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商人组织
公基常识“中国五大商帮”考点汇总
【常识】“中国五大商帮”考点汇总我国的明清时期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时代，产生了众多商帮，其中比较著名的五大商帮，分别是晋商、徽商、浙商、鲁商、粤商一、晋商1.简介：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合作盈利成为较为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历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2.主要成就：(1)票号：是晋商最大的创举，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
(2)驼帮：主要从事对外茶叶贸易，他们通过驼队北上西行，把茶叶运往俄罗斯和蒙古等地。
(3)船帮：晋商组织船帮对外贸易采办洋铜。
(4)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王家大院等等二、徽商1.简介：徽商又称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旧时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2.主要成就：(1)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有王致和、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胡庆余堂等经典老字号。
(2)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三、浙商1.简介：浙商是19世纪推动中国工商业进程的强大商帮。
浙商的特点是和气、共赢、低调、敢闯。
一般来说，最为活跃的商人是温商，最为吃苦的商人是萧绍商人，最为活跃的城市是义乌，品有代表性的商人星宁波商人，而最为低调的浙商是越商2.主要成就：湖州人沈万三是元末明初的天下首富；清末镇海人叶澄衷是中国近代五金行业的先驱；以经营辑里丝起家的刘铺、张颂贤、庞云筛、顾福昌这“四象”为首的湖州南浔商人是中国最早的强大商人群体。
四、鲁商1.简介：鲁商是明清时期山东的商业群体，他们以“德为本，义为先、义致利”的商业思想著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强大的生命力。
2.主要成就：明清以来的鲁商有许多是亦工亦商，其经营方式是“前店后坊”,如周村生产经营烧饼、布匹的商人。
中国古来十大商帮
中国古来十大商帮中国十大商帮明清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其中著名的十大商帮为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帮。
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网络，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和组成的。
而从中国现代化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是中国１６、１７世纪现代化的因素之一。
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中，以晋帮（山西商帮）和徽帮最为著名。
他们是全国商界举足轻重的商人集团，积聚了大量的商人资本。
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谢肇浙《五杂俎》），指的就是徽州、山西商人。
尤其是晋商，以其资金雄厚、活动范围广阔，居各帮之首。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西商人。
明洪武（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初年，为了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的“开中法”，使晋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
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
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
山西商人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
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万家投资，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
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
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但由于晚清金融倒账风波不断、票号缺乏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加之辛亥革命后战乱的影响，因而很快就走上了衰败没落之路。
中国商人的成长及商人队伍的壮大可谓一波三折。
一般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商帮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商帮一、山西商帮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
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咸同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
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
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点评：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的，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
二、徽州商帮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
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
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点评：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当然是一个睿智的人。
在他们身上，既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
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
中国商帮_政史地_初中教育_教育专区.docx
中国历史上，把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称为商帮。
明清时期，中国大地上形成了晋、徽、陕、鲁、洞庭、龙游、宁波、江右、闽、粤十人商帮。
晋商和徽商的兴起缘于贩盐获利，陕西商人也不例外。
明代陕西行省包括U•肃地区，不仅地域辽阔，几乎囊括了明代长城“九边”的西段，而且关屮八百里秦川又盛产粮食，陕西商人便有了“输粮换引”的地理和资源优势。
