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作品的忧患意识

屈原作品的忧患意识

摘要：屈原的作品是先秦文学个人创作的典范，其成就是辉煌的。他的作品亦无一例外地带有一层浓重的忧患情调。这种忧患情调不仅仅体现在他对个人人格命运的担忧上，更是体现在他对楚国前途命运的思考和对楚国人民生活疾苦的思虑上。这种忧愤深广、痛苦而坚强的忧患情结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的作家。

关键词：屈原作品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源于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力量无法控制和战胜的一种恐惧的心理状态。是远古人们的一种不自觉的心理认知。随着人类社会关系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自然力量的恐惧心理逐渐减小而对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的意识却愈来愈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由此，在种种政治原因、社会原因的驱使下，政治家们、文学家们、改革家们的使命感、责任感、孤独感却因顺势与逆时而出现不同的状况。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报国无门，救民无路。现实的苦闷与道路的彷徨让他们喘不过气来，于是忧虑、思虑、担心接踵而至。忧国忧民的情绪便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流露出来了。

春秋战国时期，一代进步人士的对国家、对民族、对现实政治以及对个人自身命运、处境的忧患逐渐形成传统。经屈原把它带到个人的文学创作之中，通过作品的宣泄与读者的共鸣，进而积淀为

民族心理的深层次思考，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特性、一种品格、一种传承。从某种意义上说，至那时开始，忧患意识便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意识的沉淀。

一、屈原作品的忧患意识表现为作者对国家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公元前340年，屈原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明法度”“修美政”，使楚国逐渐走上强国之路。但屈原为人刚正不阿，事事以国家安危为己任，不避乎死生之祸，用毕生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他向往的“美政”，勇敢地面对现实，同“奸党”以死相搏。因政见上得罪上官大夫之流而遭陷害，怀王因此两度疏远屈原。面对楚国黑暗污浊的现实，屈原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一种对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强烈危机感和神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并在其诗歌作品中将这种情绪强烈地宣泄出来。

纵观屈原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在诗人的思想里、情感中浸透着这种浓厚的忧患意识。从《离骚》、《九章》、《九歌》至《天问》、《招魂》都充溢着这样一股哀怨忧愁的情韵。这正如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也。严羽也说：“读《骚》之久，方识真味，须歌之抑扬，涕泪满襟，然后为识《离骚》”。由此看来，屈原的作品对读者的强烈的感染力主要来自于它所蕴含的忧患感。这种忧患感即饱含着诗人对国家命运前途的担忧所带来

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也包括诗人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所谓“美人迟暮”的惆怅，更包含着诗人对于国家、对于人民的命运的危机感。“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所再”便是证明。

应该说屈原所处的时代，楚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物产丰饶，实力雄厚“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的殷实强国。当时战国七雄当中正流传着“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的说法。《史记·张仪列传》亦云：“凡天下疆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我们据此可以推断，楚国在当时应是唯一能与秦国相抗衡的劲敌。历史的事实是，到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屈原沉江五十余年后为止，虽楚已损兵失地、国势衰微，但秦王仍然不敢轻敌。为图大业让老将王翦率师六十余万，对楚国形成包围重压之势。据史实我们由此可见，楚国仍具有称雄中原的实力。因此，在屈原生前，楚国虽然在与秦国的争霸战争中几次失利，但并未有濒于灭亡的危险。然而在这种历史境况下，为什么屈原却在自己的作品中发出了这样震耳欲聋的呐喊呢？而屈原作品中充溢着的那种仿佛大难迫

于眉睫的气氛，与其说是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实际形式，倒不如说是反映了当时诗人心中基于对现实的预感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反映了诗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强烈的责任感。

二、屈原作品中的忧患意识也包含着诗人对政治理想实现的渴求和为之奋斗而矢志不渝的精神追求

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称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屈原“为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从司马迁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屈原正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博学兼容、聪明能干、深得怀王赏识。然而天有莫测风云，世间命运多舛。屈原的忠君如伴虎也。因造为宪令得罪上官大夫之流，上官在楚王面前“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听信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谗言，怒而疏屈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以忠贞之心，怀抱一腔热血，希望能振兴楚国，而所得到的却是被疏远、被谗毁、被流放……。然而，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里，屈原却偏偏不肯离开自己的祖国，情愿在“乃猿狖之所居”的流放地行吟泽畔，坚守自己所崇尚的理想，矢志不渝地锁定前进的方向。黑暗的朝廷容不下他这样的忠贞之士，险恶的政治斗争把他推向了悬崖。他愤怒，他叹息：“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阴阳易位，时不当兮”。尽管如此，诗人仍抱定“九死犹未悔”的信念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时时刻刻把国家、人民的命运放在心上，他十分惋惜地回忆往事：“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他无比痛苦地关注现实：“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强烈地感到自己对于国家、人民的责任：“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长太

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甚至当他想要以身殉国时，仍念念不忘的是国家政治和自己的理想追求，并以古代的贤臣作为自己的榜样“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来完成自己人生中最后一次辉煌。

总之，屈原的作品始终贯穿着一股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其“心之所忧，若蹈虎尾”的忧患意识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之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从他那里继承了这种文学传统强烈的忧患意识，举凡类如《史记》《汉书》《三国志》，包括我们的文学名著，类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等等以及唐宋诗词中，尤其是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以及豪放派、边塞诗中，无不充满着由屈原开始在中国文学传统创作中的忧患意识。而且，后世的作家们把这种关注时事、忧国忧民的意识发扬光大，使作品充溢着感召日月、情动中华的艺术魅力。

今天，我们重温屈原的作品，仍能感受到这股巨大的爱国、爱民的精神的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