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应对策略

摘要：面对20世纪西方文化思想的挑战与刺激，中华民族将如何生存和发展。鲁迅先生提出了以“种族革命”为手段，“思想革命”为目的，标本兼治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鲁迅；应对策略；种族革命；思想革命

“挑战—应战”的文化思想研究叙述模式，似乎遭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的普遍质疑，许多学者斥之为“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其实，不论如何质疑和斥责，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总是自觉地处在“应对”的状态之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和演变，正是西方文化思想强有力的挑战与刺激下的应对策略。只有在这种“应对策略”的应用及其转变的文化思想背景下，我们才能认识鲁迅文化思想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一、思想革命出场的时代背景

众所周知，1840年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打击，中国社会经历了“器物引进—制度变革—文化思想”三个强烈的震荡周期。

戊戌变法以前，是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船坚炮利”成了中国朝野上下普遍神往的主流目标，曾被目为“奇巧淫技”的西方物质文明一时之间成为社会崇奉的时尚。兵工厂、造船厂、棉纺厂等西方意义上的物质生产方式陆续被引进，“咸与维新”成为时代的潮流。但甲午战争的溃败打破了中国人的物质引进的美梦。号称“亚洲第一强”的清朝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悲惨结局，使有识之士警醒：再强大的“器物”，在腐败衰朽的落后体制下，最终只能“流水落花春去也”。康有为、梁启超奔走呼告，“变法”主张恰逢其时，制度变革的要求日益高涨，立宪改革也被艰难地提到了议事日程。然而，随着“戊戌六君子”被斩首菜市口，康、梁仓皇出逃日本，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制度变革的尝试在血雨腥风中被迫夭折。

文化思想改造的呼唤，正是在这样惨烈的世纪之交成了时代最强音。梁启超逃居日本后，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并宣称“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对要彻底解决制度问题，他提倡破坏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必取数千年横暴浑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1](P.88)必须让“新民”成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1](P.3)推究其实质，“新民”就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文化思想改造运动，是一场摧枯拉朽的“思想革命”。

假如说“新民”是这种“思想革命”的宏伟蓝图，那么“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就是具体措施和方法。黄遵宪等人所主张和实践的“我手写我口”，夏增佑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