再加上为安抚边外少数民族，明政府开放“茶马互市”的边境贸易，使陕西商人又多了一个致富的门路。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儒家思想的发源地，鲁商受儒家“重农抑商”文化影响很深。
从汉代开始，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商人被排在末位，鲁商既想赚钱，又不想失去政治地位, 从而决定了他们必然走上“以末（商业）致富，以本（农业）守Z”的封建商业道路。
洞庭商帮是指居住在苏州太湖东、西洞庭山上的洞庭商人。
他们利川太湖交通方便和周边地区物产丰富的得犬独厚条件，以贩运米粮和丝绸布匹为业。
尤具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
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木向工业资木发展的道路。
龙游商帮，实际上是包括常山、江山、开化等衢属各县的衢州府商人集团。
衢州地接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四省，号称四省通衢，水陆交通便利，是毗邻地区各种物资的集散地。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冇着开放的心态，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具有战略眼光的龙游商人则适时地将手头资金投入手工业生产和矿产开发等实业，使商业资本及时转化为产业资本，在全国各地发展了口己的事业。
所以当时民间有“钻天洞庭商，遍地龙游帮” Z说。
宁波地处东海Z滨、是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港」由于拥有经营的地缘优势，宁波白姓从商者甚众，清代南方的钱庄就是由宁波商人为主体，与北方的山西票号相得益彰形成了中国传统金融业南北两大支柱。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晋商，是指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明清时代)以善于经商而着称于世的中国山西商人，山西简称晋，故名晋商。
在当时，晋商是中国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也是国际贸易中一大商人集团。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又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①。
梁氏何以如此高度评价明清时期的晋商呢?原来明清晋商确有不凡之处。
晋商的成就 1．资本最雄厚的商人。
晋商资本从明前期积累，到中后期已有相当规模。
明人沉思孝说：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②。
明人宋应星说：“商之有本者，大抵秦、晋、徽郡三方之人”③。
入清以后，随着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晋商资本又有大幅度增加。
据《清高宗实录》卷1257载：“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惠亲王绵瑜说：“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
”④大体说来，明代山西富商资产一般为数十万银两，清代则达数百万两到千万两以上，其资本之雄厚，堪称为最。
2．经营行业多，足迹“遍天下”。
明清晋商经营行业很广泛，有“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之说。
从其经营行业来看，大致有盐业、粮食业、棉布业、棉花业、丝绸业、茶业、绒货业、颜料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烟草业、药材业、纸张业、干鲜果业、饮食业、书业、鞋业、典当业、玉器古玩业、油业、铜业、洋货业、杂货业、账局、票号业等。
其活动范围，遍及华北、华中、江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南京、苏州、广州、成都、重庆、杭州、开封、洛阳、沈阳、长沙、济南、上海等商埠是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西北新疆古城、伊犁、塔尔巴哈台，西南打箭炉、理塘、巴塘、东北宁古塔、墨尔根(今嫩江)，东南台湾、海南岛等边陲海岛都有晋商的足迹。
有人说：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晋商的足迹。
当然，此乃形容之语，但也可见其足迹之广。
晋商还积极开展国际贸易。
参商的故事
参商的故事引言参商，又称参商贸易，是中国古代商人进行海上贸易的行业组织。
他们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本文将讲述参商的故事，以展示他们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影响。
古代参商的起源参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海上贸易网络。
中国古代的参商主要来自福建、广东等地。
他们通过船只运送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交流。
参商的商业活动参商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和海上贸易路线上。
他们不仅从中国运送商品出口，还向中国进口外国商品。
通过参商的活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得以扩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参商还与中国的内地城市进行贸易往来，将沿海地区的商品运送到内地，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展。
他们以青铜器、丝绸、瓷器等中国传统产品为主要商品，交换西方的贵金属、香料、珍宝等商品，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文化影响。
参商的组织形式参商的组织形式一般是由商人自发组成的行会或商会。
他们互相结盟合作，共同完成商业活动。
参商行会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机构，以维护成员的利益并规范贸易行为。
另外，参商还经营金融业务。
他们提供贷款、兑换货币等服务，为商人和商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这种金融服务的存在，为参商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并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参商的文化影响参商的商业活动不仅为中国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他们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带来了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艺术。
这些文化元素融入中国社会，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参商还带来了众多外国人和外国文化的影响。
