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商人组织

历史上的商人组织

中国商人及其组织正在与时俱进地成长。重温明清以来中国商业组织发展的轨迹，对于它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会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馆、神合一寄托乡情

行的名称最初记载于隋代。行会办公的地方被称为会所，以后也称会馆。行会或会馆起源于客籍他乡者基于人地生疏的一种团体自我保护。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其宗旨或功能，“不仅叙同乡之谊，联同业之情，恤嫠赡老济贫，还作为同业集会议事场所，研讨商情，联络商务，团结同乡，维护共同利益”，以求“有利则均沾，有害则共御”。

最初的会馆主要以京师的同乡官吏为主体，之后主体转变为商人。《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的作者李华曾对明朝时期全国各地在北京所建的会馆进行过统计，有资可查的会馆共有41所。其中，山西会馆5所，占总数的12%强，建于万历（1572-1620年）以后，分别是山西铜、铁、锡、炭诸商创建的潞泽会馆，山西颜料、桐油商人创建的平遥会馆，临汾众商创建的临汾东馆、临汾西馆，临、襄二邑汾河以东南人创建的山右会馆。

在明代之前，我国商人的活动大多是单个分散的，没有出现有较为固定联系的商人群体，即有“商”而无“帮”。商帮在明朝形成，是商人力量滋长的体现，而会馆则是商人力量滋长的外现。明清会馆同时也是同业者祭祀本行祖师的地方。每个商帮都有其供奉的神?o。例如江西人崇拜许真人，山西人信奉关帝，福建人礼祀妈祖等。现在遗留下来的很多山陕会馆同时也是关帝庙。商人用一种能为社会所接受和敬重的方式使自己获得一种神性保佑，这是商人寻求自我安全的一种心理投射。

具体来说，明清会馆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祭日、年初或其他吉庆日，会员在会馆内演戏设宴，以敦乡谊，或者便于新来同乡者寄宿。二是祭祀神灵，寻求心理庇佑。三是安置同乡灵柩，或者资助同乡回乡旅费、养育孤儿、设立义塾及施衣赠药等工作。四是制定商业规则，仲裁会员间的纷争，为会员提供紧急借贷，做商人与政府的桥梁，代表会员交涉纳税事宜等。

经济史专家全汉升认为，会馆与行会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对于本行工商业的统制是消极的，行会的规条上几全都有“不准”、“不得”等字。在他看来，行会目的在于免除本行会员相互间的自由竞争，故有种种严厉的禁止，而会馆目的则在尽量保护会员利益，并团结同乡的工商业者成为一个坚固的壁垒，与外者竞争。

会馆与政治斗争

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县城周围“店铺多得惊人，各处商业繁盛，一进黄浦江就看到江上帆樯如林”。商业的发展使上海聚集了来自福建、广东、江浙、徽州等地的外来人口。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同乡商人为主体的会馆组织也相继建立。

泉漳会馆是福建船商1759年所建的会馆，比泉漳会馆更早的有湖州会馆，由绍兴钱、豆、炭商修建的浙绍公所，1754年由徽州、宁国人在上海建立的徽宁会馆和1757年由船商修建的潮州会馆。到开埠前夕的1842年，上海县城内外由外省籍商人创设的会馆、公所至少已经达到27所。

1806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铁保规定：“上海一地，凡客省商船进出口，皆需本省会馆出具保结。”这是政府对会馆权力的让渡。正如劳伦斯"克里斯曼所指出的那样，近代中国城市的外来经商者乃是“在不设引人注意的管理机构的情况下来管理自己”。而在此前的广州，从1750年开始，清朝官方要求，外国商船凡来广州进行贸易的，必须在广州十三行洋商中选择一家作为担保人，担保他们纳税、守法，照应他们在中国的行踪，是为保商制度。之后，保商至少还被附加了两项义务，即应付南洋各国贡船贸易和解决外国商船的关税拖欠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没有建立起成熟的外交体系，

清朝官方无形中赋予了十三行公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外交、商务使命。公行的商总要代表清政府处理十三行内与外国商人有关的外交、税务、治安、民政等诸多事务。可以说，广州十三行商是外国同中国高级官员交往的惟一沟通渠道，这种局面到上海开埠后才由两江总督兼任的五口通商大臣所取代。

19世纪前，上海行政军事权力的基本结构是官绅结合，商人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也不敢奢望有参政要求，而中外贸易的迅速崛起和士绅阶层对城市变化的迟钝、陌生，让熟悉洋务的商人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以小刀会起义为例。1851年英国人为建造跑马厅，强占了泉漳会馆的公墓，成为小刀会起义的诱因。泉漳会馆建在上海小东门旁边的咸瓜街上，小东门是闽商聚集比较多的地方。小刀会起义中，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一带被放火，大火连烧四天，大片店铺、民居两千多间化为灰烬。泉漳会馆、广东会馆、潮州会馆、嘉应会馆以及由宁波人创建的四明公所、徽州人所建的徽宁会馆等都被彻底烧毁。各地商人以会馆为依托在上海建立的据点毁于一旦，上海也因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商业中心迅速由城南向城北的租界转移。

同样因为公墓的问题，1874年和1898年宁波商人建立的四明公所与法租界之间爆发了两次流血冲突。第一次冲突，参与人上千，第二次声势更大。两次冲突之中，一二十

万各界旅沪人士掀起抗法浪潮，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水手上岸，受雇于洋人者一律辞职。尽管抗议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宁波商人用声势证明，他们有能力对这个口岸的根本利益施加影响。

在各种冲突爆发之后，会馆发展遇阻。邱国盛在《从国家让渡到民间介入――同乡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中推测说，“虽然并无明显的史料证据，但极有可能是经过小刀会起义之后，来自官府的不信任使会馆的发展遭遇到一定的阻力。”

政府推动商会建设

最早建议清朝政府管理商会的是企业界和思想界人士。譬如，郑观应认为，商会是连结官、商的一种好办法，商会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尔后在1896年，张謇也提出设立商会之说，并表示要由各省督抚予以保护。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也以使“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为由向光绪帝奏请创设商会。在商会成立之初，大多数人将商会看作是调和政商关系的一剂良药，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动。1900年商务大臣盛宣怀主张成立商会：“中国商业之不振，大率由于商学不讲，商律不谙，商会不举”，他提出要“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事，兴农工以浚商源，效法西欧，振起商战”，其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