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土的辽金元时期的陶瓷佛像

北京出土的辽金元时期的陶瓷佛像辽、金、元三朝是北京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承期，其政治地位由隋唐时期统一政权下的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依次上升为封建割据政权下的陪都——辽南京、独立政权中的正式都城——金中都，最终成为整个封建帝国的中心——元大都。

这种政治形势的转变同时也推动、促进了北京地区社会文化的大发展，开始逐步上升为全国性的文化中心。

辽、金、元三朝，均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权，出于统治需要和宗教需求，他们对佛教采取了积极扶植的政策，从而使佛教信仰广泛地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可以说上到皇室贵戚，下至士庶百姓，信徒遍布，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佛教信仰的深入和势力的壮大，伴随而来的是佛教文化的全面兴盛。

“城邑繁富之地，山林爽垲之所，鲜不建于塔庙，兴于佛像”，可见，兴造佛像是当时颇为重要的一项佛教事业，在社会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陶瓷类佛像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吴晋时期墓葬中出土的钱树底座和魂瓶(谷仓罐)上的贴塑，而这种佛像尚未独立发展，严格地讲只能算作明器上的附属装饰品，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局限于丧葬习俗的范畴之中。

宋、辽时期，铜资源严重匮乏，随着与官方统治者和僧侣集团主导的各类大型佛教造像渐趋衰落，陶瓷类佛像凭借着体积小型化、材料适宜于制作各种形态、成品所特有的质地、色泽等方面的艺术美感以及便于大量生产等优势，开始作为单独的佛教造像艺术门类，开辟出一个自身独立发展的空间。

全国各地的很多窑场都可以烧造出类型丰富、釉色各异的陶瓷类佛像，并流通南北。

这一时期陶瓷类佛像的兴起，已超出了单纯的宗教领域，而是更多地与民间的信仰、艺术、商品流通等联系在一起。

它可以根据人们的不同要求，及时、便捷地进入到家庭、寺庙、墓葬等不同的空间之中，从而产生了更为充分地精神慰籍和愉悦，进而增强对佛教的神圣感和神秘感。

一.辽代陶瓷佛像位于门头沟区的龙泉务窑是辽境内仅次于缸瓦窑的第二大窑场，也是目前北京地区考古发掘最为充分、文化面貌最为清楚的窑址。

龙泉务窑以烧制辽代白瓷、三彩器为主，其产品至少在辽南京范围内广泛流通。

在遗址中发现了几尊陶瓷造像。

琉璃釉三彩菩萨像(图1)一尊，通高32厘米，菩萨头戴花蔓冠，大耳下垂，面容慈祥，双目微张平视前方，眉间有毫，隆鼻，宝缯飘曳，颈饰璎珞，袒露胸腹，下身着大裙，结跏趺坐，左小臂侧前平伸，右小臂上举，两手均从腕部残断。

该菩萨像以施绿釉、黄釉为主。

另一尊也为三彩菩萨像，通高51厘米，菩萨头梳发髻，面部残缺，外穿双肩式袈裟，内着僧支，胸前佩戴璎珞，下着大裙，结跏趺坐，右小臂上举，手微握，左小臂侧平伸，手微曲。

这两尊菩萨像胎质白细而坚实，釉色明亮光润，造型生动，是辽代三彩器物中的精品。

还发现彩绘佛像(图2)一尊，通高79厘米，卷发螺髻，双耳下垂，面部丰满，神态庄严，双目微启下视，身着偏衫式袈裟，上面涂朱红色。

前胸袒露，左手施说法印，略有残缺，右臂残断。

结跏趺坐，下面为莲花宝座。

莲花座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四重莲瓣，下部为八角形，分三层呈台阶状向上内收，最低层边缘饰一周覆莲纹，其余两层边缘饰连珠纹。

此外，还有白瓷佛像一尊，下半部残缺，坐姿，面容不清，双耳下垂，身穿袈裟，衣纹褶皱流畅自然，素背光。

白胎致密，釉色白中闪青，残高4.5厘米。

以上的几件辽代佛像的造型特点为，肉髻较平缓，在螺发与肉髻之间嵌有一髻珠，符合于唐末五代以来佛像的发展趋势。

面相肥瘦适中，方中带圆，坐像的上半身偏长，胸部宽厚，给人以庄严雄壮之感，则表现出一定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气质。