他们与西方商人进行交流，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通过参商的活动，中国的文化视野得到了拓展，开启了对外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参商的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商行业逐渐衰落。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变革所致。
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内地城市的崛起，导致参商的商业地位逐渐被削弱。
此外，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殖民主义的兴起，也对参商行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中国十大商帮
中国十大商帮中国十大商帮一、晋商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五百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
二、徽商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
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著名。
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
三、粤商广义上的粤商包括潮州帮（潮商），广州帮，客家帮，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狭义的粤商指广州帮。
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
四、陕商陕商，通常意义的陕商指明清五百年间的陕西商人。
曾经有陕商腰缠十万下扬州、陇蜀商铺都姓赢、紫阳茶青湖茶红、江南贩布赛王侯等典故。
五、闽商闽商，狭义指福建商人，广义指福建、浙南、粤东潮汕地区和海外闽民系商人。
被誉为“华商第一族”。
诚信为先，利义兼得，是闽商的基本理念。
道光年间成书的《晋江县志》，将商贾与农工并列，而非置于四民之末,“行货曰商，居货曰贾，商贾之名，虽亚乎士，而与农工，均在四民之列”。
六、赣商赣商，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
据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所著的《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
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
”遂得此名。
江右商帮称雄中华工商业九百多年，是中国古代实力最强商帮。
七、洞庭商帮洞庭商帮又叫“洞庭帮”、“洞庭山帮”、“山上帮”或“洞庭山人”，这些几乎成了“苏商”的主体。
这个不以苏州、也不以吴县为名而只是以洞庭东西山的山名为名称的商帮，其历史悠久。
明代苏州小说家冯梦龙把这个商帮的情况最先写进他的小说集《醒世恒言》里。
小说中写道：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
八、鲁商鲁商，是山东的商人精英群体，人称山东商帮，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的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商业集团，其势力范围横跨整个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曾经是明清时期的商业、金融和政治中心之一。
晋商集团拥有庞大的商业帝国和财富，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阔的商业网络，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起源和发展晋商集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随着唐朝的衰落，晋商集团逐渐转向了商业活动。
随着宋朝的崛起，晋商集团开始崭露头角。
明朝时期，晋商集团发展迅速，成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大的商业集团之一。
明朝灭亡后，晋商集团顺应时势，迁往了山西吕梁地区，在清朝时期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
晋商集团的发展离不开其强大的家族宗亲关系和地方官府的支持。
晋商集团在当时建立了庞大的家族网络和互惠关系，形成了一种靠亲情、邻里之间联合经营的宗族制商业运作模式。
同时，晋商集团通过贿赂和纳贡，获取官府的支持和保护，逐渐壮大自己的实力。
经营活动晋商集团主要从事纺织和盐业贸易，其中以盐业为主要盈利来源。
晋商集团在盐业方面经营非常成功，其垄断盐业的地位和寡头经营模式，成为当时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盐商。
另外，晋商集团还在矿山、造船、保险、银行、票号等行业进行了经营尝试。
晋商集团在营商方面有着非常崇高的信誉，其经商之道已经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商集团不仅仅注重自身经济利益，还秉持着“仁爱为本，诚信为先”的经商理念，捐资助学、建设桥梁、兴修水利等慈善事业。
社会影响晋商集团的兴起和壮大，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晋商集团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促进商品流通、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在文化传承方面，晋商集团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产生了巨大影响。
晋商集团的商业理念和经营方式，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商集团除了在经济和文化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深度参与了政治活动。
晋商集团的财力、人力和地缘政治优势，使得其能够在清朝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
晋商集团的糖业巨头何如宠更是成为了清朝官场的“大财主”，其对清朝朝政的干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内阁大臣。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商帮（上）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商帮（上）山西商团（一）富甲华夏的晋商科举制在我国封建社会由来已久，引历代学子十年寒窗，发奋苦读。
揭榜那一日，状元也就成了众人瞩目的对象。
清朝总共出了一百多个状元，这些状元来自不同的地区，但唯独没有山西的学子。
连云南、贵州等较为偏远的地区都出过状元，为什么偏偏没有山西的呢？原来在山西，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学而优则贾。
最聪明的、读书最好的孩子让他去经商；差一点的去种地，种地还是个地主呢；剩下的才去参加科举考试。
山西的学生就是这样分配的。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清朝的时候，山西的一个县令一年的薪水是一千多两白银，而山西票号里的一个小伙计的年薪也是这么多。
