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学科前沿(一)

现代文学学科前沿(一)

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

上世纪末，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和知识的全球化，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全球性”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化格局的空前变化，包括文化霸权的压迫和各种文化身份的诉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究竟应该如何认知、应对生存的困境，并重建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的确是关乎整个学界安身立命和事业前途的关键问题。新的理论工具、研究方式和写作风格重新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同时也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产生了许多负面的影响。由此衍生出一些重大的学术课题。譬如：现代文学研究应当如何处理文学中所凝聚、体现的“本土”经验或曰文化传统？进而如何通过对此种经验的描述、分析和阐发，向当代世界提供多样性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以及如何完成与海外学术界在“学术规范”上的同步接轨？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已经提上了学科建设的日程，成为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的“对象化”和“中国化”问题，是研究者反思的核心所在。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各种理论话语充斥在我们的周围，对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产生各种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借助当下使用频率颇高的理论话语,从这些并不切合我们的感觉的时髦理论话语出发来说明自己对文学史的理解，展开我们的文学史研究，而这种理解往往又与自己的文学史感觉相脱节。陈方竞认为，在文学史研究中，研究者必须意识到文学史研究也是我们介入各种理论话语充斥的当下文化环境的一种主要方式，从而将从现实人生感受生成的精神资源转化为对史料的理性思辨和理性概括。郑家建、汪文顶提出“以传统阐释现代”的研究思路，研究传统的文学、美学资源以怎样的方式渗透进现代文学的审美样式和审美经验，并积淀为一种潜在的审美资源。而在研究中要注意回到问题史语境，把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放在网络式的关系“场”中加以考察，可以凸现出文学史以及学术史的诸多问题。此外，寻找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内在知识和精神结构的术语、概念、范畴及表现方式，并对他们加以阐释，重建理论话语、阐释对象与语境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现代诗学的建立。王富仁深入阐释了处于历史转换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己的学术活动的应有的认识以及我们的现代学术史的历史特点和发展方向。他认为中国的具体文化成果必须首先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得到感受和理解，而不应当用西方某派某家的标准予以衡量。

针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界的阐释学潮流以及风行一时的经典重读，刘纳在《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进行深刻的反思。刘纳认为，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阐释学和后结构主义进入中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此进入了一个阐释的时代。阐释替代作品成为文学的中心，阐释替代评价成为文学评论的中心。文学文本优秀与否的判断少而又少，更多的被区别为是否适宜阐释。文学理论的空前繁盛，使“无论‘写什么’、无论‘怎么写’，要写得好，才能使作品获得文学价值”的常识往往被高深玄妙的理论淹没。她提醒学术研究者，在我们的文学价值评价体系中，“写什么”、“怎样写”以及“写得怎样”三者都是不可获缺的。

此外，自2003年以来对于现代性研究的有效性以及当前有关现代性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的反思仍在进行中。学界在痛感当前的研究中存在着“现代性泡沫”的同时，也认识到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研究还有巨大的开掘空间，应进一步深入下去。而现代性问题的中国化、本土化也许是深化这一话题的一个出发点。应当说，这些探讨体现了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危机意识，促使我们对未来学术的发展方向进行深入思考。

史料问题

史料问题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有关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息，然而由于学术风气、学科评价体系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众多研究者的注意。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逐渐开始认识到了史料的发现和整理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突围之间的关系。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往往能够引发我们对文学史的重新审视，而某些重要的史料的新发现甚至能够修正和发展我们对文学史的既定认识。继2003年在清华大学、2004年在河南大学相继召开了现代文学文献学学术研讨会之后，2006年9月中国文学史料学会近现代文学史料分会在开封正式成立，2005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特别出版了“文献史料专号”，这一系列活动可以说是现代文学这一学科进一步深入发展，稳定走向成熟的一种体现。

《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和第2期、《汕头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2期先后发表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的笔谈，围绕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大家一致认为，在文献的发掘、整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传统文献学有关文献整理、校勘的方法不能适应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实需要，必须建立与复杂的现代生活相适应的现代文献学，同时还应当避免非文学因素对文献整理工作的干预。如何深化文献研究，也是研究者不断探索的一个课题。钱理群提出文献研究与文化研究具有互补关系。过去的文学文本研究局限于结集的文本，既缺少对版本的考释和选择，同时又不能将文本放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如文本的产生与流通等，无法揭示文本的历史具体性和历史丰富性。文化研究的思路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提醒我们在文献研究中发掘和阐释其文化内涵，同时借助文献工作，文化研究才能落到实处，不至于陷入空谈。李怡则强调史料发掘的背后应当包含着研究者在思想和理论上的掘进。他认为文学史料的不断丰富往往是一些更复杂的思想观念变动的结果。

文献的发掘和整理，作家选集、文集、全集的编辑，原作修改与版本变迁以及史料的新发现与作品重读等史料文献研究在本年度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成为一大热点，出现了不少以原始材料的发掘整理为基础，史、论并重的优秀著作和论文。例如，金宏宇的著作《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八部名著的版本，梳理清楚了八部长篇小说的历次修改过程和版本源流情况，并对历次修改作出比较准确的定位和评析，是现代文学版本研究的一部力作。陈改玲的《作为“纪程碑”的开明版“新文学选集”》以新中国第一套现代作家选集开明版“新文学选集”的出版、选编为考察对象，展示了建国初期主流意识形态对“五四”新文学及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理解。2005年末新版《鲁迅全集》的反响再次证明了鲁迅生活的时代同当代中国的紧密联系，也证明了鲁迅思想并没有过时。此外还有刘进才对师陀作品的版本讨论、谢昭新对吴祖缃小说的版本研究，赵月华对梅娘作品的修改研究，朱金顺对《子夜》版本研究等，这些论文通过对作品不同版本的分析和比较探讨了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情感、创作规范、审美原则以及文学思想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