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宏观经济形势介绍

2018年中国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出炉。

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成绩单。

数据显示，三季度GDP增长6.5%，前三季度经济增长6.7%。

工业、消费及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也相对稳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增强。

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也提醒，外部环境变数在增加，给经济的稳定运行增加不确定性，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调整，从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的压舱石作用继续巩固。

前三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增长7.7%，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8%，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8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53.1%，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3个百分点。

此外，工业内部在不断加快向中高端迈进。

从需求结构来看，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在继续增强。

前三季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78%，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4个百分点。

投资结构也在改善，制造业投资增速连续6个月加快，民间投资增速保持在8%以上的较3：贸易战的力度在趋强，但更应关注的是国内消费减速中美互征关税，目前已经生效的有：7月6日：34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中国同一天反击：对340亿美元美国商品征收25%关税8月23日：16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中国同一天反击：对16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9月24日：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10%的关税，并且将在2019年1月1日上升到25%中国同一天反击：美国约600亿美元进口商品实施加征5%—10%不等关税可以看出中国在关税上反击美国的空间已经不大，根据中国统计，2017年从美国进口为1539亿美元，而目前加征关税的500亿美元+600亿美元=1100亿美元，加上今年4月2日为了报复美国232条款钢铝产品关税，而对美国30亿美元产品征收关税，总共已经是1130亿美元。

因此我国再进行关税报复已经没有太多空间，除非在税率上做文章，然而税率太高会真的大大影响美国对我国出口，这并不是我国追求的目标。

而剩下未征税的产品很多是我国急需或者必须的产品，也没有必要继续加征关税。

除非开始打击美国在华企业，但是在华美资企业和中国企业是深度绑定，有大量就业，另外一个打击美资也会相应动摇其他外资的市场环境信心，这不太符合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期望。

互征关税这个过程，当然会对中美相关企业造成一定痛苦，但是从最近的数据来看，9月中国对美出口增长16.6%，连续五个月保持11%以上的高增速，虽然我们一直说，这是在抢出口，这是翘尾效应，但是从7月6日开始，第一轮340亿美元的25%关税已经开征，8月23日第二轮160亿美元已经开征。

已经占到了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11.6%（按照2017年计算），但即使这样9月份增速仍然高达16.6%，反而进一步加速。

应该说，从长远来看，中美高强度的互征关税，一定会影响中国的对美出口，因此我国出口面临下行的压力，但是我认为，虽然出口一定会受到关税影响，但是中国制造的韧性和强大竞争力会比悲观派认为的强大。

对商业竞争力没有太大要求的中国军工集团，例如航天科工，航天科技，中国电科等，并不依赖于美国的产品；对硬件规格和技术要求总体较低的领域，例如安防，家电，小电器小电子产品等，代表企业海尔，格力，海康，大华，美的等，虽然对美国芯片有一定的依赖，但是总体来说选择较多，美系没有了还有欧系，日系，韩系，另外也会大大刺激国产芯片的发展。

最值得担心和需要高度戒备和采取措施的，对商业竞争力要求极高的领域，尤其是消费电子产品，代表企业：联想，华为，中兴，小米，OPPO, VIVO等，一旦美系停止供货，打击极大这也是目前最让人担心的领域。

不过目前据我了解到的信息，以上企业中有的公司，在这七个月里采取技术上“去美国化”措施保证供货安全。

已经有公司在全面推进设计新的“去美国化”单板作为产品备份，全面采用欧系，日系，韩系和国产产品，相关产品的设计打样和验证均在推进中。

以智能手机为例，我国企业目前处于从中端向高端旗舰发展的过程中，如果突然受到美国禁运，高端旗舰手机必然全军覆没，品牌高端化之路将会暂时中止。

以华为为例，作为利润主力的Mate系列，P系列高端手机将会全军覆没。

但几大公司使用“去美国化”方案做出中低端手机并无太大问题，虽然性能上乃至于外观尺寸上会有牺牲和退步，但可采取降价等策略，仍然可以实现销售并且保证公司生存。

实际上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的非洲手机之王“深圳传音”公司就是生产最低端的手机，只不过光芒被国产大型电子品牌掩盖。

传音手机的性能就不高，基本采用国产零配件。

我国大型手机公司，在中兴事件刺激下设计去美国化的手机，其性能虽然无法达到旗舰机的要求，但是至少远在传音手机之上。

要找到未来的出路，不妨回顾一下我们过去所走过的路，知道哪些路走不通。

08年之后，中国经济曾经3次遭遇经济下行的挑战：第一次是08-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出台了4万亿刺激计划。

而在巨额刺激之下，中国的企业部门开始了大幅的举债投资，08年以前企业部门每年的新增债务平均只有2万亿，而到了09/10年上升到每年8万亿。

问题是好景不长，企业大笔加码制造业投资很快造成了产能过剩，导致11年经济重新下滑。

第二次是12-13年，政府部门通过融资平台开始大幅举债。

在11年末时，中国的城投债和基建信托余额分别只有1万亿左右，到13年末两者都升至2.5万亿左右的规模，年均增幅高达60%。

政府部门大幅举债加码了基建投资，但政府的隐性负债很快引发了监管层的警惕，13年开始进行地方债务审计，到了14年经济重新下滑。

第三次是15-17年，居民部门开始大幅举债。

14年末居民部门的总负债是25.7万亿，到17年末升至45万亿，过去3年居民部门累计新增了约20万亿的负债。

但是在经过连续3年大幅举债之后，中国居民部门债务/收入已经超过90%，进一步举债的空间有限，18年以来居民举债增速下滑，导致了地产和汽车销售转负，经济再度承压。

很明显，过去我们每一次遭遇经济下行，都选择了举债发展这一条最容易的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发动了企业部门举债，导致了产能过剩。