长在这富贾如云的地区里，何去何从自然分明。
伙计尚且这么有身价，那老板又是怎样的一些商人呢？山西商团是我国古代十大商团中最早崛起的，历史上也称晋商。
晋商是在明代中期正式形成的，是我国明清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商人团体。
晋商经过数百年的积淀，家底异常丰厚。
清朝一位大臣在写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臣听说山西太谷县孙姓人家，家有白银两千余万，曹姓、贾姓人家各有四五百万，平遥县的侯姓人家、介休县的张姓人家，各有三四百万……介休县家产超百万的大概几十家，祁县超百万的大概也几十家。
可见，山西几个县城中的富户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
这可不是普通的数字，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
早在隋唐时期，就有资产雄厚的山西商人，他就是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
李渊父子当年从太原起兵，做木材生意的武士彟给予了他们丰厚的物质支援。
凭借着武士彟的财力和精锐的太原军队，李渊父子最终夺取了政权，赢得了天下。
清兵入关之后，顺治皇帝首先做的不是别的，而是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
在大殿设宴，赐予他们华丽的服饰，最后还把这些商人编入了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
皇帝之所以这样重视山西商人，就是因为山西商人富可敌国，皇帝也要为自己留条后路。
雍正年间，朝廷调集军队平定青海叛乱，当清军深入草原以后，军粮供应发生了困难，仅购买粮草就需要一百多万两白银。
关于商帮的记载
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商业组织形式，通常由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的商人组成。
商帮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当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地域间长途贸易的兴起，各地商人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商帮。
在商帮的发展过程中，各地商人也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商业文化和习俗。
例如，晋商以诚信、勤奋、节俭著称，注重商业道德和信誉；徽商则以儒商、文化底蕴深厚著称，注重商业礼仪和文化传承。
历史上，商帮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商帮通过组织商品生产和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同时，商帮也促进了地域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推动了各地文化的融合和发展。
关于商帮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时期的一些商业文献和地方志。
在这些文献中，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商人和商帮的描述和记载。
此外，在清朝时期的一些小说和笔记中，也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商帮的描写和记载。
例如，《红楼梦》中就有一些关于徽商的描写，反映了徽商的文化底蕴和商业礼仪。
总的来说，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重要的商业组织形式，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通过对商帮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历程和特点，对于今天的商业发展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史上最牛商帮大全
1.山东商帮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
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
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
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
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2.江西商帮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
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右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
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
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
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
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3.陕西商帮在明代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
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
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
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中国商帮发展史
中国商帮发展史
中国商帮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它反映了中国商业活动的演变和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变化。
以下是中国商帮发展史的一些主要阶段：
1.古代商业：在古代，诸如丝绸之路等贸易路线的形成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
商人通过陆路和海路进行贸易，推动了文化和商品的交流。
2.明清时期：明清时期，商业逐渐繁荣。
特别是明朝后期和清朝早期，商帮的形成和发展更为明显。
商人通过组织商帮来保护自己的商业权益，促进商业合作。
3.南洋华侨商帮：南洋华侨商帮是指那些在东南亚地区兴起的华人商业组织。
这些商帮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兴起，涉足范围广泛，包括矿业、种植园、金融等领域。
4.近现代变革：近代以来，中国商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
清朝末期，中国经历了诸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商业活动也受到了影响。
随着社会的动荡，商人的地位和商业组织形式也发生了变化。