莲座为束腰大仰莲式，莲瓣饱满舒展，莲座的下部为三层台阶式，是宋辽时期最为流行和常见的样式。

二.金代陶瓷佛像在丰台区瓦窑村的一座金代砖塔塔基中，出土了大量随葬器物，包括影青加彩荷叶盖罐、龙泉窑菊瓣钵、龟鹤铜灯台、铜壶、铜鼎等。

此外，还有一件青白釉观音像(图3)，为跏趺端坐式，头顶罩有连衣风帽，覆盖全身，衣裳边缘施影青色釉。

高发髻，上戴宝珠冠，正中有一尊小化佛。

观音面部方中带圆，双目微张，眉间刺白毫，直鼻小口，面容丰腴，神态慈祥。

前胸袒露，佩戴有璎珞，璎珞上饰朱彩、贴金。

造型庄重，制作精细。

这件青白釉观音像的制作技艺和形象与上海博物馆藏的南宋青白瓷观音像、浙江衢州市南宋史绳祖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瓷塑观音像风格颇为相近，表现出景德镇窑青白釉瓷器的特点。

三.元代陶瓷佛像在昌平区发现了两件龙泉窑青釉佛教造像。

一件为释迦牟尼佛坐像(图4)，其头顶为螺形高肉髻，双耳硕大下垂，面部为近似圆形，神态祥和宁静。

上身披双领下垂式袈裟，前胸袒露，上有“卍”字纹装饰，下身着僧裙，双手结禅定印。

佛结跏趺端坐于莲花宝座之上，宝座的边缘为卷曲的莲瓣。

莲花座下承以束腰六边形基座，上层印各种花卉纹，束腰部分为卷草纹，下层饰垂云纹。

胎体坚实，施釉厚重。

佛像的面部、前胸和双手未施釉，即用瓷胎的赭褐色表现出肌肤的颜色。

通高25.4厘米。

另一件是骑观音菩萨像(图5)，头戴高耸的花冠，两侧下垂至双肩。

双目微闭，口略张开，面容宁静严肃，身披袈裟，前胸袒露，佩戴璎珞。

下身穿着纱裙，纱裙的上缘为花边形，下面有三条珠连璎珞垂带。

双手结禅定印。

观音菩萨像结跏趺端坐于莲花宝座之上，莲瓣卷曲。

莲花座之下为一站立的，头向上仰起，双耳耷垂，二目圆睁，方口大张，露出齿舌，四足外撇，粗壮有力。

胎体坚实，施釉浓厚，菩萨的面部、前胸、双手和的双目、舌齿、足底部未施釉，呈赭褐色。

景德镇窑青白釉观音菩萨像(图6)一件，出土于西城区的定阜大街。

菩萨头戴宝冠，正中为一盛开的莲花，前额露出细密整齐的发丝，双耳下垂。

面部丰满，似带笑容，双目微睁，眉间有毫，高直鼻。

上身穿袈裟，前胸袒露，下身着长裙，胸前和衣裙上饰连珠璎珞。

左臂下垂放于身侧，左手半掩于衣袖内。

左腿弯曲下垂，脚踏地面，右腿支起，右臂放于右膝上，右手腕上戴钏。

造型整体端庄大方，并通过繁缛的装饰衬托出菩萨的雍容华贵。

胎质洁白细腻，通体施釉，釉色白中泛青，制作精细，体现出景德镇窑高超的瓷塑水平。

这件佛像的造型、装饰与江西高安宋代墓葬、山东茌平元代窖藏中出土的瓷塑观音像非常接近，在北京毛家湾瓷片坑中也有相似的残片出土，应是宋、元时期观音像的流行样式。

景德镇窑青白釉观音龛像一件，出土于元大都城内的后英房居住遗址中。

菩萨头戴宝冠，整体为近似长方形。

龛楣贴塑朵云与山峰，龛两侧贴塑缠枝花卉，龛座下部塑出两层波浪，龛内塑观音一尊。

胎质坚密，为灰白色，釉色白中闪青。

宽11、通高19厘米。

上述考古发现的辽金元时期的陶瓷佛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北京地区的佛教信仰以及陶瓷器的发展、流通等状况。