等到企业部门借不动了，我们又发动了政府部门举债，加码了基建投资。

等到政府部门举债被约束了，我们又发动了居民部门来举债，导致了地产泡沫。

问题是，在经过三轮举债之后，我们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已经负债累累，中国经济的总负债率达到GDP 的250%，相比08年的水平已经翻了一倍，已经和美国次贷危机以前的水平相当了。

因此，即便是这一次再想靠举债来发展，其实已经找不到可以举债的对象了，所有简单的路都已经走过了，已经没有容易的路可以走了。

天无绝人之路，减税就是出路。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没有容易的路，不代表没有路可以走。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确实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我们过去4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巨额的债务问题。

但是对于全世界而言，巨额债务的问题并不罕见。

比如美国08年次贷危机就源于举债过度，日本泡沫经济也源于举债过度，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与举债过度有关，今年阿根廷、土耳其等汇率大幅贬值源于过度举借外债。

但是同样是面临巨额债务的问题，大家应对的方式不一样，最后的结局也就有着天壤之别。

比如说美国在08年爆发金融危机、到了09年就开始重新复苏了，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到目前为止经济已经失去了近30年，拉美国家阿根廷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频发爆发金融危机，为何大家的差距这么大？在研究了全球数十个巨额债务的案例之后，达里奥总结要实现完美的去杠杆，必须做好四件事：紧缩、债务违约、重新创造货币、财富再分配。

其中前三项与货币政策有关，最后一项靠财政政策。

我们发现，在遭遇到巨额债务引发的危机之后，紧缩和债务违约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比如说美国在05-07年的持续加息、日本在89-90年也是持续大幅加息，目前阿根廷等国也是在大幅加息，而在紧缩之后紧接着的是资产价格下跌和债务违约。

但是重新创造货币和财富再分配这两项，其实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前者需要重建健康的金融体系，后者则需要改革税制、大幅减税让利于民。

比如拉美国家虽然会印钞，但是其财富分配严重失衡，只有少数人能享受经济增长的果实。

由于实施高福利政策吸引选票，阿根廷和巴西都采用了高税收政策，其17年税收占GDP的比重都超过30%，与发达国家水平接近，而远高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

再比如日本的货币增速长期低迷，就是因为银行体系存在大量坏账，未能重新创造出货币。

而在减税方面，虽然日本在90年代初也采用了大幅减税政策，并换来了95/96年经济短期回升，但在97年桥本内阁时代又重新紧缩财政，大幅加税、减少税收优惠，使得经济回升戛然而止。

而美国则是通过央行降息和QE，大量注入基础货币，再通过将问题银行国有化，恢复了商业银行的健康，恢复了货币创造。

而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从里根开始，就形成了减税的传统。

在次贷危机发生以后，奥巴马政府在09、10、12年先后通过了《经济刺激法案》、《减税法案》、《美国纳税人减税法案》，减税规模近万亿美元，最终实现了经济的完美复苏。

再来看中国，17年的金融去杠杆意味着紧缩正式开始，体现为过去一年的广义货币增速大幅下降，银行贷款利率持续走高。

而在18年以来各种债务违约频发，说明刚兑预期也在打破。

而随着央行启动大规模定向降准、释放基础货币，货币的再创造也在进行当中。

但是之前我们一直缺的是减税，18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增速10.6%，税收增速14.4%，增值税增速16.6%，均远高于经济增速，说明税收负担不减反增，引发了效率下降等各种担忧。

税收增速大降，减税永远不迟。

但是从3季度开始，我们开始逐渐感受到减税的真正发生。

18年3季度，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为4.2%，税收增速为8.6%，均低于当期9.6%的GDP名义增速，这意味着在3季度我国的宏观税负重新开始下降。

其中最受关注的增值税，3季度增速已经从上半年的16.6%降至2.2%。

而在刚刚过去的18年9月份，我国财政收入增速只有2%，其中税收增速为6%，增值税增速由正转负至-1.2%。

事实上，我国财政收入增速的下降并不是刚刚发生，而是从6月份开始的，到目前为止我国财政总收入、税收收入和增值税收入增速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低增长。

为何上半年减税效应不明显，到下半年才开始体现？首先，今年5月份我国宣布将增值税税率下调1%，也就是说真正的减税从5月份才开始，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上半年减税效应不明显。

其次，我国税收的主体是增值税，而增值税是伴随着企业的生产环节征收，但是上半年的工业品价格持续高涨，也使得增值税增速居高不下。

但是从8月份开始，PPI开始了持续回落，这也间接推动了减税效应的兑现。

而展望未来，如果能够保持当前的财政收入低增速，那么18年全年的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增速都有望降至GDP名义增速之下，从而使得全年的宏观税负出现下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