5.改革开放：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开放，商业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私营企业兴起，市场机制逐渐建立，商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6.当代商业：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商业形态也在不断演变。
现代中国商业包括传统的零售、制造业，也涵盖了电子商务、科技创
新等领域。
大型企业和国际化商业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总体而言，中国商帮的发展史反映了中国商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状况和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演变。
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当代的全球商业舞台，中国商业一直在不断发展和变化。
中国史上十大最能赚钱的商会
中国史上十大最能赚钱的商会作者：王颖来源：《名人传记·财富人物》2015年第03期不同的地域和生长环境造就了不同的习惯及性格特点，也造就了各不相同的经商之道。
中国历史上最能赚钱的商会是哪个？他们有何秘笈？1.亦盗易商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时期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
他们走私，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
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
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
明清时期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点评：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
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商帮这棵枯树上发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2.内涵丰富道光十年（1830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做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
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
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代、现代。
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广东商人发迹于东南亚及中国香港、潮汕地区。
二次大战期间，广东商人虽然曾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世纪70年代后崛起于中国南部、香港及东南亚。
点评：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商帮（中）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商帮（中）洞庭商帮（一）洞庭东西山的商海传奇洞庭的东西山位于苏州市西南的吴县境内。
洞庭东山是一个伸向太湖的狭长半岛，地形与地中海北岸的亚平宁半岛相似。
洞庭西山在太湖中，也就是古代的包山。
此地风景秀丽，一年四季鲜花遍地、硕果累累。
东西两山现在分别为吴县市东山镇和西山镇，两镇面积分别为八十和九十平方公里，长期以来甚至连设县的资格都不具备。
但是这样一个狭小的太湖两山的行政区内，却地灵人杰。
据说，在两千多年前，越国大夫范蠡在帮助勾践打败吴国之后，明哲保身，携西施泛舟太湖，就在此地打鱼隐居。
明清两代，洞庭东西山盛产才子，共出过状元两人、探花一人、会元两人、进士四十人，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代风流才子——唐伯虎也出于此地。
19世纪到20世纪，一个雄心勃勃的商帮从这里诞生了，在传统商海中注入了现代商业霸气，这就是洞庭商帮。
洞庭商帮是特别的，在中国古代著名的十大商帮中，洞庭商帮是唯一一个以县以下的一两个乡命名的商帮，由苏州吴县管辖下的东山人和西山人组成。
洞庭商帮又叫做“洞庭帮”“山上帮”或“洞庭山人”，明代苏州的小说家冯梦龙在他的小说集《醒世恒言》里记载了洞庭商帮的情况：“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四方八路，去为商为贾。
”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钻天洞庭”。
称为“钻天”，非同寻常，连无路可上的天庭都有本事去经营，洞庭的东山人和西山人可谓是商海的健将。
谁都知道徽商资本雄厚，活动范围广，经营能力强，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叫“钻天洞庭遍地徽”，在这里唯独把洞庭商帮与徽商相提并论，可见洞庭商帮的影响力之大。
（二）洞庭商帮的特点聪明的商人都知道该如何扬长避短、审时度势。
明代晋商和徽商在盐业和典当行业叱咤天下，精明的洞庭商帮避开竞争的强锋，选择了洞庭湖天时地利的商业条件，做起了米粮和丝绸布匹的生意，并逐步建立了自己强大的商业势力。
洞庭商人经营手段高超，连现代的商人都需揣摩。
他们对市场的信息特别灵敏，对行情也很有预见性。
还能非常变通地根据具体的情况采取特殊的经营方式。
古代商人的社会组织
已知最早的商业行业组织，是唐宋时期出现的“行”，它不仅包括商人，也吸纳手工业者。
同行业商品的价格，由行中的行头、行老决定。
同时，它还代表官府征收商税，因此行有着明显的官方组织性质。
到明清时期，商人的势力不断扩大，再也不能忍受“行”的控制。
明清时期商人社会势力提高的集中表现，是他们有了自己的正式团体──会馆。
建立会馆就是使同乡在外做生意有落脚之处，以便联络感情，交流商业讯息。
会馆和公所是明代后期产生的一种地域商业行业组织。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第一，当时的人，特别是会馆和公所的建造者认为在公共场所这一意义上，二者无明显的界限。
第二，会馆和公所在名称上往往是相通的，不同点在于行业、地域等方面。
另外，在产生的时间上二者也有差异。
会馆和公所的功能性质可分为行业性和地域性两种。
地域性的会馆和公所主要是祭祀神祇的公共建筑、联络乡谊的聚会场所、举办善举的社会组织和筹谋商务的地域团体，有的甚至是地方政府加强治安的辅助力量。
行业性的会馆和公所则是工商同业组织，大多有行规，对入行条件、商品价格、使用的度量衡、招收学徒、同业救助等都有相应的规定。
因此，称之为“行会”也未尝不可，但这种行会组织与西欧中世纪的行会，在内涵上和对经济的影响等方面都是有分别的。
由于商人对财富的追求，所以他们对财神、妈祖以及各种商业神的崇拜都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
中国古代四大商帮介绍
中国古代四大商帮介绍我国古代处于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是基本的国策，但是即使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中国的商业还是在不断的发展，甚至发展出了无数的商帮，在中国古代有四大商帮比较有名，是哪四个呢？晋商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
