响，清廷上下此时已经普遍认识到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正确性、急迫性和重要性，于是清廷决策者不仅批准曾国藩“师夷长技”、“师夷智”的办洋务要求，而且还常常主动传谕曾国藩，敦促他“购买外洋船炮，以利军行而维大局。”曾国藩当然是“求之不得”，也就积极执行“圣命”而尽力去办洋务了，他这样做，也是作为臣子下属必须要去履行的，否则就有违纪抗命之嫌而要被撤职查办了；

2、曾国藩办洋务真正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了“自强”“制夷”而去“救时”。在这里，“救时”的内容既包含有救满清，更包含有救中国，虽然这两救的界线有些模糊混同，但细分下去却是救中国不等于就是救满清，这两者并不能划等号，而两相比较，对于曾国藩来说后者比前者更重要。也就是说，如果救中国和救满清之间发生了矛盾，他很可能会选择救中国而不会选择救满清，因为炎黄子孙的华夏之中国不能不爱，不能不救；压迫汉人的满人之大清却可以不爱，可以不救。

对于这一点，从不少有关曾国藩的史实资料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清朝封建统治者除了有恪守孔孟儒家“卫道”“忠君”天职的动机和“不得已而为之”的难处外，有很多方面对清廷旨意并不是唯命是从、无条件遵照执行的，而是为了国家的“制夷”“救时”大局，常有违旨抗上、分庭抗礼和图谋权力之举，更隐藏有“明从暗抗”、“迂回相争”并采取避免“功高震主”、“陈桥驿兵变”猜疑的“韬光养晦”、“忍而不发”、“蛰伏伺机”之策，甚至也有较明显的反满表现。

比如，对于清廷准备采取把外国军队引进来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的“借夷兵助剿”政策，他反复上奏表示反对，建议可借夷兵助守，但万万不可助剿。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也就是他主张中国内部的事由中国人自己办，不要把外国人引进来，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进行敲诈和欺凌。因此他认为：“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这桩借夷兵助剿之事，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坚决反对，最终迫使咸丰朝(1851-1861)未能实行，从而捍卫了国家的主权；

比如，他坚决反对把中国舰队的指挥权交给外国“夷人”，以免中国海军受外“夷”所制带来麻烦。为此他上书总理衙门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在他的坚持下，终于迫使清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解散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被清廷任命为司令的中国舰队，将已经从英国买来的8艘军舰以及包括阿思本在内的600名英国官兵水手全部退回，追回预付船款等，并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