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意义、问题及路径

社区教育促进社区治理：意义、问题及路径作者：李宜芯李盛聪李瑞雪来源：《职教论坛》2018年第03期摘要：社区是社会的核心和细胞，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改革地不断深入，城乡差距加大，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思想与价值更加多元化，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大量涌现，对社会稳定与和谐造成严重威胁。

以社区治理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治理成为我国深化改革、化解社会矛盾，满足人们需要的新型管理方式。

社区治理的核心是人的自治意识、参与能力与文化素养的培养，作为全面培养居民知识、技能、道德与文化、精神修养的社区教育就成为社区治理关键内容和方式。

我国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还存在：社区教育目标缺失，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功能错位，居民参与失位，社区精神丧失等问题。

社区教育在促进社区治理过程中不仅发挥着以“魂”铸人、以“德”树人、以“文”化人、以“技”助人、以“情”聚人的功能，而且也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社会组织的培育等。

关键词：社区教育；社区治理；居民自治作者简介：李宜芯（1991-），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多元文化与教育基本理论；李盛聪（1964-），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成人与现代运程教育；李瑞雪（1995-），女，四川巳中人，四川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人与现代运程教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学习型社会下成人终身学习能力构建及培养研究”（编号：13XJA880002），主持人：李盛聪。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8）03-0113-09一、选题意义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革的快速发展，中国已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镇化建设加快、人口迁移与流动增加、单位人被弱化、新建小区层出不穷、城乡差距加大、区域分化严重、国民财产分布严重不均、城乡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改变、思想与价值更加多元化、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大量涌现，对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以往的社会管理方式已不能满足我国现代化发展和社会转型的需要。

创新社会治理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和落脚点，强化社区治理，对于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提高居民福祉、促进社会和谐均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社区教育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与核心内容。

十八大以来，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和社区教育，抓好社会治理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

如何提高社区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提高居民参与治理的意识和能力是关系到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

社区教育自然也被赋予更深远的历史责任与现实意义。

2014年教育部、发改委等七部门在《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完善社区教育多元参与协商、合作机制、提高社区治理能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1]。

2016年教育部、民政部等九部委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中提出：“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不断丰富社区建设的内容”[1]。

社区教育如何促进社区治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缺乏深度的研究和探索。

我国社区教育，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其发展原因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加快，社区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管理中的地位日益突显，社区建设、社区教育成为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助推器。

30多年来，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及东部沿海地区发展最为迅速，但乡村及中西部地区发展极不均衡。

我国社区教育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萌芽期，主要是简单、零星式的，以宣传、知识普及为主的社区教育；第二是探索期，主要是以居民“唱唱、跳跳、写写、画画”为主的休闲娱乐教育；第三是发展期，是把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进行深度融合的时代（有人将其称之为“社区教育3.0时代”）。

应该说，我国当前的社区教育仍以前两种方式为主，其服务对象也多限于儿童和老年人，中青年人、在职人员很少参与社区教育。

我国社区教育是“顶天、立地”的教育；“顶天”是指社区教育首先要符合、践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治理和发展的要求、政策与愿景。

因为社区在我国不仅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的、经济的范畴，因此国家对社区教育的顶层设计是我国社区教育实施、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前提。

“立地”是指要搞好社区教育的另一个基础是深入群众的实际生活，体察、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以此构建社区教育内容、方式与活动，满足居民生活、学习的需要，社区教育要接“地气”。

然而，当前我国社区教育就上述两个方面都还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是社区教育顶层设计不够，另一方面是居民参与热情不高。

在现实实践中，社区教育应该怎么发展？怎么深化？社区教育如何赢得基层社区和老百姓的支持、参与等等都是广大社区教育工作者苦苦寻求和日益忧虑的事情。

这些问题是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瓶颈和难题。

只有不断探索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内在规律，深化社区教育的内涵，以社区治理和居民和谐发展作为社区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才能不断创新社区教育的机制、模式、方法与内容，解决社区教育实践的困境和不足。

影响我国社区教育的深层因素是我国教育学科一直是以学校教育这一狭窄时空框架来界定其研究对象和范围，教育学也仅仅是教师教育的一门课程而已，从早期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到今天的教育学著作几乎都是没有研究学校以外的更为广阔的、历史更悠久的社会教育、生活教育等发生在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教育活动。

人类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在人类产生学校教育之前，甚至在一百万年前原始人就有了自己的生活和教育。