一般来说，狭义的晋商主要就是指明朝和清朝五百年间的山西商人。
彼时，晋商主要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特别是山西票号，可谓晋商的核心竞争优势。
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
徽商徽商的发展最早是起源于东晋时期，徽州人口数量繁多，然而土地面积却很小，不可能每家每户都可以耕地过活，于是，聪明的徽州人就开始了经商。
与晋商主要经营盐业不同，徽商什么都经营，主要有盐业茶业布业等等。
徽商的兴盛时期也是在明清时期左右，全国遍地到处都是徽州商人，各地都遍布着徽州商人的生意。
而徽商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们是以儒家学说来经商，后人也多称其为儒商。
粤商粤商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不受所谓“正统”、“权威”观念的束缚。
粤商为了赚钱，天不怕，地不怕，擅打擦边球、有冒险精神是其最为突出的特性。
他们永远敢做“吃螃蟹”的第一人，喜欢“头啖汤”。
粤商以快制胜，出击迅速。
粤商从不将自己的生产经营局限于某一固定的框架之中，注重灵活变通，“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正是这种写照。
粤商会“借”。
一是借钱发挥；二是借才发挥。
粤商文化信奉“开放包容不排外”，“不揾独食、有钱大家赚”。
甬商（浙商）宁波商帮的兴起时间较晚，在鸦片战争后宁波商帮才脱颖而出，民国时期最为鼎盛。
主要以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为主。
以传统行业立命，再以支柱行业为依托，然后寻找新兴行业方向。
古代商业社团和贸易组织
古代商业社团和贸易组织在古代社会，商业和贸易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活动。
而商业社团和贸易组织就是用来协助商人和促进贸易的机构。
这些组织的出现与发展，不仅使商业和贸易更加繁荣，还对社会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商业社团和贸易组织的出现商业社团和贸易组织最早出现在古代近东地区。
古巴比伦、亚述和波斯等民族在商贸活动中都建立了各自的贸易组织。
这些组织有时是由商人自发组织的，有时也是由当地政府主导的。
在古代中东，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习惯组织在一起。
这样不仅有利于交流信息，还可以共同应对危机。
随着古代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商业社团和贸易组织的形式也逐渐多样化。
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商业社团和贸易组织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对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还在文化和教育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古代商业社团和贸易组织的种类在古代，商业社团和贸易组织种类繁多，有些是组织地位正式，有些则是以商人的个人名义建立的。
这些组织的主要目的是协助商人完成贸易活动，并保障商人的利益。
以下是几种常见的古代商业社团和贸易组织：1.商会商会是古代商贸的一种组织形式。
商会的组织形式可以是非正式的，也可以是国家官方机构，它有利于商人们集中讨论他们的利益问题，多个人的智慧往往比单个人要更有用。
在古代商会里，有品种繁多的专业人士，从中可以为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
2.行会行会是一种商业组织，它主要包括同一个领域的商人和工匠。
行会往往与当地政府有很深的关联，从而能够协调各方的资源，保障行业的发展和繁荣。
在欧洲的中世纪，行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协助商人完成贸易，还承担着为所有工人提供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服务的职责。
3.商帮商帮是中国古代商业组织的代表，它是一个由同乡、同姓、同族的商人组成的商业协会。
商帮不仅可以进行贸易活动，还具有资本组织、寻求租收、提供安全保障等多种功能。
商业社团和贸易组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商业社团和贸易组织的出现，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由于商业社团和贸易组织的成员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他们可以共同采取措施，利用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协助交易完成。
古代商帮具有契约精神的例子
古代商帮具有契约精神的例子
古代商帮具有契约精神的例子有很多，以下是其中一些：
1. 丝绸之路商帮：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贸易通道，商人们组成商帮进行贸易活动。
商帮成员之间通常签订契约，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确保交易的安全和顺利进行。
2. 长途商队：古代长途商队是为了进行跨地区贸易而组成的商业组织。
商队成员之间会签订契约，约定物品的运输和保护方式，以及利益分配等事项，确保商队的顺利运行和成员的利益。
3. 水上商帮：古代水上商帮是负责河流和海洋贸易的商业组织。
商帮成员之间会签订契约，规定船只的使用和维护，货物的保护和分配，以及利益的分享等事项，以确保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
4. 金融商帮：古代金融商帮是从事金融交易的商业组织。
商帮成员之间会签订契约，明确借贷的利率和期限，以及借贷的担保方式，确保金融交易的安全和顺利进行。
这些古代商帮在商业活动中契约精神的体现，体现了商人们对于商业信誉和互惠互利的重视，也为商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基础。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晋商是指中国历史上来自山西省晋中、太原等地的商人集团，他们于明清时期，成为了中国最为重要的商帮之一，并以其广泛的商业网络，丰富的商业经验和政治社会影响力，成为了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商业集团之一。
一、晋商的起源晋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晚期，当时山西一带已经开始形成商人群体，主要从事马匹、茶叶、纺织品等商品的贸易，这些商品被输往其他地区进行交易。
而到了明清时期，晋商逐渐发展壮大，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商业势力。
二、晋商的商业网络晋商的商业网络遍布全国，尤其是清代，其商业网络更是辐射到海外。
晋商的商业网络主要有三个核心地区：山西、北京和南京。
这三个地区相对独立，但彼此又相通。
山西是晋商的发源地，很多晋商经验都是从山西开始积累的；北京是明清时期的中国政治中心，在这里，晋商与北京的官员和贵族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南京则是明清时期南方的商业中心，在这里，晋商与江南的商人之间建立了紧密的商业联系。