1.关于这些陶瓷佛像的用途，其自身并没有文字可考，但是根据其他相关器物和记载，我们还是可以作出相应的推断。

1922年广东省潮州驻军在城西南羊皮岗挖掘出四件青花瓷佛像，佛像上有铭文：“潮州水东中窑甲弟子刘扶同妻陈氏十五娘发心塑释迦牟尼佛，永充供养，为父刘用、母李二十年阖家男女乞保平安。

治平四年丁未岁九月卅日题。

匠人周明。

”另据辽耶律弘基所造银佛的背面铭刻记载：“白银千两，铸二佛像。

威武庄严，慈心法相。

保我辽国，万世永享。

开泰寺寿银佛，愿后世生中国。

耶律弘基虔心银铸。

”据此，我们认为这些陶瓷类佛像为信徒们对佛教三宝之一——佛供养行为的产物，属于佛事功德活动。

这些佛教信徒自己出资舍财，慷慨解囊，实施供养，将其安放于寺庙或者家庭佛堂中，主要是冀希通过这种行为，表达对佛祖的虔诚和敬仰，以求得佛的保护和福佑，从而达到灭罪、禳灾的目的。

2.这些佛像之中，均为释迦牟尼佛和观音菩萨像，并且后者的数量要超过了前者，反映出观音信仰在民间的地位逐渐上升。

观音又叫观世音，是佛国第一菩萨，为阿弥陀佛的右胁侍。

观音是自我觉悟并使众生觉悟的统一体，是指导僧俗修行所追求的最高人格理想的化身。

她能适应信徒们的不同需求，以种种形象显灵，教化救助众生，因此有三十二应身或三十三应身之说，不同的形象、姿势等则有不同的涵义。

通常，将作出一腿翘起，一腿下垂姿态的观音像称为水月观音或南海观音、自在观音等，表现出的是观音在南海普陀山紫竹林道场休憩的样子。

观音坐于莲座之上，骑在上，表现的则是观音渡海的场景，喻示着普渡无量众生。

这两种观音造型均是宋元时期的较为流行样式。

3.这几件陶瓷佛教造像分别属于辽南京龙泉务窑、金元时期南方龙泉窑和景德镇诸窑的产品，均烧造于当时北方和南方重要的窑场之中。

龙泉务窑在辽代晚期已发展成为官窑，是辽境内的重要窑场之一，其生产的三彩器物更是冠绝当时，三彩佛像就是其中的代表。

金元时期，北方的一些名窑逐渐开始衰落，而南方的景德镇诸窑、龙泉窑等兴盛起来，在规模、工艺等方面逐渐超过了北方，产品行销于各地。

北京发现的青白釉和青釉佛像，都属于代表当时窑场制瓷工艺最高水平的杰作，显示了北京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的特殊性。

在这些北京发现的陶瓷类佛像中，陶质佛像只出现于辽代，金元时期已不见;而瓷质佛像从辽到元一直都有发现，数量也是最多，这与制瓷业及瓷器的历史发展状况是相一致的。

4.从陶瓷佛像的产地来看，辽代的几件佛像均属于北京的本土产品，而尚未发现其它窑址的产品;金元时期均为南方窑址生产的器物，这与北京地区出土的辽、金、元时期瓷器所属窑口的整体状况以及陶瓷器烧造、生产状况是基本一致的。

5.北京出土的陶瓷佛像的数量，以辽、元时期最多，金代最少，这大体可以反映出当时政权对佛教的态度、政策以及北京地区佛教信仰的传播程度。

辽南京作为辽朝的陪都之一，是辽境内佛教文化传播、交流的中心，“僧居佛寺，冠于北方”。

辽朝僧官的设置，仅在南京设左、右僧录司，其余四京则只各设一僧录司，可见契丹政权对南京地区佛教的重视。

金朝鉴于“辽以释废”的消极影响，对佛教加以限制，金世宗就曾宣称“至于佛法，尤未所信”，因此金中都的佛教发展趋于稳定、合理。

元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了大力扶持的政策，使元大都成为全国佛教发展的中心，广建寺庙，延揽名僧，刊刻藏经，大行佛事，其中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用铜50万斤铸造的寿安山寺卧佛，在佛教造像史上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纪录，可见当时元大都佛教文化的兴盛。