即使是学校产生以后，人类的教育活动依然在社会各个方面中广泛开展。

几百年来，人们对教育学的窄化理解不仅导致教育科学不断遭人质疑，学科发展也远不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这么显赫，更致命的是这种教育观放弃了自己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和对象，所以终身教育、社区教育的理论和思想不是从教育学的母体而来，而是从成人教育活动和其学者而来，这也是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在我国不受重视的真正原因，也是我国终身教育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

由于上述原因，我国社区教育的理论和科学研究的匮乏，理论与实践没有统一共生。

理论无法指导、引领实践，实践也无法滋养理论的发展与升华，从而造成了理论的空洞，实践的盲目。

我国社区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形式，基本上还处于长期实践摸索之中，各个地区、城市相互借鉴，甚至直接复制其他社区教育的做法和经验，并未形成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理论体系。

社区教育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术界里并未受到重视，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对此并不了解。

社区教育的劣势一方面源于其学术历史短、起步晚、覆盖面少，其潜在的社会功能并未体现。

另一方面是由于其专业性不强、研究对象不明、概念不清，研究内容浅显、研究范式缺乏、教师和管理者专业素养低下等。

学术理论研究的薄弱与专业性的苍白使我国社区教育在促进社区治理时力不从心，目前关于这方面有见地的文章少之又少。

社区教育要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参与社区治理的需求，促进建立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方式。

社区教育、社区治理都是舶来品，社区教育一定要为中国社会和文化服务，为我国城乡社区治理服务。

社区教育如何为中国社区治理服务，构建现代治理体系、提高现代社区治理能力，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方式是当前我国现实发展的紧迫问题，也是教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必须回答和研究的问题。

首先，社区教育应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主体意识和参与社区治理的愿望与要求。

社区教育的本质功能即是为社区居民服务，不断培养和提高每一个成员生命成长与社会参与的知识文化、能力水平和精神追求。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居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当家作主的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希望参与社区治理的愿望也越发强烈。

这给社区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保罗·朗格郎曾说，历史上成人教育之所以发展缓慢不受重视是因为它没有满足和脱离了成人的需求。

其次，（社区）治理是一个国家政治、历史、文化的行为方式，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导致其治理方式的不同。

鉴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我国现代社会（社区）治理不能照搬西方意义上与政府对立的“市民社会”的政治模式，也不能走古代国家集权的统治模式，而应采用政府与民间，管理与市场，居民平等协商、官民共治之路，市民通过有效沟通，参与协商、妥协、合作解决社会与社区问题。

作为现代教育活动的社区教育应该培养居民、青少年成为理解社会治理民主制度的内容和特点，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并具有相应的知识、能力和素养的人。

二、社区教育何以能促进社区治理？（一）关于“社区”“社区教育”“社区治理”的分析及其内在联系要弄清二者的关系，我们首先应了解“社区”“治理”与“社区教育”的概念。

关于“社区”的界定，至今尚无统一的定论，目前有一百多种说法，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它的上位概念“社会”。

尽管社会学家对什么是社会也颇有争议，但也基本认识一致。

美国社会学家伊思·罗伯逊认为“社会就是一群享有公共同地域和共同文化的相互作用的人”[2]。

他的这一概念清晰的阐明了社会本质和特征：第一，社会是人们必须占据同一地域；第二，他们不仅共享地域，还必须彼此发生相互作用，即人们在生产，日常生活、政治、文化、教育、艺术、宗教等活动中相互影响相互支持的活动；第三，人们必须有一种共同的文化，感受到自己是同一群体的成员并能对这一群体承担义务。

这一概念在学术界得到肯定和普遍认同。

杜威也认为“人类和一般的动物不同，是社会性产物，而社会的组成不是因为人们同处一地，而是因为大家具有彼此认同的信仰、目的、意识和情感。

缺乏这种依赖以及相互维系的精神因素，人们尽管密集一处，也难以形成真正社会，而一旦有了这些，便能天涯若比邻”[3]。

“社区”一词最早是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1887年在其著作community and society一书中提出，其意思是共同的东西和亲密的伙伴关系，含有公社、团体、社会、共同体。

后由费孝通先生译介国内。

滕尼斯（Ferdinand T？觟nnies）钟情于乡村社区概念，他认为社区是即“生活共同体，即同质人口组成的亲密关系、守望互助、疾病相扶、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2]。

1955年美国学者G.A.希莱里对已有94个关于社区定义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69个定义都包含了地域、共同文化和社会交往三个方面的含义，并认为这是构成社区概念必不可少的要素。

所以，我们认为社区是生活在一定区域内，具有共同文化意识和共同利益，相互交往的社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