晋商的商业网络不仅仅局限于这三个地区，而是通过与其他商业和政治势力的联系，融入了整个商业网络。
晋商与其他商业势力的联系主要通过婚姻、商业合作等方式实现。
这些联系使得晋商在商业网络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三、晋商的商业经验晋商的商业经验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经营驿站，其二是与官员合作经营绿色农产品。
1、经营驿站明清时期，驿站设在重要的交通枢纽处，为政府通讯运输提供服务。
晋商通过向政府租用驿站，承包驿站经营，赚取运输费用，同时还可以借助驿站派遣熟悉的商人前往其他地区进行商业活动。
通过驿站的经营，晋商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
2、与官员合作经营绿色农产品晋商经营的另一个领域是绿色农产品。
明清时期，中国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天然肥料，而这些肥料需要使用人力和动物力来转运。
晋商与官员合作，在政府的管理下，为农民提供肥料和工具，并为他们的农业生产提供其他支持，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同时，晋商也赚取了不少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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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商人组织中国商人及其组织正在与时俱进地成长。
重温明清以来中国商业组织发展的轨迹，对于它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会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馆、神合一寄托乡情行的名称最初记载于隋代。
行会办公的地方被称为会所，以后也称会馆。
行会或会馆起源于客籍他乡者基于人地生疏的一种团体自我保护。
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其宗旨或功能，“不仅叙同乡之谊，联同业之情，恤嫠赡老济贫，还作为同业集会议事场所，研讨商情，联络商务，团结同乡，维护共同利益”，以求“有利则均沾，有害则共御”。
最初的会馆主要以京师的同乡官吏为主体，之后主体转变为商人。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的作者李华曾对明朝时期全国各地在北京所建的会馆进行过统计，有资可查的会馆共有41所。
其中，山西会馆5所，占总数的12%强，建于万历（1572-1620年）以后，分别是山西铜、铁、锡、炭诸商创建的潞泽会馆，山西颜料、桐油商人创建的平遥会馆，临汾众商创建的临汾东馆、临汾西馆，临、襄二邑汾河以东南人创建的山右会馆。
在明代之前，我国商人的活动大多是单个分散的，没有出现有较为固定联系的商人群体，即有“商”而无“帮”。
商帮在明朝形成，是商人力量滋长的体现，而会馆则是商人力量滋长的外现。
明清会馆同时也是同业者祭祀本行祖师的地方。
每个商帮都有其供奉的神?o。
例如江西人崇拜许真人，山西人信奉关帝，福建人礼祀妈祖等。
现在遗留下来的很多山陕会馆同时也是关帝庙。
商人用一种能为社会所接受和敬重的方式使自己获得一种神性保佑，这是商人寻求自我安全的一种心理投射。
具体来说，明清会馆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祭日、年初或其他吉庆日，会员在会馆内演戏设宴，以敦乡谊，或者便于新来同乡者寄宿。
二是祭祀神灵，寻求心理庇佑。
三是安置同乡灵柩，或者资助同乡回乡旅费、养育孤儿、设立义塾及施衣赠药等工作。
四是制定商业规则，仲裁会员间的纷争，为会员提供紧急借贷，做商人与政府的桥梁，代表会员交涉纳税事宜等。
经济史专家全汉升认为，会馆与行会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对于本行工商业的统制是消极的，行会的规条上几全都有“不准”、“不得”等字。
在他看来，行会目的在于免除本行会员相互间的自由竞争，故有种种严厉的禁止，而会馆目的则在尽量保护会员利益，并团结同乡的工商业者成为一个坚固的壁垒，与外者竞争。
会馆与政治斗争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县城周围“店铺多得惊人，各处商业繁盛，一进黄浦江就看到江上帆樯如林”。
商业的发展使上海聚集了来自福建、广东、江浙、徽州等地的外来人口。
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同乡商人为主体的会馆组织也相继建立。
泉漳会馆是福建船商1759年所建的会馆，比泉漳会馆更早的有湖州会馆，由绍兴钱、豆、炭商修建的浙绍公所，1754年由徽州、宁国人在上海建立的徽宁会馆和1757年由船商修建的潮州会馆。
到开埠前夕的1842年，上海县城内外由外省籍商人创设的会馆、公所至少已经达到27所。
1806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铁保规定：“上海一地，凡客省商船进出口，皆需本省会馆出具保结。
”这是政府对会馆权力的让渡。
正如劳伦斯"克里斯曼所指出的那样，近代中国城市的外来经商者乃是“在不设引人注意的管理机构的情况下来管理自己”。
而在此前的广州，从1750年开始，清朝官方要求，外国商船凡来广州进行贸易的，必须在广州十三行洋商中选择一家作为担保人，担保他们纳税、守法，照应他们在中国的行踪，是为保商制度。
之后，保商至少还被附加了两项义务，即应付南洋各国贡船贸易和解决外国商船的关税拖欠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没有建立起成熟的外交体系，清朝官方无形中赋予了十三行公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外交、商务使命。
公行的商总要代表清政府处理十三行内与外国商人有关的外交、税务、治安、民政等诸多事务。
可以说，广州十三行商是外国同中国高级官员交往的惟一沟通渠道，这种局面到上海开埠后才由两江总督兼任的五口通商大臣所取代。
19世纪前，上海行政军事权力的基本结构是官绅结合，商人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也不敢奢望有参政要求，而中外贸易的迅速崛起和士绅阶层对城市变化的迟钝、陌生，让熟悉洋务的商人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以小刀会起义为例。
1851年英国人为建造跑马厅，强占了泉漳会馆的公墓，成为小刀会起义的诱因。
泉漳会馆建在上海小东门旁边的咸瓜街上，小东门是闽商聚集比较多的地方。
小刀会起义中，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一带被放火，大火连烧四天，大片店铺、民居两千多间化为灰烬。
泉漳会馆、广东会馆、潮州会馆、嘉应会馆以及由宁波人创建的四明公所、徽州人所建的徽宁会馆等都被彻底烧毁。
各地商人以会馆为依托在上海建立的据点毁于一旦，上海也因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商业中心迅速由城南向城北的租界转移。
同样因为公墓的问题，1874年和1898年宁波商人建立的四明公所与法租界之间爆发了两次流血冲突。
第一次冲突，参与人上千，第二次声势更大。
两次冲突之中，一二十万各界旅沪人士掀起抗法浪潮，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水手上岸，受雇于洋人者一律辞职。
尽管抗议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宁波商人用声势证明，他们有能力对这个口岸的根本利益施加影响。
在各种冲突爆发之后，会馆发展遇阻。
邱国盛在《从国家让渡到民间介入――同乡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中推测说，“虽然并无明显的史料证据，但极有可能是经过小刀会起义之后，来自官府的不信任使会馆的发展遭遇到一定的阻力。
”政府推动商会建设最早建议清朝政府管理商会的是企业界和思想界人士。
譬如，郑观应认为，商会是连结官、商的一种好办法，商会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
尔后在1896年，张謇也提出设立商会之说，并表示要由各省督抚予以保护。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也以使“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为由向光绪帝奏请创设商会。
在商会成立之初，大多数人将商会看作是调和政商关系的一剂良药，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动。
1900年商务大臣盛宣怀主张成立商会：“中国商业之不振，大率由于商学不讲，商律不谙，商会不举”，他提出要“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事，兴农工以浚商源，效法西欧，振起商战”，其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
次年，督抚大吏袁世凯也向清廷条陈变法见解，强调商业之所以日趋疲敝，在于“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如虎狼”，进而提出应“使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凡商家“有限于财力权力者，则为之扶掖以助成之，有受人抑制陵轹者，则为之纠察而保护之”。
在梁启超看来，商会能够成为自治的学校，而社会批评家欧榘甲则强调其发挥着作为改造商人阶级的一种组织作用。
1903年，清廷成立商部，作为统辖全国工商实业的最高机构。
商部同年奏请建立全国性的商会网络。
奏折对比了中国与西方及日本的差距称，“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各国之能孜孜讲求者，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
”“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
”1904年，清廷颁布了《禀定商会简明章程》和《商会章程附则六条》，这两项规章是中国早期商会成立的法律依据。
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中商部明确规定：“商会总理、协理有保商振商之责”，“商会之设，责在保商”，确定商会代商人向地方官“秉公申诉之权”，并有向清廷直陈利弊的权利。
在清廷批准各地成立商会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第一时间改为上海商务总会。
清朝商会制度是在官方强力推动下建立的，而对于政府干预商会也不断有人提出质疑，郑观应是其中之一。
郑观应是1904年成立的广州商会董事之一。
他认为，商人们对一个集中、受政府支持的组织持怀疑态度，因为这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独立性。
商会的首要作用是开商智，其次是促进在商业和工业活动中的现代法律权利和责任体系的建设，政府不应该派官员来监督和干预商会事务。
虽然备受质疑，但清廷对商会的干预并没有停止，至1904年清朝政府将山西票号等纳入到国家的监管范围之内，牵头建立跨地域的商会网络，并“准备作为绕过正式的省官僚机构而在地方一级执行商部指示的一个支撑机构”，其被授予直接上诉商部的权力。
出人意料的发展商人们试图扭转这种局面，陈锦江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提到，1903年广州商人要求政府答应不干涉商会事务，而商会后来的发展势态确实也却超过了官方对于会馆功能的最初考量。
商会成立后的自行其是和独立，让政府措手不及。
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这种局面的典型反映。
这次运动源于美国政府迫害华人和强迫清政府续订苛约。
上海商务总会率先发难，得到上海70多个行业资本家的签字赞同，各地商会也群起响应。
对此，清廷以“有碍邦交”为由，命各级地方官“从严查究，以弭隐患”。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禁止天津商会出面组织抵制美货运动，不准登载拒约消息的《大公报》发行。
两广总督岑春煊甚至借故逮捕拒约会成员，使广东的抵货运动遭受严重挫折。
《东方杂志》载文指出：“今日社会之性质，信官不如信商”，并提出依靠商人力量“实行永久之抵制”。
这次违背清政府禁令的运动持续半年之久，展示了本土商人的集体力量和社会使命感，这是近代商人首次以一个阶层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性事件。
同年，上海成立了中国商人所组织的第一个体操协会，之后其被改组为具有半军事化特征的“商团”，成为其它许多通商口岸，包括广州、汕头、天津、汉口和松江商团的典范。
1906年，朱葆三、虞恰卿、傅筱庵等人发起成立的华商体操会，也是一个武装团体，有枪支弹药，以求自卫，主要成员是商人，经常在四明公所开会。
到民国元年上海各业和商团共有20个，人数约有2500人。
商会对社会改革和推进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商务活动，他们的活动范围从安装路灯、倡导锻炼体魄的体育运动到组织商团。
1905年10月成立的以上海商务总会为依托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承办了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这是上海试行地方自治之始。
1907年以后，上海商会受到预备立宪公会鼓动，主办了一系列关于商法的讨论。
各商会派出代表团来上海讨论这一问题，研究如何把自己组织成一个常设性的、全国性的商会联合会。
商会作为对地方和地区权威的支持形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
1919年辛亥革命爆发，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商人组织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
陈锦江认为，商会促使清朝政府倒台的作用，远较众多商会领袖公开给予辛亥革命的短期支持要大得多。
学者一般认为，传统商人组织可归纳为三种：一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缘组织――商人家族；二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业缘组织――商帮和会馆；三是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业缘组织――行会和公所。
商会冲破了界限分明、壁垒森严的血缘、行业、帮派、地域限制，成为跨行业和不限籍贯的商业组织，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虽然早期商会是在官方授意下组成的，被视为受商部控制和指导的一种半官方机构，它对早期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早已超过了最初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